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宋文明在中国历史上有它的独特韵味。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曾指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品味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彩，无论是物质世界的光彩夺目，还是精神世界的审美意趣，宋文化总让人感到意味深长。让我们跟着《夜听宋韵》，回眸两宋文明，品味文化精髓。
元佑四年（公元1089年）七月，苏轼以“两浙西路兵马钤辖龙图阁学士”的身份任杭州知州。不想杭州大旱，饥馑瘟疫一起发生，作为杭州最高长官，苏轼赈灾民、稳物价，还向朝廷请求减免供米，终于帮助百姓度过难关。为增强城市的抗旱能力，他决定整治淤塞的西湖。于是，元佑五年（公元1090年）四月，苏轼给朝廷上呈了一份《杭州乞度牒开西湖状》，恳求朝廷赐给杭州一百道度牒来开浚西湖。朝廷批准了这一申请，这一百道度牒真的帮助苏东坡完成了开浚西湖这项大工程。那这度牒到底是何物，又为何会有这么神奇的力量呢？
度牒其实就是古代官府发给僧尼用来证明身份的文件，写明持有人的法名、俗名、身份、籍贯、年龄、所住或请住持寺院、所诵经典、师名等，起源于南北朝。南北朝崇佛，手握度牒的出家人享有免税特权，百姓为了逃避官府的赋税徭役纷纷遁入空门，俗称“出家”。唐朝时为了防范民众通过私自出家逃避赋税和兵役，也为了防止罪犯通过入寺为僧聚众造反，扰乱社会治安，将颁发度牒的权力收归国家,通过控制度碟的发放数量来限制寺院的发展。安史之乱后，唐朝国库匮乏，唐肃宗开启了出售度牒补充财政的制度，于是度牒开始从身份证明向寺庙创建许可的方向转化，变得值钱起来！
宋代崇道，对度牒的管理更加严格，这就使得度牒成为一种稀缺资源。正所谓物以稀为贵，朝廷自然也意识到了度牒的价值和经济属性，尝试用空名度牒回笼超发的纸币，后来在官府采购中为了省钱，也会采用度牒进行估值支付。甚至榷货务在兑付商人的钞引时，亦会搭配度牒来提升交易的价值。
苏东坡疏浚西湖，就是度牒在地方救灾和公共事务上的应用案例。苏轼曾言：“度牒三百道，值钱五万余。”根据相关文献记载，宋神宗元丰年间出售度牒时每道价格就达一百三十贯钱，还供不应求，有学者推测，他为开浚西湖所乞求的百道度牒最起码可换钱一万五千贯左右。
由于朝廷将度牒作为货币属性价值物进行管控，使得两宋时期度牒一直保有较高的信用和价值。甚至因其官方估价不断增长，具有保值特性，宋人竞相购买度牒，“商贾富民，为之奔走”。根据程民生先生著《宋代物价研究》相关数据资料，南宋建立初期（建炎元年公元1127年），为了扩充国库，宋代的空白度牒直接由朝廷定价120贯发行，当时的度牒为黄纸所制，易于伪造。绍兴六年（公元1136年），朝廷下令由文思院专门在绫面上织出“文思院制敕绫”六个字样的花绫，用来专造度牒，因此购买时另需纸工费10贯。
然而随着宋金战争的持续发生，度牒的发行价不断变化。宋高宗绍兴三十一年（公元1161年），为了筹措军费，度牒提价到五百贯，宋宁宗开禧北伐时更曾暴涨至1200贯，后于绍熙三年（公元1192年）回落稳定在 800贯。
度牒在民间成为了一种有价证券，炒作度牒成为人们热衷的一种投资理财行为，甚至有现代专家认为，宋代能在外敌环侍的形势下坚持数百年，与度牒带来的经济支持是离不开的。
宋代度牒和现代有价证券以及国债虽然在发行背景目的、功能范围、技术基础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但它们在金融工具属性、信用基础、价格波动等方面也有一些相同或相似之处，对现代金融体系的构建带来了深远影响。
（杭州市上城区社科联 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