首页 课题 评奖 成果 出版资助 普及咨询 社团管理 民办社科机构 专家学者 学术动态 重要文件 政策法规 下载
  您现在的位置 首页 > 新闻中心 > 社科成果要报
区域经济研究中几个现实问题探讨
编辑:admin 时间:2008-2-29 15:40:00
  编者按:本文是省政府经济建设咨询委员会副主任朱家良研究员2007年12月1日在我会召开的“当前国内外经济走势与浙江省地方政府决策”策论研讨会的发言的进一步展开。作者提出了分析经济形势和制定经济社会发展规划需要进一步思考的几个问题。现予以刊登,供领导和有关部门参考。
 
  一、区域经济运行与全国的不同点
  从经济运行视角看,区域经济与全国经济是二个不同层次,区域经济运行状况与全国有以下不同点:
  1、地区经济是一个全开放系统,是没有“边界”的。全国经济,在经济全球一体化的背景下,无疑仍然是一个独立经济体,有中央政府对国际经济关系的基于国家独立和安全的监管,设有海关等“边界”关卡,对移民有各国不同的门槛和政策,如此等等。国内区际经济关系,要在全国统一市场中打破地区分割和行政壁垒,促进人口和各种生产要素自由流动。例如,国内区际资本流动对资本输出地区和输入地区的经济效应,与国际资本流动的经济效应是有很大区别的。
  2、区域经济是全国宏观经济的一个中观层次,经济运行具有地方特点。地区经济运行与全国比较,主要不同点是:(1)世界经济对地区经济的影响,既与该地区经济结构等特点有关,又受国家对外经济政策的调节,就是说,世界经济对地区经济的影响中,国家对外经济政策的“折射”作用不可忽视。(2)宏观经济形势和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对地区经济运行起着重大作用。(3)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对地区经济的作用,由于不同地区经济结构、资源禀赋、经济主体对宏观调控政策的敏感性不同等等,因而有着不完全相同的政策效应。
  正是由于区域经济与全国经济有着这些不同点,浙江2007年经济运行与全国相比,虽运行轨迹与全国基本一致,但差异也是明显的。一是浙江三大需求增长格局与全国有所不同,全国总体上仍然保持以高投资、高出口为经济增长主要拉动力的格局,浙江出口增长速度仍高于全国,但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2005年以来已减缓到10.5-13.4%,比全国同期投资增长年率低11.1-15.2个百分点。二是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轨迹与全国有一定差异。浙江1999年投资增长率2.1%,比全国5.1%低3个百分点;2000年增长率大幅上升至20.2%,比全国10.3%高得多。2001-2004年,浙江投资增长率达22.5-38.9%,但从2004年起,投资增长率低于全国,2005年为10.5%,2006年13.4%,2007年1-9月11.8%,与全国近几年投资增长率均在24%以上、2007年1-9月增长率仍高达25.7%不同,形成很大反差。据研究认为,浙江投资增速下降,总体上属于浙江经济发展阶段性转变过程中的理性回调,与浙江企业省外投资增长快、规模大,投资额2005年底已达6400多亿元,也有一定关系。三是浙江金融市场活跃,运行状况与全国差异明显。2007年浙江金融运行突出表现在浙江存贷比高,2006年达到82.6%,比全国67.2%高出15.4个百分点;贷款规模大,2006年浙江全部金融机构贷款为全省生产总值的128.8%,比全国106.8%高出22个百分点;并且与全国流动性大量过剩不同,出现了流动性结构性紧张现象,民间融资再度活跃,民间借贷利率大幅度上升。
 
  二、区域经济增长动力中的需求和供给
  对于经济增长的分析,是从三大需求拉动和供给能力推动两方面进行的。全国宏观经济模型的一些成熟分析方法,应用于地区经济运行分析和规划制定,是有很大局限性的。
  1、从需求角度看,在一省区域经济运行中,投资、消费、出口三大需求与经济增长并不具有可以准确进行定量分析的“匹配关系”。在宏观经济中,经济增长率可以用投资、消费和净出口的拉动率准确进行计算。但一省区域经济,没有海关之类的“边界”,区际贸易和要素流动难以准确计量,加上浙江属于能源、原材料和产品、服务“大进大出”省份,无论投资品还是消费品,都大量由省外国外供给,导致省内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大量溢出;同时,浙江产品大量销往省外国外,许多进口品不是由省内贸易机构进口的,因而以净出口计算对一省区域经济的拉动力也存在诸多局限性。
  以浙江省内投资对省内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来说,我们曾经做过浙江省内投资对省内经济增长“有效需求含量”的粗略估算:全部固定资产投资可分为设备购置、建筑安装、其它费用三个部分,以2005年为例,分别占24%、57%和19%。其中,设备购置绝大部分从省外输入或国外进口。建筑安装,从建筑材料、施工队伍来源等方面估算,转化为省外需求部分大于在省内实现的需求(包括来自外省建筑承包商的利润转移,施工队伍工资收入的相当一部分转化为省外需求,省内消费的部分消费品供给也有相当一部分来自省外)。其它费用中,70%为土地购置费用,主要转化为省内需求,但并不全部转化为即期消费,而且相应的产品和服务供给也有相当一部分来自省外。
  从浙江工业产品销售市场看,1997年大规模调查的结论是70%以上销往国外省外。近10年来,浙江出口依存度大幅提高,销往国外省外的工业产品已占80%以上。这从另一个视角表明,浙江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国外省外需求。
  从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看,全国以净出口计算国外需求拉动作用的方法,用于分析省域经济运行存在诸多问题。首先,海关进出口额统计,难以正确反映一省实际进出口情况。这是因为,在出口总额中,有本地企业到外地转口,也有外地企业到本地转口;进口更是难以计量。浙江企业购进的原油、燃料油、钢材、有色金属和技术设备等,大量是国有大公司进口的。可见,区际贸易规模迅速扩大,包括进口产品在国内流通,对浙江经济运行的作用越来越大。其次,省际贸易的数额,更是难以正确计算。再次,对于一省地区经济来说,以净出口计算对经济增长的拉动率只是一种理论的抽象,实际上,无论出口还是进口,都对经济增长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2、从供给角度看。由于浙江经济属于“大进大出”省份,能源、矿产、原材料主要依靠国外省外输入,产品大量销往国外省外,因而浙江经济增长从需求视角看,拉动了省外国外经济增长,从供给角度看,要靠浙江产品的竞争能力、市场开拓能力去占有省外国外市场。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在浙江经济增长动力结构中,改善供给重于扩大需求。必须依靠结构的调整和提升,或低成本竞争优势的保持和新的竞争优势的构建,扩大省外国外市场,更多利用国内国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来实现浙江经济的稳定持续较快增长。
  3、对固定资产投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一点说明。
  投资具有双重效应,一是投资需求拉动经济增长;二是资本形成提高供给能力,即通过投资提高企业、区域的供给能力,主要是通过提高竞争能力占有更大的市场份额,从而更多利用外地的市场和资源来实现持续的经济增长。近几年来,浙江固定资产投资增幅放缓,而全省生产总值增长率反而上升,表明投资对浙江经济增长的主要作用在于提高供给能力。或者说,浙江投资与经济发展关系的中心问题,在于提高浙江产品和服务的市场竞争力特别是国际竞争力,提高浙江产品和服务在国际、国内产业分工和价值链中的地位,由此提高产业的持续发展能力,并通过企业市场竞争能力的提高来保持企业的投资能力,保持适度的投资规模。可见,对于浙江产品和服务市场竞争力方面目前存在的问题,如产品档次低、能源和资源消耗高、污染物排放比较多、成本上升制约企业利润空间、缺乏核心技术等等,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大力推进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三、人口流动迁移对区域经济发展的重大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地区之间的人口流动迁移规模不断扩大。这种大规模的人口流动迁移,反映着全国及各地区经济结构、社会结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深刻变化,人口、经济、资源、环境关系的演变,十分深刻地影响着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成为区域经济发展中极为重要的现实问题和理论问题。
近30年来大规模的人口流动迁移,有以下一些特点:
  1 、人口跨区域大规模流动。这不仅表现为各省市区范围内的流动,也表现为省际之间,全国东、中、西部之间的大范围流动。据国家统计局根据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结果推算,2005年底全国流动人口1.5亿,其中跨省流动达0.5亿。
  2、农村人口向城市大规模转移。这不仅表现为农村人口就近向城镇转移,也表现为从内陆、边远地区农村向沿海大中城市转移。据国家统计局调查推算,流动人口中从乡村流到城镇的占65%。
  3、从短期流动向真正意义上的人口迁移转变。在初始阶段,人口流动以短期的外出务工经商为主,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发展的需要,这种人口流动由短期向常年转变,其中一部分在就业地有了比较固定的职业和住所,转向真正意义上的迁移。据国家统计局调查推算,跨省人口流动中,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至一年的占21.6%,一年至三年的占35.0%,三年至六年的占22.0%,六年以上的占21.4%。
  4、在时序上从区际流动为主逐步向城乡迁移为主转变。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中期,主要是区际人口流动,其主要动力是经济先发展地区工业化的拉动,特别是沿海地区乡镇企业、外资企业、私营企业和国有企业改制后加快发展的拉力,以及改革开放以后农村人口外出寻求致富门路的推力。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在工业化持续推进的条件下,部分地区特别是沿海经济较发达地区进入了城市化加速期,工业向大城市的工业区和城镇集聚,人口流动集中表现为从农村向城镇转移。
  5、农村人口转移由就业非农化向市民化转变。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共中央做出了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部署,加快了户籍制度和进城农民身分待遇相关制度的改革,提出了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结构体制的任务,从而推动了进城农民向市民的逐步转变。有人认为,中国正在迎接“人的城市化”,或者说“新一轮城市化的核心聚焦在人的城市化”。
  浙江省内人口流动总体趋势与全国相同。杭州、宁波二市人口流入数量最大,丽水、衢州二市2000年人口普查常住人口已分别比户籍人口少33万和30万,分别为户籍人口的15.3%和14.1%。近几年来,丽水、衢州实施人口“外迁内聚”政策,使外出人口继续增加。据衢州市调研,全市118万农村劳动中,2006年已有40多万外出务工,占1/3以上。
  人口跨区域流动迁移对区域经济的影响,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在人口集聚和经济集聚的关系上,应力求两者相互适应,使地区之间的经济布局和人口分布大体相当。二是在空间开发和产业集聚的关系上,要从不同地域的人口流动趋势、资源禀赋和区位条件等出发,分别确定各地的开发功能,相应确定各地的产业发展方向,按产业发展方向建设基础设施,确定产业准入政策,提供良好的产业发展环境和制度供给,以空间引导人口和产业的集聚发展。三是在地区经济不平衡发展和协调均衡的关系上,要通过人口流入地区的集约发展和人口流出地区的生态建设,通过不同地区适应各自条件的资源开发强度和不同经济密度,实现各地区经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和空间均衡。四是在城市化和新农村建设的关系上,通过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向非农产业转移,以城带乡加强新农村建设,实现城乡协调发展。
  四、资源承载率的二种视角
  资源承载率作为分析判断一个地区人口、经济、资源、环境协调问题的一个重要指标,受到学术界、政府和规划部门的高度重视。资源承载率就是用一个地区的土地、水资源、环境容量等来计算该地区可承载的人口容量。例如,按某地可利用水资源量和人均综合耗水量计算水资源的人口容量;按土地资源的一定比例及该地区社会经济条件下的人口密度,计算土地资源的人口容量等。按这些方法得到的一个地区资源承载率的定量评价,实际是在一定条件下该地区相对的最大人口规模。深一步思考,可发现这是一个相对的有局限性的指标。这可从以下几方面观察思考:
  1、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资源节约和集约利用程度的提高,人均资源消耗将是可以改变的。生态平衡和环境容量也因科学技术的进步而具有可塑性,例如,随着污染治理水平的提高,可在同量环境条件下容纳较大的生产规模和人口规模。
  2、目前对于一个地区资源承载率的计算,是以不可移动资源要素为基本依据和基础数据的。在理论上,一般把各种资源要素分为可移动和不可移动两类,可移动要素在市场配置资源条件下,可以通过市场交换来获取;不可移动要素,是一种既定的自然禀赋。但从现实情况看,跨区域引水,在保持河流生态平衡和不超过可利用水资源的限度内是可行的,这就使水资源有了一定限度的可移动性,使一些严重缺水地区提高了资源承载率。
  3、从一个地区乃至一个国家的发展情况看,国内国外的大都市地区人口密度和经济密度都非常高,新加坡、以色列和我国香港特区的情况都是值得我们在研究资源承载率时深入思考的。
  基于这些观察和思考,可对资源承载率的评判提出一种新的视角,就是把人口和经济布局结合起来,从动态视角深化资源承载率的分析评价。人口分布和经济布局的结合点,在于产业结构和人口流动,动态变化的变量主要是科技进步等引发的对资源利用率的提高,以及水资源等在严格限制条件下的跨区域流动。由此,可以得出以下三点看法:
  1、研究分析资源承载率,可以有两种视角,一种主要依据资源占有量,另一种主要依据资源利用率。按资源占有量计算资源承载率,更适用于大区域范围,对小区域范围,局限性相对大一些,如一条大河流域中的一个县,水资源拥有量涉及上下游水量的分配问题;城市化地区和乡村地区,土地资源的人口承载率差异很大。
  2、以资源占有量计算人口承载率,基本上属于静态分析,以资源利用率计算人口承载率是一种动态分析,这两种视角可以互为补充。以往主要采用第一种视角和方法。为着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加快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要重视后一种视角和方法的研究,正确选择不同地区的发展战略和区域开发功能定位,加强“空间引导产业布局和人口流动”的研究,合理确定不同地区的产业准入和禁入条件,促进区域经济布局和人口分布大体相当,实现人口、经济、资源、环境相协调。
  3、为提高资源利用率,引导人口与经济、资源、环境相协调地合理分布,需要有相应的制度和政策,包括人口管理、资源管理和财政政策、税收政策、产业政策、投资政策等方面的改革和政策调节。
  五、正确对待不同地区发展指标在全国位次的变化
  目前,对于不同行政区域发展状况在全国的“排位”,既有积极一面,也有诸多负面影响。为着发挥各区域的不同优势,合理确定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和空间开发功能,实现经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必须正确对待各区域发展指标在全国“排位”的变化,防止机械类比、盲目攀比。要对“排位”的变化进行具体分析,以期得出有利于各地区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的结论。
  (1)增长区位在地区之间是移动的增长率高的地区会随着内外部条件的变化而发生变化。如珠江三角洲曾是增长率最高的地区,进入新世纪以来,增长率前几年有所减缓、近年来又有所回升;上海随着浦东开发开放,经济增长率由低于全国平均值改变为高出3、4个百分点,近几年来又有放缓趋势;东北老工业基地和中部有的地区近年来已在振兴和崛起。浙江经济年增长率一般都高于全国平均值3~4个百分点,今后几年有可能进入合理回归的过程。这些都表明,不同地区的发展阶段不同,发展条件不同,国家政策对各地区的经济效应不同,因此,增长区位、增长极在全国不同地区之间是移动的,“排位”变动是必然趋势,重要的是进行科学分析和正确解读。
  (2)不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协调性的动态变化是不同步的。由于各地区发展条件和发展阶段不同,例如,资源开发型经济地区和外来资源加工型经济地区,人均生产总值1万元以下地区和人均生产总值超过3万元、4万元地区相比较,在一个时期内,产业结构调整的重点不同,重点发展产业部门及其投入产出比不同;在不同发展条件下,城乡统筹协调所要解决的重点问题不同,社会建设的重点和所要解决的最现实的民生问题不同,等等。这些情况,必然使不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指标的增长幅度和变化趋势各有差异,纵向和横向比较的统计结果也有所不同。因此,依据统计数值进行的“排位”,只能静态地反映地区之间的差别,而不能动态地反映各自变化的特点和趋势以及这些数值隐含着的具体实际。只有对统计结果及“排位”变动进行具体分析,才能正确评判其合理性,从实际出发提出有针对性的改进措施。
  (3)有些指标的区域差异,是由各地资源禀赋和结构特点决定的,因而在短期内是难以改变的例如,科技研发经费占GDP的比重2004年浙江为0.84%、北京7.88%、上海2.29%、陕西2003年2.83%。具体分析这些数据,可以得出以下看法:首先是浙江研发经费确实偏低,应着力加以提升,经过二年努力,2006年研发经费占GDP比重已提高到1.42%,达到全国平均水平。其次是,客观地分析,浙江这一比重低的原因是:(1)浙江省域国家级研究机构和研究型大学较少,相应拥有高端科技资源也较少;(2)浙江具有研发实力的大型企业较少,许多中小企业购买省外技术进行成果转化,这部分购买技术支出不列入本省研发投入统计;(3)浙江企业参与产学研结合的研发投入,有一部分用于省外高校和研究机构,有些企业的研发机构建在省外,利用省外科技力量进行研发。弄清楚这些情况,有助于政府正确决策和推进相关工作。


  相关文章
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CopyRight 2001
ICP备案序号:浙ICP05030524号
邮编:310025 电话:(0571)87050498、87057497 传真:(0571)87050498 后台登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