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话与写文章要讲逻辑，社科研究更是离不开逻辑思维。近年来，以“逻辑”为标题的社科论文层出不穷。据中国知网数据，截至2024年6月底，以逻辑为标题的期刊文章已达12.13万篇，其中期刊论文9.68万篇。这些论文涵盖了内在逻辑、生成逻辑、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等多个方面，其中理论逻辑、历史逻辑与实践逻辑常被用作论文的主要框架，这也符合人们的思维习惯。然而，有些论文在运用逻辑时过于繁琐，原本简单的问题被过度复杂化。作者们似乎都成了“哲学家”，动辄谈论“应当”“必须”，洋洋洒洒却言之无物，循环论证，无病呻吟。这些人绕弯子、转圈子、卖关子，故意显得高深莫测，仿佛拥有无尽的学问，但结论往往只是众所周知的常识。这种“精致的平庸”不仅浪费了学术资源，还助长了社科研究的浮躁风气。这种文风，实为新八股，是文风不正的表现。长此以往，对学术研究的危害极大，值得警惕。原本应该提出并解决问题的研究，在这种故弄玄虚的文字游戏中变得毫无意义，既浪费了资源，又损害了学术的严肃性。
文以载道，言为心声，文如其人。文风不仅体现了作者的思想方法、工作作风，还反映了其学识能力。文风从来不是小事，它是党风与社会风气的风向标。毛泽东同志一向倡导平易通俗的文风。1942年2月，在《反对党八股》一文中，毛泽东痛斥了党八股的第一条罪状，即空话连篇、言之无物。1955年12月，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按语中，毛泽东再次对不良学风进行了批判：“我们的许多同志，在写文章的时候，十分爱好党八股，不生动，不形象，使人看了头痛。”[1]这种老八股与新八股文章既浪费了读者时间，又让读者身心备受煎熬。
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于浙江日报“之江新语”专栏发表了232篇文章。文章的文字不多，常常用大白话谈大问题，直来直去，短小精悍，读完令人深受启发，也能解决实际问题。2005年8月，习近平同志在《文风体现作风》中指出：“在一定的意义上文风也体现作风，改进作风必须改进文风。现在存在一种很不好的文风，喜欢写长文章，讲长话，但是思想内涵却匮乏得很。……最要反对的是空话连篇、言之无物的八股文，那种‘穿靴戴帽’、空泛议论、堆砌材料、空话连篇、套话成串、‘大而全’、‘小而全’等弊病，都要防止和克服。”[2]目前，社科研究中逻辑循环文风和当年毛泽东所批判的党八股的第一条罪状性质一致，具有高度的相似性。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社科研究需要问题意识和问题导向。然而，研究问题往往是一项艰巨的任务，需要下苦功夫，坐冷板凳。相比之下，高谈逻辑则显得容易得多。一些社科研究者选择回避问题，不进行深入调查，而是仅凭想象进行逻辑推演，导致文章空洞无物，陷入循环论证的困境。为什么一些社科研究者热衷于以逻辑为题，撰写各种逻辑文章，以显示自己的学术造诣？这种绕开问题的文章反而更容易发表。这一现象与社科研究者所处的学术生态有着直接关联。目前，社科类文章发表严重内卷，刊物的层次、数量等都需要作者慎重考虑。各种聘任考核、职称评定、毕业就业、学科点申报等对文章的质量和数量有明确要求。在各种考核评估压力之下，论文发表也就成了“王道”。此外，一些研究者担心，如果文章中过多地讨论问题，可能会导致发表变得更为困难。因此这些人选择坐而论道，只谈逻辑不谈问题，结果往往做了无用功，更谈不上有多少学术贡献。
文风不实之弊，根源在于作风不实。文风问题的实质是作风问题，文风能够体现学风作风。实际上，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催生了不良文风，不良文风会严重败坏社会风气。好的文风是朴实的，言之有物、言之有理，让读者有收获、有启发。1958年1月，毛泽东同志专门起草的《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指出：“文章和文件都应当具有这样三种性质：准确性、鲜明性、生动性。”[3]习近平总书记倡导“短、实、新”的文风，写短文章，讲短讲话，发短文件。2010年5月，习近平同志在《求是》发表的文章中提出了好文风的“五讲五不讲”要求：“讲符合实际的话不讲脱离实际的话，讲管用的话不讲虚话，讲有感而发的话不讲无病呻吟的话，讲反映自己判断的话不讲照本宣科的话，讲明白通俗的话不讲故作高深的话。”[4]好文章会使人赏心悦目，读过后会感到心情愉悦，会产生多次阅读的意愿。1848年2月，马克思恩格斯合写的《共产党宣言》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第一个纲领性文献，是每一个共产党人必读的经典，毛泽东读《共产党宣言》不下一百遍。文章从语言文字到思想理论无不散发出其魅力，文章经久不衰的魅力主要在于其内容的问题导向，文章充满了天下情怀的思想魅力，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提出了无产阶级政党的历史使命与奋斗目标，旗帜鲜明地提出与解决问题。
改文风要首先要从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做起。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5]各级领导干部的带头作用是改进文风的关键，要把调查研究作为改进文风的重要切口。不良文风往往不触及实际问题，而领导干部写文章是要解决问题的。因此，文章应追求简洁平实。调查研究是历练好文风最重要的一环，如果领导干部对基层情况不熟悉，对群众的问题不清楚，结果只能是老话多，废话多，空话多。人民群众是语言大师，领导干部要深入群众中间，“要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人民的语汇是很丰富的，生动活泼的，表现实际生活的。”[6]只有广泛深入群众，走遍千山万水，融入与关心群众生活，才能说到群众心坎里，才会解决群众实际问题。
改文风要建立健全科学的学术评价机制。社会科学研究的初心在于持续为人民提供更多、更优质的文化产品和服务，以陶冶人们的情操，开拓人们的视野，提升人们的精神境界，从而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对于社科类成果，我们应重点评估其是否回应了时代的挑战，是否引导人们树立了正确的价值观。当前学术生态中的不良学风，实际上是学问功利化的产物，而这种功利化又与不科学的学术评价制度密切相关。需要净化学术生态，健全科学的学术评价机制，让学术研究少些功利，多些本真，营造风清气正的学术环境，让社科研究者回归学术初心，静心研究，潜心做接地气的学问。
改文风要求社科工作者心里要装着群众。文风是社科工作者对群众的态度问题，文风是一个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问题。好的文风是从基层走出来的，也是从群众生活语言中走来的，改文风就是要增进对群众的感情。脚下粘有多少泥土，心中才会沉淀多少真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切有价值、有意义的文艺创作和学术研究，都应该反映现实、观照现实，都应该有利于解决现实问题、回答现实课题。”[7]社科研究者多深入基层，俯下身，沉下心，听民意，察民声，倾听群众呼声，发现、研究广大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急难愁盼问题，在“身入”的同时，更要“心入”“情入”，少扯一些漫无边际的逻辑，摒弃“自弹自唱”“自娱自乐”做法，把论文写在大地上，把学问写进群众心坎里。
参考文献
[1]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五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539.
[2]之江新语[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151.
[3]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61.
[4]习近平.努力克服不良文风 积极倡导优良文风[J].求是,2010(10).
[5][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143.
[6]毛泽东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 出版社出版社，1991：837.
[7]习近平.论党的宣传工作[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365.
作者简介：孔德永，宁波工程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主持完成2项国家社科项目，主持2项国家重大招标子课题，主持完成10项省部级以上项目，获4次省级优秀科研成果奖励，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等学术刊物发表80多篇学术论文，研究方向为政治学理论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来源：之江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