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文学思潮的现实主义，以艺术的方式反映与记录了特定时期西方现代化进程的阶段性历史与基本特征，在某种意义上，它本身就是现代化的产物。在强调文明交流互鉴、文化多元互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事业的新时代，我们有必要从世界文明交流互鉴之大视野出发，从具有代表性的19世纪现实主义拓展开去，作跨文化、跨时空的纵横比较，溯源世界文学与文化视野中的文学现实主义，究其特质、问其得失、张其活力，倡导与发展更具创新性、开放性与包容性的新形态现实主义，以繁荣新时代我国文学创作与学术研究，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的人文支撑。
一 、现代化与现代现实主义
“现实主义”既是文学思潮，也是文学创作方法、文学观念、批评标准、审美原则、文学精神或文学价值观等，但首先是文学思潮，其他的均为文学思潮的派生物。现实主义文学思潮大致生成于 19世纪20年代中期的欧洲，它既是历史的产物，有深远的渊源与普遍特征，也因其赖以生成与衍生的欧洲各国在精神文化气候上的差异，不同国别的“现实主义”之内涵与特征不尽相同。不过，作为一种广泛流行的文学思潮，它“显然不同于19世纪以前基于‘模仿说’理论而具有写实倾向的‘现实主义’文学。如果说此前‘模仿说’传统的‘现实主义’可以称之为‘模仿现实主义’或‘古典现实主义’的话，那么，19世纪现实主义则可称之为‘现代现实主义’”。并且，正是这种具有“现代”属性的现实主义，标志着19世纪乃至整个近现代欧洲文学的繁荣。的确，考察现代现实主义生成之社会背景与精神文化气候可见，它正好与19世纪西方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基本同步，既可以说是现代化的历史产物，同时也体现着文学对“现代化”及由此而生的种种弊病的反思与批判。现代现实主义这种“现代”特征与属性的生成，在根本上取决于19世纪大变革状态的西方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诸多因素。
法国批评家夏尔·奥古斯丁·圣伯夫称现代现实主义是“工业文学”，此定义十分贴切，从一个层面赋予了现代现实主义以“现代性”特征与属性。现代现实主义确实可以说是欧洲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和工业革命的产物，它无可避免、与生俱来地拥有了现代化的某些属性，从而与此前各种具有写实倾向的文学形态在文化背景与产生之外因上有天壤之别，“现代”特征便是那个时代烙在现代现实主义躯体上的特殊印记。
“现代化”是对西方近现代社会全局性、全方位革新的一种描述与概括，其结果是促成了西方社会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其中包括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多方面变革。从历史学角度看，“现代”一般是指西方社会继古典时代和中世纪之后又一重要时期，是文艺复兴以来，尤其是18世纪启蒙运动以来的历史。从中世纪以后、文艺复兴开始到启蒙运动再到19世纪资本主义社会确立，乃西方现代社会成形和发展时期，也是现代化不断推进的阶段，资本主义本身就是现代化演进的结果。作为一种写实倾向的现代现实主义也就在这种现代化进程中应运而生。
美国文学批评家彼得·布鲁克斯指出，19世纪“是一个工业革命、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的时代。我认为任何现实主义写作的确定性特征之一就是愿意面对这些问题”。所谓的“这些问题”是指现代化过程中资本主义工业革命、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等带来的现实矛盾和社会问题。资本主义是和机械化大生产相关联的，或者说，工业革命和工业化奠定了资本主义的社会基础，工业革命的成果推动了欧洲社会由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转型，加快了现代生产方式的形成，也整体上加快了现代化的步伐，与此同时，新的文学样式也逐步形成。现代生产方式以一种直接和实际的方式改变着19世纪的文学，使文学朝“工业化文学”方向发展。在西欧资本主义发展较快的国家，现代现实主义乃工业现代化时代的文学，其题材、思想观念、审美趣味和表现方法等都与农耕时代的传统欧洲文学有迥然之别，这种文学之“现代”特征已可见一斑。
19世纪前期，西方社会的现代化发展集中表现在科学发展、财富增长、物质富裕而贫富悬殊扩大、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加剧上，对大多数人而言，启蒙运动大力宣扬的自由与平等、公平与正义等人道理想相对倒退了。显然，现代化看似“进步”的靓丽画卷背后隐藏了一幅令人失望的讽刺画：“随着19世纪欧洲社会财富的膨胀，那些挣扎在失业和饥懂之间、身处社会边缘地带的人群同样也在增多。19世纪前半叶，所有的西方社会都受困于济贫问题。”欧洲人普遍感到了这些变革和新思想对人生存的威胁。欧洲19世纪前期和中期可谓是“革命的世纪”。此乃现代现实主义赖以生成与发展之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土壤，这种文学往往从不同角度描写真实的社会状况，其强烈的社会批判精神和政治变革意识无疑与“革命的世纪”息息相关，其“现代”属性也从另一角度得以标示。
不难发现，现代化以及由其他多种原因积累而成的诸多社会矛盾，在19世纪中叶既然能促成高度现代性的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并广为传播，无疑也对文学家的创作释放出巨大的召唤力。现代现实主义文学见证并反映了欧洲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对这种现代化的弊端展开了深度的反思与批判，这也正是西方文学现代性转型的一个重要标志——此前西方传统的古典文学基本没有此种强烈的现实关怀意识。如果说，19世纪浪漫主义作家是从现代性的一个面相——审美现代性——去反思与反抗现代化之弊端的话，那么，现代现实主义作家则侧重于从现代性的另一面相——社会现代性——去反思与反抗现代化带来的负面效应，通过文学创作探究现代化给人带来的危害，并致力于批判社会的不平等现象。正所谓“现代生产模式的到来，将以一种直接和实际的方式改变19世纪的文学”。现代现实主义在对社会问题的关注中达成了有关人与环境之关系的新理解，并由此拓展了“环境描写”的艺术，表现出对现代化资本主义社会从制度到文化的深刻批判。
工业化带来了乡村和城市的巨大变化，“在19世纪的前半叶，巴黎的人口增加了一倍，而相似的变化也发生在欧洲的其他主要城市，在像曼彻斯特这样的新工业城市变化更加剧烈。城市的快速增长使生活于其间的人的社会关系变得紧张——这使阶级间的冲突成了家常便饭。在这种情况下，关注城市生活的作家们必然要面对这个整体的社会环境”。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时期的社会矛盾主要表现在城市之中，乡村虽然也难以幸免（如哈代小说所描写的），但其尖锐程度远不如城市。因此，现代现实主义作家的创作题材大多来自城市，人物形象普遍从以往的古代“英雄”和王公贵族转变为当下生活中的普通民众。“面对这样一个平庸、现实的丑恶与卑劣层出无穷的时代，巴尔扎克与司汤达的态度不约而同：以严肃乃至悲剧的笔法，真实地揭示普通人的心灵世界。这是从17世纪古典主义文学审美趣味盛行以来从未出现过的新鲜事。”普通人、卑贱者形象的凸显，是文学之描写对象、价值观念及审美观念的显著变革，文学的人民性和民主性也较之以往文学更加鲜明，这同样是现代现实主义之“现代”特征的表征。“现实主义受19世纪民主运动的精神之启发，将之前在美学史上被忽视、被无视或被认为出格的普通经验引入文学或绘画视野之中，艺术再现领域的拓展和社会研究批判力度的增强同步推进，描写普通人如何度过其日常工薪生活——务农劳工、工厂小工、矿业工人、办公室职员或仆人。”正如布鲁克斯所说，19世纪“是一个工业革命、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的时代。我认为任何现实主义写作的确定性的特征之一就是愿意面对这些问题。英国发展了一种可辨识的‘工业化小说’，涉及社会苦难和阶级冲突，而法国有它的‘社会小说’，包括受欢迎的各种社会主义的种类”。现代现实主义集中地对19世纪欧洲现代化进程中的人展开了伦理学、政治学和经济学的研究。“现实主义的作品，要再现事物的原貌，在这种情况下就要再现残酷而又自私的经济运行，使人认识到事物的原貌并不包括道德和正义的分配回报。”与此相应，社会问题也就成为现代现实主义作家创作的基本主题，文学文本也就普遍拥有了直接或间接针对现实的社会批判精神。
可见，没有科技革命、工业革命及其创造的欧洲社会的现代化发展，就没有现代现实主义，就没有它强烈的现实关怀意识和鲜明的“现代”特质；同时还说明，西方社会的“现代化”并不是“进步”的同义词，“进步”的同时也弊端百出，现代化其实是一柄双刃剑。正因为如此，才会有狄更斯《双城记》开头那种由深深的忧虑引发的著名议论：“那是最美好的时代，那是最糟糕的时代；那是个睿智的年月，那是个蒙昧的年月；那是信心百倍的时期，那是疑虑重重的时期；那是阳光普照的季节，那是黑暗笼罩的季节；那是充满希望的春天，那是让人绝望的冬天。”这是文学关于西方现代化内在矛盾的一种经典性表达。从文学的角度说，现代化造就了西方现代社会，也孵化出了西方文学之现代现实主义；现代现实主义生成于西方现代社会，也反思、批判了这个它赖以生成的现代化社会和现代化本身，并因此彰显了文学对人的现实关怀以及呵护人性的责任与使命。
现代现实主义在西欧的法国、英国等地兴起后，逐步波及俄国、北欧和美国等地，成为19世纪西方文学的主流。在现代化进程中生成并广为传播的现代现实主义，其特征在不同的国家各具特色。不同国家现代化展开之特征、民族文化的差异性，很大程度上是导致现代现实主义在跨文化、跨民族衍变过程中呈现出形态与内涵的多样性与差异性的重要原因。不过，通过写实、求真等基本原则反映现实，表达对现代化进程中社会之弊病的忧虑、反思与批判，关注当下社会中人的生存状态，空前地重视对普通人现实处境和精神－心理状况的描写，是现代现实主义的共同价值导向。就此而论，本土读者通过阅读19世纪现代现实主义文学作品，不仅可以窥见看似“步调一致”的西方式现代化既没有完全统一的时间起点，更没有完全统一的模式。尤其是，读者还可以通过这种文学阅读洞察西方现代化之内在矛盾和种种弊端及其产生原因，由此，我们不仅可以印证马克思和恩格斯对19世纪欧洲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反思与批判之前瞻性与现代性，而且可以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之所以对现代现实主义予以高度评价的内在缘由。在这种意义上，现代现实主义对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有警示意义，对发展与繁荣新时代中国文学有借鉴价值。
二、中国式现代化与文学新形态
现代现实主义生成与发展的历史已告诉我们：在西方社会，现代化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快速发展，但是，“现代化”并不是“进步”的同义词，更不意味着人完全的、真正的自由与解放，“进步”背后有陷阱，人反而因此步入了被异化的窘境。20世纪以来，现代化仍在不断推进，而关于现代化及其“进步”的反思与批判之声依旧不绝于耳，这说明20世纪以来的现代化有其悖谬的一面，依然没有跳出人性异化的怪圈，这也正是我们对现代化必须持审慎态度和批判性反思的根本原因。今天，网络化－信息化把人类带入的可谓是一种“后现代化”时代的“现代化”阶段，这种“现代化”与信息化和全球化交织在一起，其发展变化速度之快、对人的生存与发展带来的影响之大是空前的和令人始料未及的，当今的人工智能技术到底会给人类带来什么样的后果，更是令人喜忧参半或忧心忡忡。人类在享受新技术带来的比以往更大更多“福利”的同时，新技术所驱动的“现代化”所带来的弊病和副作用也格外深重且面目全新，其“进步”背后的陷阱也凶险莫测，人类的危机感有增无减。由是，从实践角度看，人类未来现代化之路依然是鲜花与荆棘共生、进步与陷阱同在，需要理性分析、审慎把握，需要正确选择推进的方向、速度等，不可迷失基本的价值取向。于是，文化的赋能就显得格外重要，人文思想家与文学艺术家冷静而超然的反思与批判就更显其价值引领与精神－心灵呵护之功能。
中国的现代化虽然与西方现代化密切关联，但是，中国国情决定了其推进的道路不可能全然步人后尘；百余年来，尤其是20世纪后期以来的实践证明，中国的现代化已经展现其特色与经验，与西方现代化有迥然之别。“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内涵与实践模式，更是有别于以往的现代化，它创造的是“人的逻辑驾驭资本逻辑的文明新形态”，它强调以人的现代化为最高的和终极的目标——“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这种现代化追求的是社会的进步与人的发展的和谐统一，并且把人的发展作为终极价值指归，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人本原则。马克思认为，“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人不仅仅是社会发展的推动者，也是社会发展成果的享有者，只有人获得了全面发展，才能“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命题，是马克思考察社会发展现代化水平的一个重要标尺；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属性。以人为本、以人民为中心、以“人的现代化”为核心价值导向的中国式现代化，超越了“以物的追求”为中心的现代化模式：在创造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又追求文化的现代化，使人的精神、心灵与思想也走向更高度的文明和富裕的境界。由是，文化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
回顾我国本土现代化发展的历程可见，提升文化软实力的任务依然艰巨。文化乃国之灵魂，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现代化是人的现代化的重要表征，人的现代化则是文化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标示了整个民族的文明程度。文化以其本身固有的丰富性、多样性，文化价值的浸润性、渗透性，以及文化意蕴的持久性、弥散性助力中国式现代化事业。文化的现代化体现了人在物质与精神、肉体与灵魂上的相对和谐，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人的真正的自由与解放。这正是中国式现代化所蕴含的人本意识、民本思想与人文情怀。“文学是人学”（高尔基），文学是文化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在文化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文学本身也需要更新理念，在内容与形式上实现创新与突破。由是，“以海纳百川的宽阔胸襟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以文明互鉴、兼容并包的气度，在合理继承本土优秀文学传统的基础上，敞开胸怀接纳世界优秀文学经典，倡导与繁荣一种更具时代精神、更契合我国民族文化传统的新文学，是时代赋予文学工作者的重要历史使命。
从近两个世纪中外文学发展的历史与现状看，各种“主义”的文学形态层出不穷、各领风骚，不过，现实主义倾向的文学依然势头强劲。就本土而言，现实主义倾向的文学与民族文化传统和民众的审美趣味契合度更高，我们“应该用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情怀观照现实生活”，在新时代，尤其应该促进现实主义的发展与繁荣，可以预见，现实主义倾向的文学也必将是未来我国文坛的主旋律。当然，现实主义本身是随时代与社会的发展而变化的，这不仅表征了现实主义之恒久生命力，亦说明其生命力是在顺应时代潮流和创新性变革中得以赋能的，现实主义本身就需要在理论与实践中回答如何与时俱进的问题。
三、文化现代化与新形态现实主义
我国当代的现实主义文学有本土的传统，但主要是在19世纪欧洲现代现实主义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回顾历史，欧洲现实主义从五四前后持续影响了本土不同时期的文学。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现实主义的重要理论与本土传统的现实主义精神的结合，促进了我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相较而言，现实主义倾向的文学作品在我国一直拥有更多的读者，为我国新文化建设做出过重要贡献。不过，由于历史的原因，现实主义在我国发展的道路是曲折的。在较长时期内，本土文坛和学界所理解与倡导的“现实主义”不免失之狭隘，有时候又被认为已经“过时”并遭遇冷落。回顾历史，我们有必要对传统的与经典的现实主义作深入研究与辨析，未来现实主义形态的文学也必须在自我革新中注入生机与活力。总体而言，现实主义倾向的文学不同于浪漫主义、现代主义，它特别关注现实人生，强调文学的社会功能，与本土强调“文以载道”“寓教于乐”的文学传统有很高契合度。因此，接纳19世纪、20世纪西方现实主义和中国传统现实主义之精华，顺接中华文化实用理性传统并呼应当下之审美期待，倡导和发展一种创新性、开放性和包容性的新形态现实主义，是十分必要且顺应时势的。概而言之，新形态现实主义是一种强调以马克思恩格斯现实主义文艺思想与本土文学传统相结合，承续现代现实主义之精髓，接纳本土以及世界文学中所有写实倾向与非写实倾向的文学（含现代主义）之优长的文学新形态；它传承现代现实主义特质又有所超越，有异于现代主义又接纳其优长；它贴近和体现本体论意义上之人类文学的本原性特质——如写实性、真实性等，具有人类文学审美共同体意识。新形态现实主义文学的目标导向与愿景预设，并不排斥现实主义之外的其他“主义”的文学，也不指涉现实主义是否“无边”之类的理论纷争，而旨在从现实主义与本土国情更为契合的历史事实出发，张扬其蕴含的人类文学之本原性特质，使其成为未来本土新文学发展之主旋律，彰显文学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尤其是人类文明新形态构建及文化现代化建设中应有和尽可能有的作为。为此，笔者在下文中将从文明互鉴、世界文学与文化发展史大视野出发，在比较分析中就新形态现实主义之基本特征与内涵作进一步论证。
1.新“写实”理念
人类“艺术地掌握世界的方式”必然随时代与社会变迁而革新与演变，不过，人类文学本体意义上的某些本原性特质虽有表现形式上的衍变，但其本质内涵是相对稳定的，具有跨文化、超时空之恒久存活力，“写实”“真实”便是这种本原性特质的核心元素，现实主义便是呈示这种特质并使其拥有经久活力的历史性、经典性文学形态。新形态现实主义无疑以写实、真实为本质特征，但必然有其开放性创新，而不是固有模式的循环延续。
“现实主义”（realism）作为一个外来术语，我国学界最初将其译为“写实主义”，这是有其合理性的，因为“写实”在很大程度上表达了这种文学形态的本质特征。从历史源头上看，19世纪现代现实主义之写实精神是对西方文学史上自古希腊“模仿说”开始的写实传统的承续与光大，现代现实主义汇集了此前西方文学之写实倾向的文学长期发展的美学思想与创作经验，并把发源于古希腊罗马时期的模仿式写实精神进一步深化，构成与浪漫主义的主观性、表现性及其与现实脱节的现象不同的文学观念。现代现实主义在当时广泛流行的科学理性精神的滋养下，“写实”之内涵得以拓展并发生重大变化，现实主义也逐步发展成为一种波澜壮阔的国际性文学思潮。而且，正所谓“现实主义在历史过程中指代不同的事物……它作为口号被印在不同的旗帜上”，于是就有了各种各样名目繁多的“×x现实主义”新形式、新组合，从而使现代现实主义呈多元的“复数”状态。根据达米安·格兰特的梳理，现代现实主义的“变体”形态可谓琳琅满目、五花八门：批判现实主义、持续现实主义、动态现实主义、外在现实主义、怪诞现实主义、规范现实主义、理想现实主义、下层现实主义、反讽现实主义、战争现实主义、朴素现实主义、民族现实主义、自然主义现实主义、客观现实主义、乐观现实主义、悲观现实主义、造型现实主义、诗歌现实主义、心理现实主义、日常现实主义、传奇现实主义、讽刺现实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主观现实主义、超主观现实主义、幻觉现实主义，此外还有模仿现实主义、虚幻现实主义、超现实主义、魔幻现实主义等。这种近乎漫无边际的泛化的“×x现实主义”，令人目不暇接也不无困惑。不过从世界文学史发展角度看，它们差不多都与19世纪现代现实主义有关联，而且，总体而言它们是现代现实主义文学思潮的跨时空、跨文化弥散与衍生的产物，一定程度上还超越了文学领域进而泛化为一种文化现象。这些不同的“现实主义”，之所以要加一个限定性前缀，无非是要标示其与传统现实主义以及其他“××现实主义”不同的创新性，但是它们都不同程度地蕴含着“写实”之本原性特质，无非这种“写实”是各自通过其前缀所限定的不同写作方法与技巧得以实现而已；它们都不仅从一个层面表征了现实主义因写实精神的延续且更新而获得了恒久之生命力，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这种写实精神是各种“××现实主义”的本质特征，也体现着人类文学之普遍的本原性特质。以魔幻现实主义文学为例，中外学界有的将其归类于20世纪“变体”的现实主义之列，也有的将其归类于现代主义。笔者当然更赞同前一种观点。不过，有时候如何归类某个“主义”其实无关紧要，关键是要准确把握一种文学思潮、文学流派或文学现象的特质及其与文学史发展的历史性勾连关系。无论将魔幻现实主义界定为现实主义还是现代主义，我们都一方面要看到其创作立足拉美的社会现实，大量引入了本土神话典故、民间传说，同时又融合了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技巧，荒诞的夸张、神秘的象征隐喻等，从而变现实为魔幻而又不失其真，使魔幻神奇的想象与社会现实的摹写巧妙结合等特点；另一方面我们更要看到，像马尔克斯这样的魔幻现实主义代表作家的作品，以其深邃的历史眼光，描述与评价充满灾难的民族苦难历程，深度透视拉美民族愚昧落后的社会现实，反映整个哥伦比亚及拉丁美洲地区真实的社会历史与人民的生存状态。魔幻现实主义这种融入了西方式现代创作理念和技巧的文学作品，以看似魔幻或虚幻的方式，展露的是社会历史之真实状况，其写实性特质显而易见。特别要注意的是，马尔克斯“虚幻”中求“写实”的创作手法，是受20世纪法国超现实主义文学影响的，因此他的这种“写实”接纳了现代派文学“写实”之优长，体现的是一种新写实理念，说明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在“写实”这一人类文学的本原性特质的呈现上，是异中有同、互有勾连的，写实的内涵本身也是开放、动态、多元的。
广而言之，任何“主义”的文学都有不同程度的写实性，而且，“写实”作为文学的本原性特质之一，其本身也是开放性和流动性的，20世纪以降诸多不同形态的“××现实主义”，正因其写实理念的不同而呈现不同的变体形态。由是，新形态现实主义之“写实”也定然是与时俱进的和流动的，应以开放包容的姿态接纳其他形态文学之写实精神为我所用，不断拓宽与深化自身的内涵，达成与时代、与现实生活的演进同步。在这种意义上，我们也就无需对新形态现实主义之“写实”概念做出一成不变的内涵框定，而只是期待作家正视千变万化的生活现实，弘扬文学的写实精神，并以开放、包容和创新的理念与姿态赋予“写实”以新颖的写作技巧，以新写实理念与方法使自己的创作步入真实性、审美性境界。
2.新“真实”理念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指出文学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是社会上层建筑现象的同时，又特别强调文学不是一般的意识形态，它作为人类“艺术地掌握世界的方式”，既不同于理论的、逻辑的、宗教的、思想体系的形式，也不同于“实践－精神的掌握方式”。文学是作家通过审美的方式与世界建立联系的。德文中的“掌握”（anneignent）意为精神上对世界的占有，“艺术地掌握世界”意味着文学与哲学、政治学、伦理学、宗教学等这些意识形态领域不同，是作家通过审美感知和审美体验，借助于审美情感激发出来的艺术虚构和想象对现实世界和人的生存状态的一种理解、认识、描述、反映或再现，从而达成人与世界之联系，也即人对世界的一种“掌握”——艺术的、审美的认识与“掌握”。由是，无论何种程度地具有虚构乃至幻想特征的文学形态，即便如古代神话，其作为原始人对世界的一种形式的“掌握”，依然不可能脱离当时人的生活现实，因而有其虚幻与幻想之艺术形式达成的真实性，它们是原始初民精神－心理－情感的曲折而又真实的象征和隐喻式显现。广义上讲，真实性（真理性）乃构成人类文学之本原性特质之基本要素，那么，就此泛而言之，在人类文学史上，文学创作离不开真实性，无论何种形态的经典文学文本，其所展示的现实世界都不无真实性或真理性，都是文学“艺术地掌握世界”的一种精神性呈现。但是，由于人类生活的“现实”总是处于变动不居的状态，那么，随着历史的发展和现实生活的演变，文学所达成的“真”的内涵与效果同样也随之变化，由此还会促成文学体裁与样式、文学审美趣味、文学思潮流派等的衍变。“现实主义不是一项可以一劳永逸地完成的任务——其原因是，现实本身在不断发生变化，我们关于它的观念也随之改变。我们对于什么是真实的想法也会改变。”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都属于不断衍变中的不同文学思潮或文学形态，各有特点，又有其作为人类文学之本质属性上的可通约性和同一性——现代主义在哲理性和抽象化层面上关注现实，延续了现代现实主义的真实性特质。在这种意义上，“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文学之间的关系其实并不完全是对立的，尽管现代主义对现实主义确有其反叛性，但这可以唤醒现实主义小说，使其摆脱曾经是革命性技术的那些毫无疑问的假设和墨守成规”。就此而论，“如果你认为现代作家和画家弃现实主义传统而去，因此便背弃了现实世界，这种想法是愚蠢的……简而言之，我们已经能意识到，19、20世纪文学艺术发展的不同阶段其实是一脉相承的”。从文学本体论角度看，现代主义在某种意义上延续了现代现实主义的真实性等特质，这也可以说是对“现实主义”为什么具有无穷生命力之奥秘的文学本体论解说。现代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各自有其不同的“艺术地掌握世界”的途径与方法，于是在文学文本中展现出不同层面的现实世界和人的生存状态的“真”，给人提供了不同特质的审美图景。西方文学从现代现实主义到现代主义的发展，无疑存在着后者对前者的反叛与矫正，但并不意味着对前者的抛弃和断裂，而是在表层的“反叛”与“断裂”中有着深层的勾连，从看似决然相反的不同文学理路中走向了文学之“求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笔者认为现代现实主义的“真实”理念在现代主义文学中以另一种形态得以衍生与延续。这也说明了任何成熟却又属于不同流派的人类文学形态，均属人类“艺术地掌握世界”的实践途径与结果，彼此在精神内质上不是决然割裂的，而有可通约性和关联度，其根本原因是人类文学在本质属性上的可通约性和同一性。由是，现代主义形态的文学中也蕴含了现实主义文学之真实性精神特质。
如此言说现代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真实”之理念及其彼此之勾连，旨在表达：人类“艺术地掌握世界的方式”必然随时代与社会变迁而革新，现实主义之真实性特质也是变动不居的，现代主义形态的文学传承并创新了“真实性”内涵，其合理成分无疑可以为我所用。那么，新形态现实主义必须坚守真实性理念，但又必须以开放、包容姿态接纳各种“主义”的文学——包括现代主义——真实性理念之合理成分，从而赋能并革新为新形态现实主义文学之“求真”。新形态现实主义之“求真”理念必然也必须是开放性、包容性的，其内涵一如生活之河流，呈流动而多变之态势。
3.新人本意识
在世界性的文学与文化传播过程中，现实主义在人性开掘与呵护、典型人物塑造、叙事理性与情节结构等方面都不断走向成熟与多元。创新性、开放性和包容性的新形态现实主义，如何在新“写实”“真实”理念的总领下，在人本意识、典型塑造、理性精神与故事叙述等诸多方面于继承传统中不断拓新呢？
中国式现代化的最高价值宗旨是人的现代化，作为“人学”的文学，无疑应为人的现代化赋能。新时代作家须强化使命感与责任感，以凸显其创作在呵护人的精神－心灵上的人文功能。新形态现实主义站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立场，以一种人类意识和世界情怀审视与描写现实中的人，高度体现以人为本、以人民为中心的宗旨与理念；它既关注人当下的生存，又关注人未来的发展，特别是人本身的现代化；它既助推中国式现代化，同时又防范、反思与批评现代化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对人性的戕害和其他弊端。从文化与人文的角度看，无论是过去还是未来的现代化，都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悖谬，也即“双刃剑”特点。对此，新形态现实主义更有其基于现实又超越现实的反思与批判的职责与功能，这恰恰是文学对人的生存与发展的一种捍卫与呵护，也是其人文情怀与价值之所在。关注民生、反映民间疾苦是古往今来现实主义倾向的文学的本质特征。作家的道德良知、使命担当和责任意识，在根本上体现为对特定处境下人的命运、人的尊严的关怀与呵护。既然现代化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文学更关切的是人的真实生存状态与精神渴望与期待，那么，新形态现实主义文学必须从新的写实、求真理念出发反映人的现实状况，尤其关注普通民众的精神与物质诉求，表达其真实的心声，从而激浊扬清、惩恶扬善，精心呵护人的精神与心灵之和谐，防范人性的异化。新形态现实主义的人本意识，在“人民性”层面体现其对人的现实关怀，在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追求中彰显其最高价值宗旨与哲学意蕴，群体意义上的“人”和个体意义上的“人”达成高度统一，是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在新时代中国文学与文化中的新呈现。就此而论，新形态现实主义拥有的是具有时代和民族特征的新人本意识，它对标于人的现代化与人类文明新形态。
4.人物塑造新刻度
人物形象塑造是写实性叙事文学的根本任务之一，新形态现实主义文学要体现以人为本、以人民为中心之宗旨，很关键的是要塑造好人物形象，把人本与民本意识、群体性与个体性理念寓于栩栩如生、内涵丰富的人物形象之中，进而标示出新时代文学在人物形象塑造上的历史新刻度。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塑造是现代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一条基本原则，也是其重要的文学贡献之一。迄今为止，现代现实主义文学作品的一系列不朽人物形象，依然栩栩如生地活跃在读者和研究者的脑海，乃至进入世界范围内人的日常文化生活语境，成为不可或缺的文化元素。于连、拉斯蒂涅、高老头、葛朗台、爱玛、培基·夏泼、简·爱、大卫·科波菲尔、匹克威克、苔丝、泼留希金、安娜·卡列尼娜、聂赫留朵夫、娜拉、汤姆·索耶，等等，这一连串的典型人物所组成的群像就是现代现实主义巨大成就的标志之一。纵览整个世界文学史，没有哪一个文学流派曾经像现代现实主义那样留下了如此为数众多且光彩夺目的典型人物形象。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现代现实主义的高度肯定与评价，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其典型人物塑造取得了空前的成就，并把“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作为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原则之一。
现代现实主义在典型人物的塑造上特别强调人物与环境的关系，我们可以称这类人物为“环境－性格型”典型，这有别于现代主义的“抽象－象征型”典型。“环境－性格型”典型因其有不可磨灭的时代和社会印记，其性格内蕴也必然地透射出特定时代之社会和生活的本质特征。因此，现代现实主义的典型人物既是作品思想内容的载体，也是特定时代与社会的形象化符号，它们都必然地存活于某个“典型环境”，并在与环境的密切关联中展现性格的复杂性、丰富性、立体性和完整性。“大多数现实主义作家都不会描写出性格完全不连贯、不完整的人物。”因此，现代现实主义的人物塑造本身就是展示现实生活、关注人的命运、揭示人的精神－心理状态的重要途径，读者也可以通过这样的人物形象认识现实生活并得到深度的审美感受。就此而论，现代现实主义在人物塑造上体现了“文学是人学”之精髓，其典型人物的塑造依然是一种高标与典范，所以才被恩格斯高度肯定与评价，其当代价值无可置疑。
20世纪现代主义倾向的文学致力于塑造“抽象－象征型”人物，在人的描写上无疑有创新与贡献。虽然此类人物的荒诞化和非性格化倾向与我国传统文化和审美期待存在隔阂与距离，但不能因此无视其在人的精神与心理发掘上的深刻性，无视其人物塑造之成功经验的当下价值。综合不同时代文学的人物塑造方法之优长并创新性应用，是保持典型形象塑造之生机的泉源。现代主义“抽象－象征型”典型塑造模式无疑有其超越传统进而在不同层面上彰显人学真理的成功经验，而且这种人物塑造方法也已被20世纪现实主义倾向的文学合理汲取。如被称为20世纪现实主义代表作家的海明威，其人物塑造明显趋于抽象化和象征性。《老人与海》中的桑迪亚哥，一方面是海明威式“硬汉精神”的写照，另一方面也是人类不屈精神的象征。所不同的是，海明威淡化了人物性格与环境之关系的描写，人与自然的关系趋于抽象化，但是小说对人物外貌和性格的描写，包括具体的细节描写则是细致入微、真实可信的，其逼真性完全体现了现实主义的写实风格。《老人与海》开放性地接纳现代主义“抽象－象征型”形象塑造的长处，这是值得肯定和借鉴的。新形态现实主义有必要在大力弘扬中外传统现实主义在人物塑造上的经典性经验的基础上，汲取现代主义在人的描写和人物塑造上的深刻性、象征性等优长，并予以创造性提升，从而在人的描写和典型人物塑造上上升到一种历史新刻度。
5.新理性精神
现代主义文学崇尚非理性，这有其对人的精神世界掘进的深化及由此达成的创作技巧的创新，受其影响的中国“先锋文学”无疑在实验性探索中为中国文学注入了新鲜血液。但是，现代主义和先锋派倾向的文学的非理性叙事，也导致文学创作过于内向化和非逻辑性，情节的解构与故事的碎片化，文本内容现实性、审美性与可读性之缺失，一定程度上导致文学的小众化和边缘化。时过境迁，在比照中重新认识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及先锋派文学之理性与非理性精神，有助于探索、彰显与弘扬新形态现实主义之新理性精神。
在西方文学史上，现代现实主义是在科学主义、实证主义风行一时的背景下形成与发展的，其思维方法和哲学观念是科学精神与实证理性。较之于此前的浪漫主义和此后的“世纪末文学”以及20世纪现代主义，现代现实主义生发于唯物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哲学土壤，现代现实主义作家总体上秉持的是一种客观理性的文学书写。这种理性书写既不同于浪漫主义的主观性、情感化，也不同于此后现代派的非理性、抽象化，它是在科学精神、实证理性支配下，强调细致观察和客观写实的基础上对生活的真实再现与反映，是一种追求文本内容的客观真实性的理性化与形象化书写。理性书写是现代现实主义创作理念、创作方法与叙述技巧等方面表现出来的突出特征；现代现实主义文学也正因此在内容上才更富于理性精神、社会批判性与道德训诫价值，在叙事方式上更具逻辑性和完整性。在西方近现代文明发展的历史进程中，科学成就促进了社会的进步，解放了人的思想，唤醒了人的理性。从人的理性精神的觉醒，到对人类理性能力的承认、肯定与张扬，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科学和文明发展的历史过程。然而，随着科学势力迅猛扩张所造成的人的理性与感性的分裂——具体表现为工具理性膨胀而价值理性衰微以及人的感性主体的压抑，进而导致了人性的扭曲和异化。人在根本上是“理性的动物”，离开了理性，人就不成其为人，因为人的感性欲望之合理实现的前提必须是人的理性的存在和理性规约力的彰显，就像自由的前提是对“自由”的约束与规范一样，其间不能没有理性规约的力量。现代西方世界许多崇尚非理性和感性解放的理论，虽然是基于对资本主义现代文明压抑人性的一种不满，基于对现代化导致的人性异化现象的反抗，但这种理论对人性的理解与把握不无偏狭，其自身的矛盾性、复杂性与极端性也就显而易见。
无论是现实主义还是现代主义倾向的文学，都试图寻找解决现代社会之现代性问题的途径，都力图缓解乃至在根本上消除人性异化现象，只是各自的价值取向与途径有所不同而已，其结果既可能如愿以偿，也有可能事与愿违乃至适得其反。对此，笔者更期待的是殊途同归——以新的理性与文明达成人性的和谐。中国式现代化所追求的人的现代化所对标的是人类文明新形态，人的全面发展、人的自由与解放、人的物质需求与精神需求的和谐统一的价值宗旨，本身蕴含一种新理性精神和新文明意识。与之相应，文学便应在张扬新理性精神中彰显一种崭新姿态。笔者倡导的新形态现实主义，无疑是对现代现实主义的理性取向和现代主义的感性取向在扬弃中的接纳，从而达成文学在理性与感性、故事性与心理性、再现性与表现性、抽象性与具象性、哲理性与可读性、精英性与大众化等多维度把握上的辩证与和谐，其间蕴含的是一种更高意义上的新理性精神。
在风云激荡的“大变局”国际背景下开启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我们面临的现实环境不可能都是风平浪静、风和日丽，而可能是暗流涌动、荆棘丛生。人类在享受新技术带来的“福利”的同时，危机也愈演愈烈，现代数字技术日新月异的背后显然暗藏着诸多风险；人造出了智能机器人，那么，未来的人还是人自己吗？这一切都亟需人文科学与文学艺术冷静与超然的反思与批判，从而给深陷困惑中的人以精神上的疗救与价值观上的引领以及感性审美意义上的心灵－情感的抚慰。“中国式现代化”的提出，无疑暗含了对未来现代化进程中可能的困境的高度警惕与深度前瞻，这不仅是对人类未来现代化取向的一种反思性自觉，也是对中国本土现代化发展模式的一种更高意义、高瞻远瞩的自我框定和预设。为此，我国新时代有使命感和责任担当的文学家，如何以一种理性而真诚的姿态去描写未来现代化进程中人的生存状况和生命的不同状态，助力人的现代化，是摆在当下文学创作与研究工作者面前的崭新命题。在这种意义上，传承并超越了传统现实主义精神又接纳了现代主义之优长，进而既富有理性规约又不无感性浸润的开放性新形态现实主义，显然更有其与时代民族文化之契合度，更切合本土民众之艺术趣味和审美期待。从人的现代化发展的需要而论，文学不能没有理性，当然也不能没有感性；恰如其分地把握现代化进程中人的理性与感性之关系，乃新形态现实主义“艺术地掌握世界”与人的一种理想境界与现实追求。新形态现实主义在正视并吸纳现代主义和先锋文学非理性理念之合理成分的同时，强化一种新理性意识，提升新时代文学在理性与感性关系上的和谐度，体现了新时代文学的使命意识与责任担当，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不可或缺的一种文化软实力。
结 语
19世纪欧美现实主义，因其影响之广泛，以至于它不只是一种文学思潮，由其衍生的“现实主义”也不仅仅是一个文学术语，而是一种世界性文学现象——文学现实主义，同时它还是一种普遍的人类文化现象。正如德国著名戏剧家和文学理论家贝尔托·布莱希特(BertoltBrecht)所说：“现实主义不仅是文学的问题：它是一个重大政治、哲学和实践问题，必须作为一项关乎人类普遍利益的问题加以研究和阐释。”所以，现实主义不仅仅是对文学有一种整体性涵盖与普泛化渗透的文学精神，同时也是世界文化传播的一个重要载体和文化符号，其间凝结着人类文化与文明演变、传播与互鉴的历史蕴藉。从新时代文化与文明创新发展及文学繁荣之需要出发，以文明互鉴的观念，在汲取古今中外不同时代现实主义文学之优长的基础上，发展一种创新性、开放性和包容性的新形态现实主义文学，进一步弘扬文学现实主义精神，无疑是十分必要而迫切的。本文上述五方面，当然还不足以表达笔者倡导与弘扬新形态现实主义之理由的全部，也不是这种新形态现实主义文学之内涵阐释的全部，比如，就叙事文学而言，叙述策略的有效更新、情节结构的虚实结合、心理描写的理性与非理性交融等，均值得深入探索与阐释，限于篇幅，在此不予展开。本文倡导新形态现实主义，其根本宗旨不是要框定一种有关“现实主义”的新模式，也不是要把现实主义形态的文学视同文学的全部，而旨在从现代化与人的处境与命运之高度，从人类文明交流互鉴的视野去深度辨析世界文学史发展的某些事实，从学理逻辑上深度阐述“文学现实主义”这一术语的多元多层次内涵及时代特征，力图更清晰、明确地阐明文学中的现实主义及其他“主义”的文学在新时代文化建设中的重要价值与意义。
文学研究之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重构与更新的一个重要途径，便是对文学史现象与既有学术概念的重新阐释与内涵创新。笔者对现实主义问题展开的追根溯源、纵横比较式的阐释与论证，本身隐喻了现实主义是一个动态和开放的文学系统或文化现象。文学是因时代的变迁而不断呈现新形态的，现实主义更有其在不同民族文化背景下的不同变体，一如世界性的“现代化”在本土表现为独具特色的“中国式现代化”。“新形态现实主义”概念的提出，并非刻意谋求此概念成为一个可以被普遍认可的学术新名词——“××主义”之类的名词已经太多太多，况且事实上刻意制造学术新名词并不意味着真正的学术创新——而旨在表达关于现实主义和人类文学对当下和未来社会发展之价值及其对现代化所具有的特殊功能，并借此让文学尽可能地助推文化现代化以及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构建，助推中国式现代化——尤其是人本身的现代化！
作者简介
蒋承勇
文学博士，浙江工商大学人文社科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万人计划”教学名师，浙江省特级专家，教育部“马工程”重大项目首席专家之一，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副会长，浙江省社科联名誉主席。
来源：《社会科学战线》2025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