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汉唐时期的动物传播与文明交流研究
项目类别：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
批准号：18AZS005
所在学科：中国历史.中国古代史
项目负责人及单位：尚永琪（宁波大学）
最终成果：《汉唐时期的动物传播与文明交流研究》
证书号：20244446
代表性论文：
1. 尚永琪：《国马资源谱系演进与汉唐气象的形成》，《中国社会科学》2020年第8期。
2. 尚永琪：《汉唐时代的动物传播与文明交流》，《社会科学战线》2020年第2期；《新华文摘》2020年第9期全文转载。
02 主要内容和重要观点
（一）主要内容
本项目研究成果由系列专题研究构成的著作，课题结项成果约25万字。
绪论部分。主要对“汉唐时期的动物传播与文明交流研究”课题的研究范畴、研究对象、历史脉络、内在学术逻辑、历史意义做了框定与论述。包括三方面的内容：汉唐时期传入中国的代表性动物物种、汉唐文明传播中的象征性动物、动物传播与汉唐人文地理格局的演进。
第一章 西域开通与中亚马种的输入。该部分立足于西汉王朝开通和经营西域的历史发展过程，探求对汉代马匹改良与开通西域、打击匈奴、巩固边疆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包括四方面的内容，以历史事件顺序依次展开，分别是：（1） “天马”传说与西汉马种改良。（2）张骞通西域与乌孙马的大批输入。（3）李广利征贰师与大宛马的输入。（4）秦马、代马与汉马的培育
第二章 汉唐气象的生成与国马谱系演进。以逻辑上梯次递进的议题，分别对汉、唐王朝崛起强大与马匹利用的内在机理做了论述，包括三方面的内容：（1）畜牧之盛与汉代国家移动性力量的增强。（2）唐代国马资源谱系优化的地理与技术背景.（3）“汉唐气象”的形象塑造与符号象征。
第三章 汉唐时代知识格局中的《相马经》。该部分立足于以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的对勘与比较，对历史上的专业养马用马技术传承、马匹选择的文献作梳理与比较，包括四个议题：（1）以秦地为背景的相马技术之传承。（2）东汉时期的马援将军及其《铜马相法》。（3）中国流传存世的古代相马经。（4）马王堆帛书《相马经》作者考。
第四章 汉唐中国相马术的世界性考察。该部分立足于欧亚地域内不同语种文献的比较，分析中国古代养马用马技术体系与欧亚其他地域的技术差异、体系特征，包含四个部分的论述：（1）古希腊《相马经》与汉唐相马经的比较。（2）古代阿拉伯的骏马养护理论。（3）佛经中的《相马经》。（4）欧亚相马理论背景下的汉唐马式。
第五章 汉唐欧亚世界的交往与骆驼的使用。该部分主要是理清骆驼作为一种驮运型动物，在汉唐时期的养殖、分布等问题，探求此种动物对于汉唐国家疆域的扩展巩固、汉唐中国与欧亚内陆地区的交流所发挥的历史作用。包括四个议题：（1）汉代的骆驼来源与边疆治理。（2）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骆驼养殖与繁育。（3）隋唐时期的骆驼养殖与繁育。（4）骆驼是汉唐欧亚文明交流的重要承载者。
第六章 汉唐草原与农业视界中的羊文化。该部分以欧亚草原和丝绸之路沿线为历史背景，全面梳理汉唐历史文献记载中关于羊的利用与文化内涵，包括五方面的内容：（1）丝绸之路上的羊与野羊。（2）农耕帝国的牧羊人及其象征意义。（3）占卜祭祀等仪式中的羊。（4）羊与游牧民的世界。（5）对“释迦乘羊问学图”的探讨。
第七章 汉唐西域国家的狮子之贡。该部分聚焦于西域诸国在汉唐时期对中原王朝的朝贡与贸易，以狮子为中心，通过这种具体而微观的珍稀物种进贡活动，透视西域政权东来中原的政治经济意图，从而深入认识古代丝绸之路上的王朝关系。包括三个议题：（1）两汉时期西域的狮子之贡。（2）魏晋南北朝时期西域的狮子之贡。（3）隋唐时期西域的狮子之贡
第八章 汉唐西域东来的狮子文化。该部分从古代文献中一个没有引起学界充分重视的传说性记载出发，在前一章讨论政治外交活动的基础上，在中西文化比较的基础上，讨论狮子文化在中国王权文化中的象征意义。包括三个议题：（1）曹操猎狮传说的王权象征意义。（2）狮子座在王权文化中的象征。（3）狮子座在佛教文化中的象征。
第九章 汉唐皇家狩猎与猎豹的传入。该部分力图通过考察“猎豹”这一外来物种的传入过程、通过“豹猎”这一外来狩猎方式的使用，考察汉唐时期对草原文化、西域文化、欧亚地域文化的吸收与包容问题。由三个议题构成：（1）汉唐时期豹的豢养与西域猎豹的输入。（2）唐代宫廷的西域狞猫与波斯犬。（3）从章怀太子《狩猎出行图》看唐代豹猎。
第十章 汉唐文明中的狼文化印记。该部分聚焦于长城以北的草原民族文化体系，以野生动物狼为考察中心，深入到狼的形象作为一种王权符号在草原可汗权力体系中的象征意义，从而探索历史时期不同族号的草原民族之间文化继承关系。包括四方面的内容：（1）狼头碑与突厥王族的起源传说。（2）突厥的金狼头纛沿革考。（3）孙王族的“狼系认同”起源试析。（4）匈奴、高车到草原传说中的狼文化因素。
第十一章 汉唐王权象征体系中的鹰隼文化。该部分以“鹰隼”为主要考察对象，对古代文献中记载的野生鹰隼及驯化用来狩猎的鹰隼种类做了全面梳理，以整个欧亚大陆古代文明传统中的鹰隼文化为背景，探寻鹰隼在汉唐中国文化中的象征意义。由四部分组成：（1）鹰隼的种类、历史与神话。（2）海东青与鹰隼的王权象征。（3）古代国王的鹰隼。（4）战场上的鹰隼。
第十二章 汉唐农牧语境中的鹰与伦理象征。该部分是在前一章的讨论基础上，重点聚焦于鹰隼作为一种文化符号，在汉唐时期的北部草原地区、在中央王朝的时令体系、政法体系、军事体系中的象征意义。由三个议题组成：（1）草原传统的“狩猎之鹰”与农业传统的“时令之鹰”。（2）时令体系中的鹰所昭示的天道与政治伦理。（3）耕猎冲突与“鹰犬”意象中的政治伦理。
第十三章 汉唐时期的动物知识谱系及其历史意义。该部分是从对古代文献中记载的动物知识体系的梳理出发，探讨不同的动物在古代国家不同门类知识体系中所发挥的作用。由五个议题构成：（1）物类名实之辨中的动物与理性实践知识体系。（2）地理知识体系中的区域动物与天下秩序。（3）历史政治变局中的动物与天命所归。（4）动物符号与古代中国社会阶序的构建。（5）动物与古代社会伦理：源于天道的人文秩序精神
结语：在动物文化史研究的视域下“回到历史现场”。该部分是对“绪论”所主张的研究目的的回应，也是对全文研究的一个理论性概括。通过汉唐动物文化史这样一个主题，在考古出土的文物、文书、图像、雕塑、壁画等之中，审视蕃臣、骑士、乐工、仕女、胡商、高僧、力士等纷至沓来的西域人士，考索天马、骆驼、雄狮、瑞兽千姿百态的外来动物，从中找寻外来文明，研究胡汉互动，致力于发现人性的共识与不同族裔的差异，追寻汉唐中华文化中的“世界性”元素，追寻那个时代民族的心灵，追寻汉唐王朝作为多民族汇聚的古代中心深深镌刻在其时代气象中的大国自信和文化优越的纹理。
（二）重要观点
第一，古代社会的政治象征、文化宗教、经济贸易、军事征服、交通往来都与动物关系密切，共同构建着古代世界的时空秩序。汉唐文明交流视域下的动物传播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概念，外来的动物既有野生驯养的、也有家养的;既有用来骑乘的，也有用来娱乐的;它不仅仅是食物来源，而且还分别是图腾象征、巫术厌胜物、能源动力、社会等级标志物，等等;它也不仅仅是那些实存的动物，还包括大量的想象性动物，如龙、麒麟、天马、鸾鸟等，而在古代世界的人文视域框架内，实有动物跟想象性动物二者总是纠缠在一起，共同构建着古代世界的时空秩序。在现代机械与工业社会诞生之前，动物是参与人类社会秩序体系构建的主要力量之一;强势的动物形象，更是政治人物构建其权力形象的主要代表符号，也是宗教文明传播中经常性使用的象征符号。
第二，动物符号在地理空间标识和文化认同区别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大量异域动物的传入，则在一定程度上消减了对“异域”的排斥力。丰富多样的外来物种开拓了人们理解和接纳 “异域文化”的包容力，在古代世界体系中，异域的“想象性”是建立边界意识和划定族群认同的最基本规则之一。不同族群的政治体或文化体的边界，并不清晰地停留在地理界线上，而更多是关注于风俗象征与人体特征方面，而与之相关的代表性形象选择，则常常是以动物、植物为标志物的——地球上不同的地域总是有一些其他地域所没有的动物或不同的品种，而这些动物与其他植物性、矿物性物产及技术与艺术，就成为该地域最生动的象征物和交换品。古代世界不但以不同的“物”的贡献来表达交流的意愿，还通过这种“物”的不同来强化“人”的不同。
第三，动物作为历史参与的主体之一，参与了汉唐文明繁华色彩的生成，重构了以欧亚视域为中心的汉唐人文地理格局。汉、唐帝国分别是中华文明在世界范围内最为辉煌的历史时期之一，自汉武帝开疆拓土、张骞开通丝绸之路以来，中华帝国的丝绸等物品引起了欧洲社会对东方中国的热切向往，而古代欧洲、西亚、中亚等地区的各类物品源源不断地被进贡或贩卖到中国，所以汉唐时期是东西方物质文明交流、物种传播最重要、最频繁的时期之一，是欧亚世界加深认识、不断走向世界一体化的一个历史开端。尤其是动物的传播，在这一时期非常频繁，波斯狮子、西域良马、中亚骆驼、波斯猎豹等动物及其象征性文化符号，被使者、僧侣、商团带到古代中原，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原有动物物种的优化培育、影响了汉唐时期的军事发展、政治秩序、生活丰富性和审美情趣等方方面面，参与了汉唐文明繁华色彩的生成，重构了以欧亚视域为中心的汉唐人文地理格局。
03 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
（一）学术价值
项目的学术价值主要有四：
第一，研究动物物种的传播等问题，是目前拓展古代文明交流研究的独特渠道，为认识或构建汉唐社会生活、政治外交、商贸交通提供了更生动具体的研究实例。汉唐时期是东西方物质文明交流、物种传播最重要而频繁的时期，是欧亚世界加深认识、不断走向世界一体化的一个历史高峰。因此，在欧亚文明交流的历程中、在中原农业文明与北方草原文明融合的背景下，研究动物物种的传播等问题，是目前拓展古代文明交流研究的独特渠道。 由此，本课题作为汉唐时代的动物传播与文明交流研究的一项宏观的概括性总结，将对在汉唐中西文明、中原农耕与北方草原文明交流中的典型动物如大宛马、突厥马、狮子、骆驼、猎豹、骏犬、鹰等动物及其象征问题，做一个整体的观照。这些动物无论在文献记载还是考古出土文物以及传统的古代绘画、雕塑等图像中，都有丰富的记载，其文化功能涉及古代社会的方方面面，是认识或构建汉唐社会生活、政治外交、商贸交通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
第二，动物文化史作为一个研究主题非常集中的专题，其研究进路为古代社会史尤其古代生活史和历史场景的细节复原，提供了一个具有方法论意义的借鉴。无论是图像证史、诗文互证还是形象史学的研究进路，都预示着古代遗迹、雕塑、图像、器物或文书在回望或构建生动历史场景中的重要性，关键就在于我们如何恰当、周延地去解读它们所保存的文化信息与时代温度。在这些不同类型的物象背后，所蕴含的并不是单一文明的历史图景，而是包含着在东西欧亚大陆和南北不同经济形态地域之间丰富关联的多种文明的因素，是古代生活遗留给我们的最生动形象的“世界性”信息载体。
第三，通过动物物种传播及动物文化史透视的视角，深入汉唐时代的欧亚文化、艺术作品、胡俑考索、宗教审视、民族交往诸方面，为历史学界所追寻的“回到历史现场”提供了又一个具体剖面。当我们以古代物质文明遗迹和考古出土艺术品为考察对象，克制冷静而意趣横生地穿梭于文献记载与文物图像之间，将知识考古的逻辑与历史场景的复原无缝隙结合，相当有效地唤醒了沉睡的历史细节和尘封的古代生活，坦然地进入中华共同体的历史场景，一个有血有肉有生活的汉唐时代生动活泼地展现在我们的面前。在动物文化史研究的视域下，升起了细微生动的人间烟火——专业历史学研究的细致精准和大众期盼的历史鲜活度在这里各得其所。
第四，课题追寻汉唐中华文化中的“世界性”元素，探索镌刻在汉唐时代气象中的大国自信，为当今世界充分认识中华文明之于世界文明的历史贡献，增添了扎实的新证据。如果历史学家从物的层面出发的思考和构建，仅是停留在器物考索的感性认知上，那历史学研究的科学性锐气和超越性格局将不免会受到局限。我们通过汉唐动物文化史这样一个主题，在考古出土的文物、文书、图像、雕塑、壁画等之中，审视蕃臣、骑士、乐工、仕女、胡商、高僧、力士等纷至沓来的西域人士，考索天马、骆驼、雄狮、孔雀、瑞兽千姿百态的外来动物，从中找寻外来文明，研究胡汉互动，致力于发现人性的共识与不同族裔的差异，追寻汉唐中华文化中的“世界性”元素，追寻那个时代民族的心灵，追寻汉唐王朝作为多民族汇聚的古代中心深深镌刻在其时代气象中的大国自信和文化优越的纹理。
（二）应用价值
该课题对丝绸之路研究、唐代政治史和外交史研究，以及拓展丝绸之路沿线国家之间古代文明的密切联系与同生共长的认识，具有现实的启示和意义。在欧亚文明交流的历史历程中、在以中原农业文明与北方草原文明交流的背景下，研究动物物种的传播、图像的象征、历史传说的形成等问题，可以通过对具体动物及其衍生文化的系统探讨，将以往传统仅仅以人为主的历史所存在的缺环补足，是目前拓展古代文明交流研究的一个独特渠道，是研究丝绸之路文明传播的一个重要视点。为当今世界充分认识中华文明之于世界文明的历史贡献，增添了扎实的新证据
04 项目负责人简介
尚永琪，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历史系教授，兼任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副会长，中国史学会传统文化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理事等职。研究方向魏晋南北朝史、佛教传播史。在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出版《汉唐佛教传播中的北方社会群体研究》《敦煌文书与经像传译》《莲花上的狮子》《鸠摩罗什及其时代》《胡僧东来》《汉唐海洋文献辑录》等著作。在《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读书》《文献》等期刊发表《优填王旃檀瑞像流布中国考》《欧亚文明中的鹰隼文化与古代王权象征》《国马资源谱系演进与汉唐气象的生成》等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