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宋文明在中国历史上有它的独特韵味。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曾指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品味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彩，无论是物质世界的光彩夺目，还是精神世界的审美意趣，宋文化总让人感到意味深长。让我们跟着《夜听宋韵》，回眸两宋文明，品味文化精髓。
在浩如烟海的历史文献中，有关建筑设计、房屋营造与土木工程估工算料等方面的文献典籍可谓凤毛麟角；能够流传至今又被现在的读者熟知的，更是屈指可数。成书于北宋崇宁年间，由官方组织编修、皇帝诏令颁印的《营造法式》，以其编纂规格之高、编写水准之严、编著内容之完整，堪称世界古代建筑学的巨著。北宋政府之所以要求编纂《营造法式》，是因为北宋中晚期建筑业的腐败现象日益严重，许多工匠偷工减料，严重影响房屋质量，宋代奇才建筑师李诫承担了这项艰巨任务。
李诫，出生于郑州管城官宦世家，祖辈多供职于朝廷，家学昌盛。李诫自小聪慧，少年时用小篆书写的《重修朱雀门记》被朝廷选用，下旨刊刻于朱雀门下。他在宋神宗元丰年间入仕，哲宗元祐七年开始在将作监供职，历任将作监主簿、监丞、少监和将作监，主持营建了龙德宫、棣华宅及太庙等大型宫宇建筑群。《营造法式》是李诫在两浙工匠喻皓《木经》的基础上改编而成的。在改编的过程中，他摒弃了古代士人对工匠的偏见，主动向工匠们请教各种营造的细节与规范问题，最终成功编纂出世界上第一部系统阐述木构架建筑原理和技术规范的经典著作。
流传至今的是崇宁本《营造法式》。全书正文前有两个附件，一个是上奏朝廷的文档“劄子”，以及对全书的总体介绍“看详”；正文部分共34卷，不仅包括古代房屋营造艺术与结构的诸多层面，而且规范了施工组织、工程预算、材料筹备与运输功限估算等诸多内容，书中绘制的丰富图样为我们直观地了解宋式营造提供了珍贵的资料；书中详细记录了从选址到施工各个环节的具体操作方法，并配以大量精美的插图说明。该书不仅继承了隋唐时期的建筑传统，还为后来的明清建筑发展奠定了基础。如今在郑州东大街与城东路的交汇处，静静矗立着一座由汉白玉雕刻的“乌头门”石碑——“李诫故里碑”，无声地讲述着此书编撰者、宋代奇才建筑师李诫的传奇故事。
后来，明代编写的《永乐大典》虽然对《营造法式》这部经典著作进行过校正修订，但是没有对其本身做更进一步的整理研究。随着年代的久远、技术的失传，到了清代，这本书居然成为无人能懂的“天书”。1919年，中国营造学社的创始人、清末民初著名学者朱启钤先生，在南京图书馆参观时发现了钱塘丁氏嘉惠堂所藏张芙川先生的影宋抄本《营造法式》古本，大喜过望的朱启钤先生又委托陶湘先生对其文本进行校订，还出资将其缩印出版。这一刊印本，就是如今最广为传播的“丁本”。
思想敏锐的近代中国学界先驱梁启超先生在“丁本”刚问世时，就给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攻读建筑学的儿子梁思成寄赠了一套，附信写道：“一千年前有此杰作，可为吾族文化之光宠也。”其中蕴含的期待之情是溢于言表的。正在国外求学的梁思成与林徽因先生，在得到这部中国古籍大书的时候，内心也是充满了骄傲。此后，梁思成先生开始了向世界展示中国建筑智慧的历程。学成归国后，夫妻二人在大量实地考察后，在四川宜宾李庄着手开展《营造法式》的注释、整理和研究工作，这项工作伴随了他们的一生。
百年以来，在朱启钤、梁思成等一代又一代古建学人的不断努力下，《营造法式》这部宋式建筑大作终于渐渐掀开了它神秘的面纱，并逐渐被世人所理解，也让我们逐渐读懂了编撰者李诫一生都在践行的哲学观念：天人合一。
正如李诫在书中所说：“凡为匠者，必先正心而后艺成。”这句话传承至今，依然掷地有声。我们在千年后回望这段历史，不禁感叹于李诫那超乎寻常的眼光和智慧。他用自己的一生告诉我们：无论时代如何变迁，都不能忘记最根本的东西——尊重自然规律、珍惜人类文明成果以及保持一颗平和而真诚的心灵。
（杭州市上城区社科联 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