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大题材美术创作，是“处理某种具有纪念碑意义的题材”（阿尔贝蒂），其主要表现对象为重大的历史事件和重要的历史人物。这种创作旨在以艺术的方式把握历史精髓、揭示现实本质，以艺术真实发现和表现历史真实。它是一种以艺术手法写出来的历史，使观赏者透过作品就能体知和观照历史演变与文明兴衰。这种艺术形式融合了思想价值、审美价值和社会价值，古今中外都有不少这样的作品。它们不仅是世界各国美术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成为了世界文化艺术宝库的珍贵财富。
一、以视觉图像呈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史诗
在当代中国美术中，重大题材美术创作占据着主导地位。它通过深入历史和现实深处，聚焦于关乎国家形象树立和民族史诗书写的主题和对象，用艺术的方式呈现民族的奋斗史和追梦史，具有塑造国家记忆、凝聚民族情感、传达国家意志等巨大的社会价值和历史文化价值，促进国家意识形态主流导向的形成，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美术代表样式。当西方美术以拒绝“历史画”作为步入现代性的标志时，中国美术却笃定对历史的写实性审美建构，这不仅是当代中国美术现代性转换的必由之路和建构范式，也是其美学价值独特的根本所在。
重大题材美术创作是流动的“纪念碑”，在中西方都具有悠久的历史。在西方，马丁·达·卡奈尔在十三世纪中叶书写威尼斯共和国历史时，特别讨论了绘画与国家意志的关系。从文艺复兴到19世纪，记录历史、弘扬民族史诗的重大题材美术创作一直在西方艺术史中占据重要地位。在中国，历史画更是历史悠久，滥觞于先秦时期，一直延绵至今，具有记事图功、鉴善戒恶的功能，正可谓“千载寂寥，披图可鉴”。近现代，当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艺术家普遍自觉地将国家命运与艺术创作紧密相连。
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大规模组织的重大历史题材创作涌现出众多经典作品，它们不仅展现了时代的昂扬精神，还融入了民族的史诗叙事，传递了国家的坚定意志，塑造了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与记忆。这种创作方式已成为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美术代表样式，为中华民族复兴之路构建了丰富的视觉图像宝库。正如英国艺术史学家约翰·罗斯金所说:“伟大民族以三部书合成其自传：记载行为之书、记载言论之书和记载艺术之书。欲理解其中一部必以其他两部为基础，但尤以艺术之书最值得信赖。”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的重大历史题材创作，就是一部表现社会发展变化的艺术史，一部新中国绘画艺术语言的演进史，更是一部由视觉图像表达的中国革命史。
在重大题材创作中，创作草图鲜少为人们所了解和重视。事实上，创作草图和创作者的一手素材，是艺术家在创作中所经历的构思、尝试、推敲、调整等研究过程的直接体现。它们可以让人们看到创作者是怎么处理画面的叙事图式、人物关系，怎么通过画面的叙事展现历史的具体情节、人物的心理活动和思想情绪，以及作者对历史的发现和表现。以许江领衔创作的《残日——1937.12.南京》为例，仅以色彩稿就先后经过多次修改和调整，最后呈现的是玫瑰色的血光，这种血光既有惨无天日的屠城暗示，又担负着激活绘画的感人作用。该作品的另一位创作者孙景刚说：“《残日》历时两年半，其中草图阶段就经历数十次的变动；正稿开始制作后，中途又经历几次大面积的调整，整个过程可谓历经艰苦。”这一创作过程，为我们呈现了一幅当年南京大屠杀更惨烈、更不屈的真实场景。
1949 年初春，毛泽东等中共中央五大书记成功指挥完三大战役，根据七届二中全会的决定，率领中共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离开西柏坡，上京建立新中国政权。常青的《新中国从这里走来》描绘的正是“进京赶考”这一历史性的出发时刻。根据特定的历史背景，作者经过反复推敲，确定了画面由天空、伟人、土地三部分构成。画面中，深邃蓝天中白云翻卷昂扬向上，伟人们踌躇满志、豪气干云，地面道路蜿蜒曲折、泥泞坎坷。经过从平视到仰视的调整，“天、人、地”的处理，最终突出了中心主体，叙事更加简洁有力，真实又不失浪漫，画面也更有气势，表现了新中国缔造者的伟大形象以及为建立一个崭新中国的美好憧憬和豪迈情怀，给人以一种“旧中国结束了，新中国即将来临”的强烈感受。从其多幅创作草图来看，我们注意到：最早的构图中，毛泽东站立的位置是摆在最前面的，到后来调整为在五个人的中间，且略微靠前；还有一张草图原本画了群众相送的场景，最后画面聚焦在五大书记身上，着重于表现他们“进京赶考”的状态。
由此可见，阅读经典作品的草图的意义不亚于阅读作品本身。草图能够展现整个创作过程的原始面貌，让观众更加深入地理解作者和作品，了解作者原初的思考理路和创作的心路历程。这些草图可以帮助人们实现两个“历史的重返和发现”：重返和发现历史真实中的历史，重返和发现创作者的创作历史。
二、以鲜活教材书写团结奋斗的中国精神
在中国美术史的发展过程中，重大题材美术创作具有自己特定的文化内涵，肩负着“成教化，助人论，穷神变，测幽微”的使命和职责。它们不仅赋予艺术以社会教化的“鉴戒”之功能，还是探索人性与社会、引导人们精神追求的一种途径。
19世纪30-40年代，欧洲爆发了三大工人运动——法国里昂工人起义、英国宪章运动、德意志西里西亚织工起义。在此期间，德国画家许布纳尔创作了一幅油画《西里西亚的织工》，恩格斯对其给予了高度评价：“从宣传社会主义这个角度来看，这幅画所起的作用，要比一百本小册子大得多”，“给不少人灌输了社会主义思想”。历史上，许多“有现实意味”的经典画作，如大卫为法国大革命事件创作的《马拉之死》（1793年），德拉克洛瓦为法国七月革命创作的《自由引导人民》（1830年），以及被誉为绘画界中的反法西斯宣言的毕加索的《格尔尼卡》（1937年），都对当时的人们和社会革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改变了事态的发展和历史进程。正如马克思所言：社会主义文艺作品，具有让无产阶级认识到自己阶级本质的重大作用。
重大题材美术创作在创作构思和构图语言上，总是力求捕捉那些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历史瞬间，并通过凝练的艺术形象来喻示这个事件的来龙去脉和核心精神。以北伐战争为例，郭润文的《北伐 北伐》选择了叶挺独立团凌晨攻打武昌城通湘门时的夜战场景，这是北伐战争中最具代表性的关键战役。画面精准地展现了这一“决定性瞬间”。即使与现存的史料影像相比，这幅历史画所传达的强烈历史震撼和丰富的历史意蕴也无可比拟。
平型关大捷是抗日战争中的一次著名战事：八路军第115师的战士们以伏击战术，一举歼灭日军一千余人，取得了抗战以来的第一个胜利。在敌我战备条件悬殊的情况下，这次战斗为什么能取胜？林彪在《平型关战斗的经验》中总结了5条原因，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进行肉搏”，使敌人的炮不好放。孙浩的《平型关大捷》，正是抓住了这个最重要的点进行主题提炼，着重表现了八路军与日军短兵相接和肉搏的场面。构图上，八路军的向下向前的主动攻击姿态和日军躲闪退缩的被动挨打的姿态，形成了双方的形象对比，更加强了此战的精神表现力，有力地展现了八路军的英雄气概。
画历史题材离不开叙事性，尤其是事件性的题材，里面一定要有具体的情节。1929年深冬，在闽西古田的一座祠堂中，召开了历史上著名的古田会议，确立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古田会议参会人员众多，当年也没有留下影像资料，要在一幅画作中表现领袖人物、普通士兵、地方干部和妇女代表等众多人物，重现党史上的这个特别时刻，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何孔德在《古田会议》中，作了精心的构图布局：毛泽东是画作中唯一站立着的人物，祠堂内红色的柱子，将他与身后的朱德、陈毅三人划分出一个相对独立的空间，既强化了毛泽东的引领地位，又塑造了毛泽东极具感染力的领袖形象。这幅作品，形象再现了人民军队建设史上至为重要的历史时刻，成为一代代人心中的经典记忆。
三、以文艺之风打造党史教育的教学现场
马克思主义文艺观非常注重文艺的“历史”价值，重视文艺所“意识到的历史内容”，主张“美学的历史的”标准是衡量文艺作品的最高标准。重大题材美术创作作品，是以史育人、以史为鉴的生动教材。中华民族是具有悠久历史的民族，历来重视正史、修史、用史，重视历史的学习与研究，注意总结和吸取历史经验，形成了以史鉴今、资政、育人的传统。一方面，重大题材美术创作过程，也是创作者个人与历史对话、受到历史洗礼的过程，正如著名版画家张望所说：“每当我们在描绘各方面的先进人物的事迹时，首先是自己先受到深刻的教育和感动”；另一方面，通过历史画进行历史教育，特别是中国近现代史、中共党史、共和国史的教育，具有形象生动、以情感人、寓教于美、寓教于乐的特点，有很强的吸引力、震撼力和感染力。
新中国成立之后，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重大题材美术创作与社会意识、现实政治发生了紧密联系，对推动美术现代化发挥了重要作用。它不仅是检验艺术家造型和创作能力的一个重要领域，也为中国美术的现代化和多领域的延伸提供了基础，更深刻地塑造了我们代代国人的思想意识和精神意志。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美术界最令人瞩目的事件就是推出了一系列重大题材美术创作工程：2005年-2009年，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2012年-2016年，中华文明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2018年-2021年，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型美术创作工程。它们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组织规格最高、选题规模最宏阔、资金投入最大的国家美术创作工程，集聚了全国最优秀的艺术家进行创作，这些作品在思想性、真实性、艺术性上都达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高度。与此同时，还相继举办了“纪念长征胜利80周年美术作品展”“最美中国人”“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等一系列重大题材创作和展览活动，体现了党和国家对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兴盛和新时代文艺精品创作的高度重视。
杨奇瑞领衔创作的大型雕塑《攻坚》，矗立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广场上，被誉为新时代的人民英雄纪念碑。作品共描绘了12个篇章、67个人物，塑造的是在生活中真实存在、栩栩如生的人物群像，更体现了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斗争、取得伟大胜利的典型形象。12个场景，浓缩了建党百年中的诸多重要篇章和攻坚时刻，具有很强的概括性、象征性、典型性。正如杨奇瑞所说：“雕塑《攻坚》远观如同一整块巨石，象征着伟大斗争的精神、攻坚克难的气势，喻义万众一心、坚如磐石的意志；而近观则化为十二组群峰叠起的人物群像，山势与人势合一，展现了艰苦卓绝、波澜壮阔的百年史诗”。
创作于不同时期的经典美术作品，它们不仅是艺术鉴赏和创作研究的宝贵资源，也是学习党史、了解历史情境的重要课堂。这些作品对于坚定“四个自信”，弘扬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通过这些作品，我们能够重温新中国绘画发展史，体悟和把握其带给我们的历史观和历史感，这不仅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重要论述精神的再学习、再领会，也是一次难得的思想政治教育机会。这些作品充分展现了艺术家对“以人民为中心”的文艺思想和伟大建党精神的深入理解和实践，是践行这些思想和精神的杰出代表。
艺术是一种认识和掌握世界的独特方式，其使命在于对世界的发现、对历史的发现。察诸中外，历史是文艺创作的宝库，向文艺源源不断地输送养分，孕育了一部又一部典范之作。只有树立大历史观、大时代观，才能开启历史之门，触摸到历史的主流主线，进而用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情怀把握历史与观照现实，拓宽具有人民性、民族性、史诗性的重大题材美术创作，创造新时代“经典文艺形象”，铸就人类心灵“纪念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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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周艳，副教授，中国美术学院绘画艺术学院党委书记兼副院长。
课题信息：本文系作者主持的2023年度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课题（编号：ZS202306）《当代中国重大题材美术创作的历史价值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来源：之江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