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变革已成为推动新时代我国经济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随着数字农业的不断发展，需要大量拥有ICT（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以下简称ICT）专业技能和ICT补充技能的数字人才服务乡村发展。在“十四五”规划中，党中央提出了“普及提升公民数字素养”的要求，《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行动纲要》（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印发）中也强调了农民数字技能提升的重要性，指出要大力推进手机应用技能在农民中的推广培训工作，加强农民对这些“数字化新农具”的应用能力。但是，随着城市数字经济的迅猛发展，现有的农村人口趋于空心化、老龄化，广大农民群体又面临较大的数字鸿沟。因此，如何让更多的数字化人才参与到农业领域，是助力乡村振兴、推动农业现代化和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一、 数字变革背景下乡村人才面临的瓶颈与挑战
我国在建设数字乡村过程中，乡村人才转型面临着诸多的障碍。从乡村人才自身来看，数字素养普遍跟不上时代步伐。从村庄环境来看，人口老龄化问题制约着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从社会发展要求来看，农业进入“机器换人”时代，急需智慧农业新人才加入。从职业教育投入来看，存在服务乡村振兴的职业教育投入不充裕的情况。
1、农民数字素养普遍跟不上新时代步伐
随着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我国农村地区尤其是广大农民群体面临较大的数字鸿沟。城乡居民的数字素养差距达37.5%，其中农民得分较其他职业类型群体明显偏低。对标美国、日本等国，其农业主体普遍能够使用智能设备和数字化管理手段，而我国农业主体以家庭、个体为主，普遍数字素养水平不高，对新技术、新方法掌握困难，例如直播、电商、农用无人机操作等技能严重不足。农业农村部抽样调查发现，农民平均受教育年限不足8年，在务农的农民中，小学、初中文化程度占到70%以上，每年只有不到10%的人参加了实用技术培训，而参加过较长期技能培训的仅占3.7%。
2、人口老龄化制约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
如何进行数字乡村建设？一个重要途径是普及网络基础设施与推进村务电子化。据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截至2021年底，全国51.2万个行政村全面实现了“村村通宽带”。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等东部地区村务办理电子化普及率较高，达到59.81%；而重庆、四川、陕西、云南、贵州等西部地区普及率为42.81%。目前，农村人口老龄化趋势日益明显，60岁以上老年人群体的比例逐步扩大，成为农村常住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数字化平台在如此庞大的农村老年人群体中进行普及与推广，面临着诸多挑战和困难。不少农村老年人缺乏学习数字技术的能力，难以获取有效的信息资源，导致他们在乡村治理参与和决策中信息支持不足，进而影响乡村治理的科学性和效率性。同时，老年人数字素养不足也影响了他们享受数字化带来的便利和服务，而乡村中数字化公共服务供给的相对滞后，进一步加剧了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的难度。
3、“机器换人”时代呼唤智慧农业新人才
根据我国农业农村部规划，到2025年，设施农业的机械化水平将达到50%以上。“当前，全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迈上70%台阶”，机械化生产将基本覆盖小麦、玉米和稻谷三大主粮领域，但在不同作物间、不同产业间和不同区域间的发展仍不均衡。其中，棉油糖的综合机械化率低于70%，果菜茶低于40%，畜牧业、渔业、农产品初加工业仅约35%，丘陵山区和平原地区差距尤为显著。法国、德国等发达国家在农业生产中利用数字技术实现智能化管控，确保高效生产，从而重构了农业生产体系。未来，为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我国农业产业各领域各环节将通过“数字创新”和“机器换人”策略提升生产效率，随着农业机器人的应用和数字农业的发展，将对人才提出跨界融合的新要求。因此，具备跨界融合能力的新型人才成为农业智能化发展的关键，只有大量智慧农业新人才的涌现，才能助力农业实现现代化。
4、服务乡村振兴的职业教育投入不充裕
教育部职成司组织编撰的《中国高等职业院校精准扶贫报告（2013—2020年）》显示，全国高等职业院校为广大贫困地区培养了629万技术技能人才，针对贫困地区开展各类培训682万人次，培训创业致富带头人99万人次，帮扶数以千万计的人口脱贫致富。我国接近一半的中等职业学校分布在县域，构成了我国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底层结构。截至2023年底，因师资匮乏、招生不足、就业难等原因，全国各级各类农业院校较10年前减少了300多所。对国内10余所中职、高职、本科院校的比较结果显示，职校平均就业率达95%以上，远高于本科学校，而各校在乡村就业的比例不到20%，远低于城市水平。相对而言，在乡镇开办的中职、技校对乡村就业的贡献率最大，占90%以上。城乡学校在数字教育的投入上也存在较大差距，而城市院校实训项目、实训室建设侧重于投入于二产或三产项目，涉农领域投入不到10%。总体看，全国服务乡村的毕业生培养的学校少、专业少，导致招生少和就业少。
二、 数字乡村建设集聚数字化人才的浙江实践
乡村振兴已进入数字乡村建设阶段，数字乡村建设以新阶段、新形态、新引擎、新基座为主要特征，以数字技术创新为核心驱动力，推动乡村经济社会发展模式重构，实现乡村经济社会的转型升级。浙江作为数字经济的发源地，在数字乡村建设率先探索、基础扎实。“数字浙江”建设早在2003年就被纳入了浙江省委、省政府的战略部署。2022年起，全省数字农业农村发展水平连续4年位居全国首位。2023年，中央网信办、农业农村部和浙江省政府签署合作备忘录，共建全国唯一的数字乡村引领区。
发展至今，浙江在集聚数字化人才、吸引数字化人才向农业领域转移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浙江实践经验。在基础设施建设上，浙江的“网络基座”惠及乡村全领域。在产业发展上，浙江主要是探索“乡村大脑+农业大脑+未来农场”发展模式。在乡村治理上，浙江创造性探索“一件事”集成协同场景，推动涉农服务事项一窗口办理、一站式服务，旨在提高村民的幸福感。在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过程中，数字技能的需求日益迫切，浙江有机结合“内脑”和“外脑”， 建设技术交流、资源共享、创新协同等平台，不断强化人才专业水平和职业技能。在教育与培训方面，浙江职业教育准确定位，积极发挥自身优势，结合乡村经济发展时代背景提炼办学重点，多渠道开展产学研交流合作，促进教育、科技、人才和信息的集成。
1、“网络基座”惠及乡村全民全领域
长期以来，农村地区受经济发展、基础建设、自然环境等诸多要素影响，在数字经济领域的发展相对滞后。在新时代新征程上，浙江探索出了一条特色之路，实现了数字经济与农业农村社会和农民生活的深入融合。浙江持续夯实4G网络覆盖基础，加快推进5G网络向各乡镇、行政村延伸，着重加强重点区域和场景、各类农业生产区域的覆盖。例如，2024年初，为满足农村居民便捷信息通信、直播带货、农业综合应用需求，针对农村地区建站难度大、周期长、成本高的挑战，浙江围绕海域、景区、国道、农村等区域，通过700M进行低频广覆盖，在浙江温州完成了700MHz/900MHz双频双模基站商用验证，从而实现了超远覆盖能力和数百兆业务速率，显著增强了农村地区移动网络（4G和5G）信号，明显提升了乡村移动用户端到端的业务感知，为浙江乡村高质量发展夯实了数智基座。网络的全面覆盖不仅为农民提供了丰富的农业信息化服务和先进的农业智能设备，还提升了农村教育医疗水平，让乡村学生接触更加广泛、更高质量的教育资源，乡村医疗资源得到优化配置，远程医疗逐步普及。
2、“智慧大脑”促进三农数字化转型
为促进乡村振兴主体的数字化转型升级，浙江主要是探索“乡村大脑+农业大脑+未来农场”的发展模式。其中“乡村大脑”连接政府与用户两端，以“浙农系列应用”为场景，开发了“浙农帮扶”“浙里菜篮子”等18个功能模块，构建成省市县三级贯通的乡村大脑。归集了超过26亿条“三农”数据，并构建了110张“三农”地理信息图层，有效实现了提前感知、智慧研判、辅助决策，使得“三农”管理更加高效和科学。“农业大脑”主要促进产业集群数字化转型，推动产业能级跃升和数字化管理。目前已经建设了畜牧业、茶叶、农业单品种等“产业大脑”，评选出20家未来农场和210家数字农业工厂。全省农产品网络零售额达1238.9亿元，网络零售额超千万元的电商专业村达2400多个。传统农业依托数字技术实现了转型升级，农产品纷纷踏上“云端”，农业生产更智能、农民生活更富足。
3、数字治理与服务提升村民幸福感
浙江创造性推行涉农服务事项一窗口办理、一站式服务；在全省范围内培育数字乡村的‘最佳实践’模式，并实现共享共用，同时开发适合乡村的实用、好用的特色应用；鼓励带动创业、就业等等，进一步缩小城乡发展差距，让乡村生活更舒心。例如，在联合国践行2030可持续发展优秀范例遴选中，“德清县乡村全域数字化治理体系建设”成功入选。在国家《数字乡村建设指南1.0》编撰中，《“数字乡村一张图”遥感监测助力乡村智治》作为浙江唯一典型案例入选。德清构建了依托省市公共数据平台和城市大脑的数字化治理体系，该体系以“一三五”架构为基础，打造了一个统一的数据底座，形成了与“数字乡村一张图”相匹配的“浙里办”“浙政钉”为核心的移动应用端，以及依托基层治理四平台构建的统一的乡村数字治理指挥体系，推动了乡村经营、乡村服务、乡村监管、乡村治理、基础设施五大领域数字化。
4、凝心聚智多元协同共建数字乡村
数字乡村建设是网络强国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重点领域，也是农业强国建设的有效途径和坚实基础。浙江在凝心聚力推动数字乡村和智慧农业方面积极探索，形成了新的发展思路。在农业农村现代化过程中，亟需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先进数字技术的有力支撑。为此，浙江有机结合“内脑”和“外脑”，搭建技术交流、资源共享、创新协同等平台，与科研院所、专业机构紧密合作。例如，2023年，浙江成立首个数字乡村发展联盟，通过多方合作，协同发力，为数字三农提供全方位。同时，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和推动下，科技特派员帮扶乡村在浙江率先蓬勃开展。二十年来，浙江累计投入专项资金5.98亿元，全方位保障科技特派员开展服务，派遣科技特派员3.9万人次，助力农民增收63.53亿元、企业增效45.1亿元，为推动浙江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贡献了显著的科技力量。
5、高职院校培养“数字农民”服务乡村
为服务乡村振兴，浙江职业教育积极构建产学研交流合作机制，明确自身定位，发挥办学优势，促进教育、科技、人才、信息与服务乡村经济的深度融合，为全省乡村振兴走在前列作出贡献。例如，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建设单位（A档）浙江机电职业技术学院，紧抓数字化技术应用与融合，推进多个主要领域数字化转型。该校建设了“校内物物互联、全量数据共享、各大平台联动”的智慧校园新生态，并与多个政府部门合作，共同开设“智慧农业”“新媒体”“直播电商”等特色课程，旨在帮助农民、农企学员快速提升数字素养与技能，精心培育新时代“数字农民”。同时，学校通过实施“科技特派员团队+乡村振兴创新团队”模式，为山区26县发展提供有力支持，其经验做法得到了国家教育部的大力宣传。
三、 持续推进数字化人才＂向农而行＂的对策建议
1、加强数字技能培训，全力培育“数字农民”
2024年中央1号文件提出，要“以小农户为基础、加快打造适应现代农业发展的高素质生产经营队伍。”高素质生产经营队伍必须具备一定的数字素养，以有助于缩小数字鸿沟，激活农村经济，推动农业现代化。为实现这一目标，首先，需要制定数字三农领域的新职业标准，完善新型农民培训项目体系，将普及性培训、职业技能培训和学历教育等不同教育类型合理统筹。建议相关职能部门与职业院校联合开发“数商兴农”“农村电商与直播”“智慧农业”“农产品品牌策划”等特色培训项目，共建“数字讲师”队伍，推广农民田间学校模式，将实训实践课堂建在田间地头。其次，加强“新农人”队伍建设，实施“数字农民”培育工程，全方位提升农民数字素养和技能。细化数字人才层次与标准，在数字技术工程师培育项目中增设服务三农领域的类别，大力培育数字营销、数字化管理、数字三农等“新农人”队伍。最后，构建“数字农创”云平台，在新技术推广、电商销售、新媒体应用等方面的优质培训资源，组织企业、公益机构等参与其中，进一步提升农民的数字技能，推动农村地区的数字服务和培训走向深入。
2、优化政策倾斜乡村，吸引人才“向农而行”
2023年，浙江省发布了《浙江省关于坚持和深化新时代“千万工程” 全面打造乡村振兴浙江样板的实施意见》，明确提出“下大力气抓好乡村人才振兴，深入推进 ‘两进两回’行动，实施乡村‘绿领’人才培育计划”。2024年，浙江省委召开“新春第一会”，提出“浙江率先构建现代‘新农人’培育体系，将人才工作与乡村产业发展和共同富裕有机衔接。”树立“向农而行”目标，增加对乡村人才留住和流入的扶持力度。在出台人才政策之前，加强对乡村人才需求的摸底工作，特别是对应用型数字人才缺口的统计和分析。首先，大力发挥乡土人才的独特优势，为其营造更好的数字技能学习环境和发展平台，通过职称评定、技能比拼等方式有效调动乡土人才积极性、主动性。其次，“栽下梧桐树，引来金凤凰”。专门制订服务乡村振兴的政策，营造良好的乡村干事创业环境，提供更具吸引力的环境和服务。例如，在乡村利用闲置房改建为人才房、专家楼，吸引数字人才资源聚拢，共同打造乡村“数字农创园”，为“三农”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3、提升数字治理水平，缩小城乡“数字鸿沟”
2024年中央1号文件提出，要“持续实施数字乡村发展行动，缩小城乡‘数字鸿沟’。统筹建设区域性大数据平台，加强农业生产经营、农村社会管理等涉农信息协同共享。” 数字平台建设旨在服务农村和农民，同时应下放符合农民需求的行政审批事项，以提高服务效率。数字平台建设的要义在于更加贴近农民日常生活，真正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首先，“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增强数字平台对农民的吸引力。同时，应提升村干部和普通村民的数字素养和数字应用技能，推进村干部队伍年轻化、专业化建设，确保其能够自主学习数字技术。此外，利用老年课堂等平台提升老年人对数字乡村发展的认知程度和数字素养。最后，构建数字乡村治理新体系，将乡村治理与数字技术深度融合，提高数字化治理水平，利用大数据技术搭建以政府为主导的政务服务网络，方便统一及时管理，同时注重提升数字政务服务的适老性。
4、搭建数字创新平台，大力支持“产学研用”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进农业现代化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乡村产业数字化的实现，必须利用数字技术作为推进农业现代化的核心力量。首先，农业科研体系应加速完善，同时加强农业科研成果的转化应用能力，大力推广数字育种、智慧农机、智慧农场、数商兴农等数字化生产模式。其次，政府应进一步完善顶层设计，加快“产学研用”合作，支持高校和科研机构面向“三农”贡献科技创新成果，并提升农业装备智能化水平。农业科研机构应加强相互合作和交流，统筹兼顾各项高科技技术，使其有效服务智慧农业发展。最后，全方位、多渠道做好农技推广工作。鼓励跨界创新、产业融合、数字创新，推进数字化管理和数据共享，使农业数据要素转化为生产力。同时，搭建村级数字平台，企业提供技术层面的支持，政府提供良好的数字环境与公共服务，降低农民参与成本，提高数字服务的适农性。
5、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培养新生“数字人才”
乡村数字化人才培养工作任重道远。《国家职业教育法》、党的二十大报告及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做好2023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等，先后明确要求“大力发展面向乡村振兴的职业教育，深化产教融合和校企合作”。一是“服务乡村振兴”纳入学校相关发展规划，增加涉农专业的招生规模，增设数字乡村、智慧农业、现代农业经营、乡村运营与治理等课程。二是以黄炎培劳动教育思想为指导，注重在学习和实践中贯彻“知行合一”的思想，培养学生利用数字技术服务乡村振兴的职业素养和实际应用能力。充分利用学校土地资源，规划设计劳动教育、智慧农业实训项目，供学生学习实践。同时，职校与合作乡村共建规范化、可操作、可食宿的“乡村振兴数字教育基地”，方便师生定期分批下乡服务与实践。中西部地区形成“一对一”帮扶的格局，加强城乡职校之间的合作与帮扶，联合培养数字化人才。三是加大对区县属地职校的数字化教育投入。开放学校数字教育资源，组织农场主、农创客及新农人等入校进修，以提升其数字素养与技能。此外，学校积极开展“农业情怀”宣传教育，设计“绿领”职业发展通道，旨在改变社会对农业工作环境艰苦、职业不体面的负面看法，增强用人单位对涉农人才的认可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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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杨敏，浙江机电职业技术学院数字商贸学院教授、高级经济师，主要从事高等职业教育、数字经济与数字乡村研究。
庞海月，博士，浙江机电职业技术学院数字商贸学院教师，主要从事农业经济管理研究。
课题信息：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服务长三角数字经济的应用型数字人才培养模式研究》（21NDJC191YB）；中华职教社第二届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研究规划课题《乡村振兴战略下黄炎培劳动教育思想及其时代化表达研究》（ZJS2024YB246）。
来源：之江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