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化是人类社会持续进步的重要路径，也是中国式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必然选择。2023年9月20至21日，习近平总书记亲赴“枫桥经验”陈列馆调研考察，并在全省座谈会上强调要利用好“枫桥经验”这块基层社会治理的“金字招牌”，进一步总结、提炼、推广“枫桥经验”，动员群众、组织群众，把问题解决在基层、把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在推动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上创造更多经验。换言之，动员群众、组织群众始终是新时代新征程“枫桥经验”新实践的重要内容。那么，当前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叠加加剧社会结构“原子化”的情境为动员群众、组织群众带来了哪些挑战？新时代新征程，如何更好地动员群众、组织群众？近年来，“枫桥经验”发源地基层社会再组织化的实践探索，提供了较为有效的经验示范，为其他地区动员和组织群众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参考。
一、实现基层社会再组织化具有重要价值
把分散的群众高效率地动员和组织起来，有序投入到经济社会发展的伟大实践中，是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先行的关键所在，也是展现我国集中力量办大事制度优势的重要内容。
1.再组织化是从传统治理走向现代治理的必答课题。在传统中国，乡绅以“乡绅+宗族”为基本结构，形成了一种低度组织化的社会治理形态，有效维持了社会的基本稳定。近代以来，随着工业化大生产的兴起，其本质是依靠有组织的大规模协作，推动了生产力的持续发展和社会的不断进步。面对旧中国“一盘散沙”的局面，中国共产党审时度势，提出并践行“一切依靠群众，一切为了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成功地将亿万人民群众紧密团结起来，从而赢得了革命胜利。近年来，基层社会结构的“原子化”趋势再度凸显，如何更好地动员群众和组织群众，已成为中国式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重要实践和理论课题。
2.再组织化是破解当前基层治理难题的基本内容。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社会的“队社结构”和城市的“单位制+街居制”治理单元对社会个体的影响力逐渐减弱，社会流动性日益增强。同时，经济成分、分配方式、利益关系、社会阶层、思想观念多样化也加剧了基层社会治理难度。特别是，随着城镇化快速发展，人户分离现象普遍存在，基层治理单元中的生产功能、生活功能和政治功能相对分离。因此，如何提升基层治理单元的吸附能力和社会成员的共同体意识，采取合适的组织形态把不同的群体有序组织起来，参与到基层社会治理实践当中，是当前破解基层治理难题的基本内容。
3.再组织化是基层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实践载体。推动基层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走深走实，实现党的组织和党的工作全覆盖，是基层社会再组织化的重要形式。同时，在基层社会治理实践创新中，社会组织、经济组织、群众自治组织也已成为实现基层社会再组织化的重要载体。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因此要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确保社会组织、经济组织、群众自治组织等在正确轨道上运行，构建基层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多元载体。
二、诸暨市推进基层社会再组织化的主要做法
近年来，诸暨市发挥经济利益、地域空间、共同情感、职业行业、初心使命等不同联络接点功能，再造了基层社会再组织化的不同形态，有力促进了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
1.以经济利益为联络接点，构造利益型再组织化形态。经济利益是最直接的联络接点，能够迅速、有效地将利益相关群体整合到诸如村集体经济组织、强村公司、经济合作社、“共富工坊”等以实现相关群体经济利益为主要目标的经济组织中来。发挥这些组织优势，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助力实现共同富裕，这充分展现了我国制度优势。2021年以来，诸暨市启动村级集体经济巩固提升专项行动，通过分类实施、因地制宜、一村一策等措施，全面消除集体经济薄弱村，并探索出资源盘活型、物业经营型、产业发展型、土地入股型、有偿服务型、村企合作型等多种增加村级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的有效路径。2022年，诸暨市村集体经济总收入（涵盖484个村经济合作社）达到12.96亿元，所有行政村经营性收入均超过50万元，显著增强了集体经济吸引力和村民归属感。实践证明，利益型再组织化效果显著，能够凭借共同利益作为联络接点，快速聚拢利益相关的群体。
2.以地域空间为联络接点，构造地域型再组织化形态。这种形态通常基于小区（村落）、行政村（社区）、乡镇（街道）等特定的地域空间进行构造。具体表现为两种类型。一种是，以行政村（社区）、乡镇（街道）、大型企事业单位驻地等治理单元实体为依托，结合该空间的村民（居民）自治组织、乡镇党委和政府组织、企事业单位、乡贤参事会等组织，实现基层社会的再组织化。近年来，诸如“三上三下三公开”村级民主议（决）事机制、村级“关爱基金”和“爱心食堂”“浙里·乡村公分”“全城志愿”等实践创新，均是在地域型基层社会再组织化基础上衍生出来的。另一种是，基于一定的地域观念进行再组织化的形态。例如“诸暨人”“店口人”“贵州人”“河南人”等非实体化组织形态，或者以同乡会等组织形态存在。这两种类型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均发挥了良好的组织凝聚功能。
3.以共同情感为联络接点，构造情感型再组织化形态。以家庭、家族、宗族、邻里等情感为联络接点的再组织化形态在传统中国社会里发挥着重要的联结功能，尽管在现代理性社会中情感联结的功能有所减弱，但在诸暨这样传统文脉深厚的地区，共同情感依然作为联络接点发挥着重要作用。当这些沉睡的情感元素被唤醒，就会释放巨大的正能量。2018年以来，诸暨在全市476个行政村全域建立村级“关爱基金”，截至2022年底，诸暨市“关爱基金”总规模达2亿元，其中3600余户移风易俗群众向基金捐款339万余元，累计支出1.11亿元，惠及群众28.2万余人次，在惠民生、聚民力、暖民心、促民治等方面彰显出巨大价值。再例如，以书法、书画、舞蹈、乐器、美食以及志愿服务等共同情感为联络接点的各类社会组织累计达4300余家，带动了23.8万名志愿者，形成了不同的次级社会网络，从解决基层社会矛盾问题、优化公共服务、培育健康向上的社会心态等方面促进了社会团结。
4.以职业行业为联络接点，构造业缘型再组织化形态。自近代工业社会以来，各种组织逐渐以不同业务为联络接点，对员工进行组织化管理，这导致以相同职业或行业为基本单元的组织化形态成为现代人依赖的最主要的组织类型。由此，形成了包括党政机关、国有企业、外资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民营企业以及职业化养殖、职业化种植等在内的基于业缘的社会身份和社会化特征。由于民营经济的蓬勃发展，诸暨涌现了珍珠协会、物业管理行业协会、企业家协会、枫桥纺织行业协会等众多业缘型再组织化形态。这不仅能够促进职业或行业领域内的沟通联络、职业（行业）交流、知识共享、共谋发展、维护群体利益等，而且超越了单位、地区、收入、行业、民族、宗教、性别等界限，将孤立的个体融入不同的组织之中，增进了不同行业（职业）群体的社会归属感，有力促进了社会团结。
5.以初心使命为联络接点，构建价值型再组织化形态。由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一初心使命驱动的再组织化形态，是目前最为广泛和最为有效的再组织化形态。从紧密程度看，利益型再组织化机制最为松散，一旦利益受损就会解体，而价值型再组织化的社会连结最为紧密，由于受到初心使命驱动，形成了发自内心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因此，价值型基层社会再组织化机制不仅单独存在，而且嵌入到其他类型再组织化机制当中，确保基层社会再组织化在轨运行。特别是自2020年以来，诸暨市创造性地运用“一切工作到支部”的组织建设理念，持续创造了“支部建在社区（小区、网格）上”等党建方式，着力构建“三纵三横”社区党组织体系（即纵向贯通社区党组织、网格党支部和楼道党小组，横向融合网格党支部、小区业委会和物业服务企业）。这一举措将网格打造成为党建、治理和执行的最小单元，探索出一条以网格党支部为核心、多方协同共治的新时代“枫桥经验”城市社区治理新路径。
三、诸暨市基层社会再组织化实践带来的几点启示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在社会基层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而基层社会再组织化则是建设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的重要举措。诸暨实践提供如下启示：
1.再组织化是新形势下动员群众的重要路径。依靠群众、发动群众、为了群众，始终是“枫桥经验”一以贯之的特征。然而，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的快速发展，以及经济成分、社会需求、社会观念的多元化，使得社会结构日益呈现“原子化”趋势。如何有效将“原子化”的个体凝聚到社会共同体，成为新时代“枫桥经验”面临的重要课题。基层社会再组织化正是题眼和答案。通过针对不同社会群体采取差异化策略和路径，借助各类联络接点，将社会个体凝聚到不同组织中，实现人民群众有序参与基层社会治理，构建多元且紧密的基层社会次级网络，进而维护基层社会秩序稳定，促进社会共同体建设。
2.联络接点是实现基层社会再组织化的关键。基层社会再组织化的实现，关键在于通过经济利益、地域空间、共同情感、职业行业、初心使命等共同因素，作为联络接点，将不同社会个体联结起来，形成多样化的基层社会再组织化形式。这些不同类型的再组织形态相互交织，构成立体化的基层社会再组织化网络，使得“原子化”的社会个体通过不同渠道被编织到基层社会组织网络当中。联络接点实质上反映了社会个体的共同需求，因此，推动基层社会再组织化，就是一个观察、发现、创造、培育、扩大社会共同需求的过程，需要积极主动的创造和培育。
3.党建引领是实现基层社会再组织化的保障。通过不同的组织形态实现社会群体的再组织化，并有序参与基层社会治理，不仅解决了新形势下如何动员和组织群众的问题，也满足了人民群众的归属感需求。然而，过度的联结可能导致“小圈子”化的利益同盟，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利益。因此，需要发挥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初心使命的引领作用。这要求党不仅要坚守价值型组织化的独立地位，更要将初心使命融入到其他再组织化形态中，确保基层社会再组织化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4.基层社会再组织化也需要持续推动迭代升级。纵观历史脉络，“枫桥经验”是党的群众路线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生动体现，是化解基层社会矛盾、推动平安建设、助力共同富裕的重要经验，也是实现“党领民治”的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关键路径。因此，推动基层社会再组织化不仅是创新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实践需要，也是加强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重要举措。这就意味着，基层社会再组织化作为新形势下新时代“枫桥经验”动员群众、组织群众的重要路径，也需要持续迭代升级，根据不同时点、不同地区、不同领域基层社会的具体治理情境，选择合适的联络接点，构造出不同类型的基层社会再组织化类型，并组合出立体化的基层社会再组织化网络形态。
作者简介：
刘开君，中共绍兴市委党校枫桥经验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副教授、博士；绍兴市法学会枫桥经验研究会副会长，绍兴市社科院智库城研中心研究员，浙江新时代枫桥经验研究院、浙江大学新时代枫桥经验研究院特邀研究员，绍兴市监察委员会第二届特约监察员。
课题信息：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常规课题“新时代‘枫桥经验’与基层信访矛盾多元化解机制研究”（24NDJC075YB）。
来源：之江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