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文化研究工程成果展示
《浙江书法大系·隋唐五代卷》
“垂緌饮清露，流响出疏桐。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提到虞世南，很多人最先想到他的诗作《蝉》。然而相比诗才，虞世南更令人称道的，是他的书法造诣。
世人论楷书，尤推唐朝欧阳询的“欧楷”，劲健俊朗的字体，精气神十足，如君子端方，正气凛然，但“唐楷”真正的奠基人之一，正是师承王羲之七世孙智永的“首席弟子”虞世南。这位历经南梁、南陈、隋、唐四朝的书法大家，以笔墨为心迹，将淡泊名利、清雅脱俗的秉性，浸透于每一笔勾勒之中。
不染尘俗，自有清辉——这首脍炙人口的托物言志小诗，仿佛成为虞世南一生的隐喻。
书香门第，不激不厉
两晋南北朝时期，政权更迭频繁，自东晋南渡以来，以建康（今南京）为中心的江南之地，成为中华文化的中心地区与滋养地。
南朝陈武帝永定二年，虞世南出生在浙江余姚的一个典型的江南士族家庭。虞氏家族“代传素业”，虞世南自小接受的不仅是经史子集的启蒙，更是书香门第的文化身份认同与精神气度的培育。
成长于江南烟雨与南朝文脉的深厚土壤，养成了虞世南沉静寡欲的心性。年少时，他与兄长虞世基在著名文学家顾野王门下读书，受学十多年。
擅长写文章的虞世南，还曾拜师陈朝的文坛领袖徐陵。因天资卓越，书法精湛，经徐陵推荐，虞世南遇到了对他此生影响最大的一位老师——居于会稽山阴的智永禅师。
智永是“书圣”王羲之的七世孙、第五子王徽之的后代，也是中国古代最长寿的书法家，身兼佛门清净与王氏书法正统传人的双重身份。除了书法技法高超，智永也善于教学，他创立的“永字八法”，传承王羲之的风范，为后代楷书立下典范。
在寺院古刹的晨钟暮鼓间，他锤炼技法；在智永禅师“退笔成冢”的执着与青灯古佛的寂定中，他不仅获得笔法秘传，更感悟出了对艺术超越功利的纯粹追求。
佛门的空寂与书道的专注在此融合，涵养了虞世南沉静内敛、不激不厉的心性。
虞世南不仅领会、传承“二王（王羲之、王献之）书法”的精髓，更在此基础上衍生出自己的独特风格。作为智永最得意的门生，他深谙魏晋用笔的流转多变之势，所书既圆融遒丽又外柔内刚，成为楷书重要流派，影响书法界1000多年。
乱世沉浮，刚柔并济
生于动荡乱世，人物的命运总是随着时代洪流起起伏伏。陈朝国祚短暂，很快被隋朝统一，天下由分而合。虞世南与兄长虞世基一同被征召入长安，从文化繁盛的江南踏入北方的政治中心。
然而这一路并非坦途，更像是一场对心性的严峻考验。
因为才学出众，虞氏兄弟常被与西晋的文学家、书法家陆机、陆云兄弟相提并论。很快，虞世基以文采得宠于隋炀帝，权倾一时，但虞世南却生活简朴，始终保持着与庙堂的距离。
自小一起长大的兄弟，命运由此走向了截然不同的路口。隋末乱世中，虞世基因依附权贵而遭杀身之祸，虞世南却因谦退与清名得以保全。
这段历经家国变迁、世情冷暖的岁月，如同一场漫长的修行，将南朝的文雅韵致、佛门的澹泊禅意与乱世的持守智慧熔于一炉。
这在虞世南的书法之中，也体现得淋漓尽致。
虞世南一生历经数朝，从南陈、隋再入唐，他的书法之风有着明显的“融汇百家，兼取其长”的特点，既有隶书笔意，又有南帖的灵巧自然，还吸取魏碑、齐碑的筋骨爽逸。
虞世南的书法传世之作并不多，经典的当属《孔子庙堂碑》，横平竖直的笔画间，既流淌着初唐士人的精神气韵，又凝结着南北文化交融的历史基因。笔法中既保留北碑“方笔”的骨力，又融入南帖“圆笔”的温润。
碑中“德”字右部“心”底宽博如虚怀，承载上部笔画，暗合儒家“礼乐”辩证——既有秩序的庄严，又不失灵动的亲和；“言”字三横间距均等，末横如涟漪荡开，达到“疏可走马，密不透风”的节奏。
世人常说，虞世南的字不好练。他作书可以不择纸笔，书写时手腕轻虚，即便运笔中锋，写在粗麻纸上，也运转自如，还能保持筋骨刚健，如同武林高手一般。
“虞体”讲求刚柔并济，内敛的笔势，点画肌理丰厚，崇尚“君子藏器”之美，更经得住品析、琢磨。
君子书风，人书合一
唐朝建立后，虞世南的人生与艺术进入辉煌篇章。他成为“唐朝十八学士”中的一员。这十八人中，不仅有房玄龄、杜如晦这样的谋臣，还有孔颖达、陆德明这样的大儒，而虞世南能够与房玄龄并列执掌文书，可见唐太宗李世民对他的信任和认可。
虞世南与欧阳询、褚遂良、薛稷合称为“初唐四大家”，李世民表示：“远学王羲之，近学虞世南。”
李世民曾向虞世南请教书法，他回答：“臣昔闻羲之作书之时，简淡静思，神凝意和，故能思与神会，同乎自然。”这也是虞世南对自身的要求——书法之道，重心境修养，需达到“心手双畅，人书合一”的境地，才能收放自如。
在官场上，虞世南更是字如其人，外表看似弱不胜衣，但直言敢谏。笔墨线条背后跃动着清雅脱俗、谦和而刚毅的君子人格。
唐贞观八年，山东及江淮多次遭大水，虞世南借机劝谏皇帝遵循道德义理；贞观九年，李渊驾崩，虞世南一再劝阻筑陵厚葬；他还时常劝阻李世民不要恣于游猎而疏于政事……虞世南将书房变成了涵养帝王德行的课堂，对“贞观之治”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被誉为“德行、忠直、博学、文词、书翰”五绝的臣子，“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中位于第二十位。
在文学、书法造诣上，虞世南留下的作品更是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由他撰写的《孔子庙堂碑》，是传世名作。此碑立于唐贞观七年，楷书35行，每行64字，被历代金石学家和书法家誉为虞书的瑰宝。
虞世南将秀润书风注入了大唐的雄浑气度与自身的浩然之气，形成了既符合官方正统又极具个人标识的“君子书风”。
“书以载道”“人书合一”是中国文人心中的理想文化符号，虞世南完成了一次自证：艺术的最高成就，绝非讨好时风的投机取巧，卓然不群的独立人格与深厚学养，才能真正做到“声自远而非藉秋风”。
主持浙江文化研究工程重大项目《浙江书法大系》的中国美术学院副院长沈浩认为，浙江书法名家辈出，屡登高峰。至唐，余姚虞世南师承智永而得“二王”正脉。而浙江在唐中叶后也逐渐成为中国经济文化的支撑点，其优越的地理位置、自然环境、经济条件和丰厚的地域文化，不断为浙江书法注入生命活力，与周边文化的良性互动，也使得浙江书法传承有序且更为多元丰富。
来源：钱江晚报 潮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