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宋文明在中国历史上有它的独特韵味。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曾指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品味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彩，无论是物质世界的光彩夺目，还是精神世界的审美意趣，宋文化总让人感到意味深长。让我们跟着《夜听宋韵》，回眸两宋文明，品味文化精髓。
我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源于对古代丝绸之路历史的深刻理解和现代全球化发展的深思熟虑。这一倡议为中国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提供了更广阔的市场和更多的合作机会，从而促进了海外贸易的发展。这种通过打通海陆贸易实现国际文化与经济交融的方式由来已久。
中国古代海外贸易主要通过两种形式进行，一种是官方主导的“朝贡”，这是一种仪式化的物产交换模式，各国使臣携带各种珍品向统治者“朝贡”，帝王收到异邦的特产则会以等值或者更为丰厚的中国商品“回赐”，彰显大国气度。另一种形式是以民间贸易为主的市场商品流通，随着贸易通路的打开，各具特色的异域物产通过民众间的经济往来实现了流通。为了规范这种民间的国际贸易，市舶制度在唐朝应运而生，朝廷通过设立专门的机构“市舶司”来实现海上贸易的商业监管。
宋承唐制，宋太祖赵匡胤在开宝四年（公元971年）就重新建立了市舶制度。然而随着“水密隔舱”等造船技术的提升，加之指南针带来的航海技术改革，民间海外贸易的活力与规模远超前朝。为了更好管控蓬勃发展的海外贸易，宋代通过推行“招诱奖进”的开放政策，进一步完善了市舶制度。
市舶制度的完善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州郡兼领”时期，主要通过准入制度来管理，根据宋代广州地区《市舶法》文献记载，当时舶商、船主和船夫进出港口必须持有市舶司颁发的许可证，这种方式极好整治了蕃商偷卖走私的现象；第二阶段是“漕臣兼领”时期，王安石为改善国库空虚的局面，秉持“理财富国”的理念，着重从税目创收和官制改革两方面对市舶制度进行改革，通过提升市舶司官员的财务能力，实现市舶司向专职管理方面发展；最后是“专置提举”时期，朝廷直接委派训练有素的人员担任专职的提举市舶，将市舶司置于朝廷的直接控制之下，使得市舶司职能得到了强化。
《梦溪笔谈》曾记载沈括纠察外国商船逃税的轶事。泉州港市舶司在清点海船申报商品过程中，发现船上有一只装满了海水的木桶，市舶司官员怀疑商人试图以此逃避关税，但又没有正当理由进行调查，于是上报给了当时的知州沈括。沈括到达现场，他发现木桶的构造特殊，桶壁厚实且密封严紧，便命人将桶置于阳光下暴晒。经过几天的曝晒，桶底析出了一层厚厚的盐晶，原来，外商将盐溶解于海水并密封于特制桶内，想以此法运盐、逃避盐税。沈括识破了这个伎俩，对这种违法行为进行了处罚。
宋代市舶制度就是通过专业而细致的监管，促进了海外贸易，推动了文化交流，加强了中央集权，成为当时全球海上丝绸之路贸易的关键一环，也为我国现代海关法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杭州市上城区社科联 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