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夷观”在古代中国经历了从“华夷之辨”到“华夷共祖”再到“华夷一体”的转变，并最终成为主流思想乃至意识形态。华夷一体是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得以形成的重要原因，更是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不可或缺的黏合剂。
从华夷之辨到华夷共祖。自称华或夏的部落经过长期的族群交融，至夏商周时代逐渐形成族群共同体，它们称居于四周特别是文化与自己不同的族群为夷、狄、戎等。到了春秋时期，随着周王室的衰微，位处中原地区的齐、鲁、晋自称华夏，位于中原的非华夏族群和地处中原外缘的秦、楚、吴、越等被称作夷狄。尊王攘夷、严夷夏之别等华夷之辨理念也随之而生。传统儒家的华夷之辨着重两点：一是华夷之防，即裔不谋夏，夷不乱华”“内诸夏而外夷狄”；二是用夏变夷，主张诸夏以文治教化令夷狄归服。
随着秦汉之际疆域的拓展，华夏边缘扩大，华夷之防也出现了松动。贾谊主张汉天子为天下之首，夷狄乃天下之足，华上夷下，尊卑有别。虽然此说仍有明显的华夷之辨色彩，但首倡华夷首足说，肯定了华夷一体、不可分割。值得关注的是，在汉武帝巩固大一统王朝的背景下，董仲舒将华夷之辨与大一统思想融合，提出“王者爱及四夷”，强调用儒家之礼义区分华夷，肯定华夷可以互变，故力主构建大一统政治秩序务必纳“夷狄”入华夏。
华夷之辨强调华尊夷卑，带有血缘和文化歧视色彩，在华夷之间人为地划分了边界。司马迁则通过重构五帝族群谱系和书写华夷族群起源，重构华夷关系，首次从族源上构筑了华夷族群共同的血缘谱系，确立了华夷同源共祖的理念。他视华夷为同出黄帝的平等关系，赋予华夏和四夷“源出于一，纵横叠加”的架构：纵向上，他以本纪、表为载体，重新建构五帝的历史记忆，勾勒了颛顼、帝喾、尧、舜为黄帝之苗裔的谱系，书写了夏商周始祖、秦之先人均为五帝之后，从而构建了一个以黄帝为源头、血脉相连、一脉相承的谱系图；横向上，巧妙地运用世家、列传，将蛮夷之楚、吴、越、匈奴、南越、东越、朝鲜、西南夷等均纳入黄帝后裔，同时描绘了华夷互变的图景。总之，他将传说中的黄帝置于华夷共祖的地位，将华夏与四夷整合成“一个时代相继、绵延不断的庞大的具有族群认同性质的共同体”，消解传统华夷之辨中血缘与文化歧视的色彩，为构筑多族群一体的大一统王朝确立了新的认同模式。
华夷一体与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司马迁所谓的华夷共祖，并非实质性的共同血统，而是用历史书写重新建构族群的过去，描摹的是一个关于虚拟共同血统的传说或故事。随着时间的推移，该理念不仅被“夷狄”所认同，且成为他们入主中原的法理依据。如4—5世纪入主中原的各“夷狄”政权大都千方百计地标榜自己为华夏族裔，匈奴刘渊自称汉氏之甥，匈奴赫连勃勃自诩大禹之苗裔，拓跋鲜卑更是构建了华夷共享一个“英雄祖先”的“弟兄祖先故事”。华夷共祖还衍生出华夷皆正统。如唐代官修史书《南史》《北史》并立、不分正统与否；元修辽宋金史，确立了“各与正统，各系其年号”的原则。更为重要的是，华夷共祖还与大一统衔接，不断地扩展华夏族群的边缘，推动中华民族从多元日渐走向一体。
第一，华夷同源共祖的理念，成为华夏族群边缘不断扩大的理论依据，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司马迁对华夷共祖的架构，是族群认同中心人群向外拓展华夏族群边缘的尝试。魏晋以降“夷狄”政权认同该理念，是认同边缘的部族利用其确定的边界进行再建构，主动向内漂移，从外界扩充了华夏族群的范围。简而言之，华夷都认同关于族群起源发展的共同历史记忆是同一族群的重要标志。为了论证政权合法性以及调和族群关系，逐鹿中原的“夷狄”政权往往活用华夷共祖理念，自上而下地采取系列措施强化主流文化认同，推动各族群的交往交流交融。当辽、金、元、清的统治者都以华夏自居，将原为“夷狄”的本族群纳入了华夏的范畴，表明自在的中华民族已经自发地形成，并且边缘在不断扩大。
第二，华夷共祖的理念，进一步发展成华夷一体，奠定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基调。隋唐时期，大一统王朝和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都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隋炀帝主张“混一戎夏”，唐太宗对各族群“爱之如一”，开启了“胡越一家”的华夷平等格局。胡人华化蔚然成风，汉人盛行胡风，胡汉各族群的风俗文化相互涵化，孕育了多族群文化归一的趋势。辽、金、元、清继续发展出了华夷同风、夷可变华、华夷一体、共为中华、天下一家的理念，赋予华夷文化共同的发展空间。在此大背景下，中华民族向一个自在的整体发展的同时，也保留了丰富多彩的多元文化。
总之，华夷共祖是形成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的重要理论依据，是连接各民族、构筑大一统国家的重要黏合剂。
作者：李毅婷 浙江师范大学边疆研究院副研究员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4年6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