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吴昌硕是晚清近代中国艺坛承前启后的一代巨匠，诗、书、画、印四艺精绝，被誉为“石鼓篆书第一人”“文人画最后的高峰”。
今年，我社重磅推出《吴昌硕生平及交游丛考》。本书是一部对吴昌硕生平及其交游情况进行系统梳理和综合考察的学术著作，是书法史大家朱关田先生积数十年学术功力完成的又一力作。
朱关田作为中国书法家协会原副主席、西泠印社副社长，以其深厚的史学功底和严谨的治学态度闻名学界。本书延续了他一贯的实证精神，通过海量一手文献——从吴昌硕诗文手稿、往来信札到时人笔记、日记等爬梳剔抉，以多重证据互证之法，重构了这位金石书画巨匠的真实人生轨迹与交游网络。
今天推送杭州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徐清为本书撰写的书评文章，原载浙江书法院主办的《书法学刊》2025年第2期。
“艺术个体”与“社会文化”的双向塑造
评朱关田新著《吴昌硕生平及交游丛考》
徐清 / 文
在近现代艺术史研究中，吴昌硕显然是非常具有典型意义的个案，其作为“诗书画印”四绝的一代宗师，久为后人所称誉。
吴昌硕
朱关田先生继《吴昌硕年谱长编》《吴昌硕纪年书法绘画篆刻录》（2014）和《吴昌硕题画诗》（2016年）三部著作之后，新近又推出力作《吴昌硕生平及交游丛考》。
该著聚焦于吴昌硕的生平轨迹与交游网络，不仅深描了吴昌硕丰厚而鲜活的形象，更是谱写了一曲“艺术个体”与“社会文化”的交响乐，为我们确立了吴昌硕研究的新坐标。
“传略”与“交游”双线并行
从篇目结构和内容分布来看，全书七十余篇，以吴昌硕“传略”与“交游”相辅，双线并行。
依吴昌硕地域迁转、任职履历为篇目者，如“首游沪上”“候选训导”“初客两罍轩”“迁居西亩巷”“迁醋库巷”“清逸吴下”“初家沪上”“严家桥厘卡”“三任长元吴三县丰备义仓委员”“加捐知县”“四委海运津局”“一月安东令”“三年义渡局委员”“往来沪吴，留宿迟鸿轩”“二迁沪，初居均益里”等各篇，紧扣其一生重要关节点详加考述。
据吴昌硕交游为篇目者，九十余人列入专篇，另有社团群体如“缶翁与吴中画士”“潘钟瑞及吴中词人”“玉兰吟社”“淞社中人”等及附录两篇“沈公周游从事略”“有关淞社及消寒会”，以此构建其交游圈层，描绘以吴昌硕为联结点的人物众相和社会镜像。
两个部分的展开各有侧重，前者因事串联，后者以人提领，然又互相呼应、穿插推进。“双线”结构背后则是作者对个体与社会之间双向塑造、复杂互动关系的深刻洞察。
史料“深掘”与人物“深描”
该著以深掘史料、详实考证为基础，澄清历史误传，对吴昌硕及关联人物的历史形象加以“深描”。
从史料类型和来源来看，传记、年谱、诗文集、地方志、信札、书画题跋、印款、砚铭之外，还包括晚清学人日记、小说、沪上报刊等各类近代特殊史料。域外资料如日韩等国晚近出版的图录也得到充分重视，借鉴参考多达20余种，从20世纪70年代初神田喜一郎主编的《吴昌硕尺牍——诗稿》、松丸东鱼主编的《吴昌硕匾额集》，直到吴昌硕诞辰160、170周年纪念展册等，可谓巨细无疑。
作者对纷繁的史料加以鉴别，发现问题并提出新见。例如关于吴昌硕的履职，沙孟海所撰挽联中“是道咸同宣光五代元老”语，本缘于吴东迈讣告中所述“诰授中宪大夫，御赐福寿字，四品衔，江苏补用，直隶知州，候补知县，署安东县知县，附贡生”。作者则通过详尽梳理，纠正这一误传：缶翁自光绪三年（1877）始得候补训导，此后宦游近三十年，安东令为其生平所任唯一行政长官，讣告中所述“其实乃从时从俗，虚委故事，并非实封”。
再如关于吴昌硕的“诗书画印”造诣，作者敏锐觉察时人所述“四绝”的排序不同，冯君木所撰墓表以“印、书、画、诗”为次序，陈散原为作墓志按“印、书、诗、画”列先后，诸宗元撰传记则为“书、画、印、诗”，惟沙孟海《贞逸先生诔》谓缶翁尤可记者以“诗”居首。作者左右援引、细密考疏，为之辨析：缶翁中年寓居吴下、沪上时，“以诗立身，以印从游，以书应酬，以画自隐”，一代通儒沈曾植为《缶庐诗》作序，亦以其书、画、篆刻莫不本之于诗，可见沙氏“先见之明”，“缶翁之诗，终非书画及篆刻之名所可久掩”。
在澄清履历、探掘根本的同时，作者细心体察吴昌硕的交友心理和处世准则，使其善审时势、与时俱进，又素重名节、亲厚故旧的形象跃然纸上。如写缶翁初抵沪上时，或以谭献“嘤求”之教先于业师杨岘“择交”之嘱，然亦铭记业师厚望和寄托，不论遗老新贵、新知旧雨，同气相求、知遇感恩。
正如书中所云：“民国初立之际，时风嬗变，逊清遗老即使一代名师与名臣，大都沦为新贵或富商清客。如缶翁旧雨李审言、叶昌炽、郑叔问、况蕙风、潘志万亦是。即使流人朱念陶，缶翁亦从无见卑色以轻之。
此忠厚之本色，正是缶翁声望所归者也。”又如作者考辨陈巨来《安持人物琐忆》记况蕙风、吴昌硕绝交一事之误，叙录朱彊邨劝缶翁戒足、戒食、戒吟之趣事等，均显出对吴昌硕及友人精神气质和内在情性的审慎把握。
交游圈层与社会文化网络的立体动态呈现
吴昌硕一生有极为广泛的人际往来。依年辈高低、亲缘远近，有乡贤、师长、同门、同僚、姻亲、门生等；据社会身份、文化身份，则有遗老、新贵、富商以及精善诗词、书画、金石、篆刻者，其中又多交叠错综。作者理头绪、辨异同、明变化，将吴昌硕的交游圈层、社会关系进行立体和动态的呈现，深刻揭示了其艺术活动背后的社会动能、艺术文化地位的塑造机制。
例如“严小舫及吴隐”篇中，作者将严、吴二人与缶翁之间的关键事件一一揭明：身为中国通商银行创建人、上海商务总会总理的严小舫曾结集所藏法帖而成《小长芦馆集帖》，因请吴隐主持补刻，得由吴隐推荐旧识缶翁为之作序。
光绪癸卯（1903）至丙午（1906）数年间，缶翁来沪每每倚从严氏、寄寓小长芦馆，而此时也正是吴隐初创上海西泠印社的重要时期。吴隐刊行印谱，缶翁屡屡支持。民国二年（1913）缶翁被推为西泠印社首任社长之后，吴隐续刊缶庐印存三集、四集及其国内首部书画集《苦铁碎金》等，而缶翁亦投之以桃、报之以李，先后为题《西泠印社》《隐闲楼记》《潜泉额》《潜泉铭》《遁庵联》等。此时的西泠印社是全国唯一编辑出版金石书画的专业单位，助力缶翁之声望厥功至伟，而缶翁也担当起了印社文化领衔人的重责。
吴昌硕沪上交游者多新派人物，著名如谭献、吴保初、裴景福、翁同龢、严信淳、何汝穆等，多为其贵人；尤其是与时任日本日清轮船公司中方经理的王一亭结为忘年之交，情谊非同寻常。
作者专列人物篇章，将吴、王二人十余年的交谊概括为偕游、陪侍、书画三事，依时间线索拣择、叙录，又以“六三园情结”篇与之互补，以丰富细节带出中日富商、上海市贾对于艺术生态的影响，将吴昌硕从“艺术孤峰”还原为“网络节点”，凸显了艺术家个体选择与社会文化的内在关联。
历史叙事的“微观转向”与“宏观进路”
该著通过对吴昌硕人生履历和交游事略细致入微的考据，巧妙地折射出一个时代的“文化生态系统”，由此从单一的艺术史研究跨向了多维的社会史、文化史研究，在历史叙事的“微观转向”与“宏观进路”两维之间形成极大的张力。
其中尤可显见的研究专题，比如有关近现代社团史者，西泠印社海外社员河井仙郎与缶翁的“六晤”及前后因缘，南浔旅沪富商群体（天韵楼周庆云、嘉业堂刘承幹、适园张钧衡、密韵楼蒋汝藻等）与“淞社”的关系，“超社”与“淞社”的人员构成之异和宗旨之别等。
有关近代知识分子精神史者，如晚清四大家之一郑文焯，辛亥以后售书、鬻文、校书，然又因贵公子作派，不合时宜、不通世故；郑文焯之外，况蕙风、朱彊村、缪艺风、叶昌炽等性情各异，亦似百千支流、终汇入时代大潮。关于中外艺术交流与传播史者，日本藏家于吴昌硕书画鉴藏之机缘颇堪推究。王一亭的率先引领，永传次郎、长尾雨山的推介，尤其是六三园主人白石鹿叟的垂重、延声、助进、推誉，诸事可检，作者据缶翁《六三园记》等史料，为我们展现了一帧帧鲜活的历史画面。
此外，还有长三角地区的城市变迁史、地域经济史、商业史等，均与金石篆刻史、书画艺术史共同构成了近现代中国社会转型发展的立体全景。
结语
梁启超先生曾论史家之“四长”：其一史德，不溢美不偏私，求客观求忠实；其二史学，贵专精不贵杂博；其三史识，观察敏锐、时有卓见，注重来龙去脉和人物关系；其四史才，史料裁剪运用得当，语言简练古雅。
朱关田《吴昌硕生平及交游丛考》堪称治史兼有“四长”的再一次体现。不仅如此，此著通过史料深掘和视角创新，以微观个案重构宏观图景，将吴昌硕研究从艺术本体分析推向“艺术—社会—文化”的综合阐释，串联起艺术史、社会史与文化史的多元面向，因此对于当前的艺术史研究，具有重要的方法论启示意义。
作者：徐清（1976- ），女，浙江大学中国古典文献学专业（中国书画篆刻史论方向）博士，杭州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书法家协会女书家委员会委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西泠印社社员。主要从事书法篆刻史论研究。
来源：浙江摄影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