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研究》近期刊发的《以中释外：基于文明互鉴的中国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一文体现了作者在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方面的思考，读来颇受启发，但略感遗憾。文章从标题到文首，开了个宏大主题的“虎”头，描绘了“以华夏文明的原创思想释译域外世界”的美好愿景，文末却又似乎姿态谦卑，落了个精细研究的“蛇”尾，提出“只是想能在具体经验研究上展开辩论的、能以理服人的、不必自说自话的社会科学自主知识生产方式”。受作者手记《理论的生命在于辩论》激发，略抒己见。依笔者浅见，文中驳论所言“四大误区”并不全是误区，按该文思路形成的“以中释外”论证本身也存在下面四个误区。
认识论存在误区。第一，文章提出“以中释外”，但并未对中和外的边界进行清晰厘定。文明有彼此，存表里，但在实践层面相互交往、互学互鉴。如果人类某种文化、制度或其他各种技术，在某个区域或国别已经形成可以启发其他文明的高点，那么，其他文明对其思、其制等文明形态进行学习和本土化，是自然的过程。文明如此，学问也一样。这其中如何判别中外？第二，“原创思想”定义不清。文章想谈论的到底是中国历史上的原始思想或古典思想，还是当代中国基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创思想？如果是基于已然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当代世界，又如何判断某些内容是否独属华夏文明的原创？原创边界是什么？是知识产权的原创，还是依据书写文字、学者国籍、经费来源等区分原创？
讨论问题的方法存在误区。用所批判的“以西释中”的方法建构其呼吁的“以中释西”。一方面呼吁原创，另一方面又强调统一的社会科学属性，而其中所谈的社会科学属性，哪些不是西方的理论和方法？这一呼吁忽略了哲学和科学范式可通约和不可通约的矛盾，也忽略了原创性思想和现代学科专业化标准化之间的矛盾，并试图把文明文化、人文思想、基础理论研究、方法、实证研究、智库、应用研究与实践等不同维度不可通约的问题一言以蔽之。其批判“以西释中”的误区时，引用郑永年在智库范畴提出的中国顶级期刊的问题作为例子，提出“中国学者满足于用中国材料与西方理论对话，不经意间成为欧美学者眼中的‘中国问题专家’”。郑永年教授的观点涉及中国20世纪80年代各种文化运动的西化遗产，以及冷战结束后美国单极文化霸权的控制结合的遗留问题，还有政策中的期刊管理体制问题，但上升到“以西释中”，则存在一个方法误区：以现象层面真实存在、但在理论层面为伪问题的问题，去证明这是一个理论层面的真问题。美国学界流行引用法国理论的时尚，是否就证明其存在满足于用美国材料与法兰西文明的原创思想对话的误区呢？
断言“中国特殊论是一种误区”本身是误区。即使文章中批判部分学者的“另起炉灶”有一定合理性，中国就真的没有特殊性吗？笔者认为要看讨论的情境，如果说普天之下，生命皆为生命，人皆为人，这点上中国不存在特殊。但是“风土人情”，先有风土，后有人情，人情和其表象形式——社会——是有区别的，相应地，因地“制”宜、因时而变、随事而制，不同的时代背景、语言文化和强势之力生发的思想、政治、经济和社会创新显然存在特殊性。比如，中国的汉字本身作为一种观念、记忆、哲学系统，其承载的思想、理论、方法和历史演变信息，还有中国历史演变中统一的文字与多样的语言，统一的中央和多样的地方形成这些矛盾和运动本身内在的惯性和结构，都是中国独特存在的。这些事实在学术讨论中不可一笔抹杀。
把英美等西方大国政治引领学术的“霸”道当成学问之道和学术之理也是误区。文章从部分学者的理论中讨论了西方塑造，但并未看到，实际上不存在一个铁板一块的西方。现在所谓的“西方”，部分是美国的国家意识形态塑造的。比如美国学术和文艺界中的希腊罗马古典情结，19世纪学习德国、向德国派遣留学生，到20世纪通过“信息运动”以及战后在欧洲大陆推动的“新西方”运动等国家战略，人文社会科学界、文化艺术界、出版传播界多主体形成合力，才形成了美国的知识生产体系和其主导的全球化知识生产体系。文章没有充分意识到一些学术成果是有政治动机和国家战略在推动的，是大国国家建构甚至争夺霸权的一部分。
文章对应星和周飞舟等教授所从事的研究进行的委婉批评，综合体现了上述四个误区。把研究对象上的解释中国的研究，断定为不能解释世界，忽略了其中的理论和范式张力的普遍性和可扩展性，也忽略了这些学者回到汉字和中国社会传统的“家”“国”等中国特殊体系去拓展这种理论张力的原创性。尤其是文章认为这些研究不足的关键原因是对“非中非西”国家缺乏关注。这个判断难免就有其批判的“以西释中”之嫌：欧美大量这类区域国别研究，既有西方大国殖民时期以及全球化时期服务国家利益的国情研究需要，也有西方学界因为殖民的愧疚或反殖民的道义等自觉形成的后殖民主义学术体系的政治正确，我们以此标准自我要求时，是否能够对这些不纯粹的因素充分自觉？
当然，文章提出用华夏文明的原创思想考察域外社会是建构自主知识体系的一个可行途径，这是学人的应有格局和追求。那么，“以中释外”何以成立？
第一，以中释外，与“我”何干？文明本身不能完全分你我，但文明中研究者的认知需要在本体论层面形成主体意识。研究他者世界，始终是要有一个“我的”，就如英文的world和法文的monde的形、音、义所隐喻的一样，世界本身首先是“我的”，是我和我以外的人、物、事、情等的关联，才成为世界。这是从“我”出发考虑问题，最后回到“我”这个本身，如果不分清在何种维度不分你我，何种维度区分你我，仅仅是以“以中释外”大而化之，容易陷入国家建构和国际关系中的霸权逻辑。
第二，以中释外先要研究清楚哪些是中国原创。更重要的是厘清何为真正中国原生、对人类社会和文明有独特贡献的特质。现在的问题是，文史哲之外的哲学社会科学界对中国文化底部的原理有没有潜心系统探究的意识与自觉？关于这些问题，费孝通、林耀华等先生已有诸多论述，兹不赘述。在此就文中提到的“口传和书写文明的区别”补充一点。作为中国特殊性的汉字系统及其结构，在现代汉语运动中，逐渐吸收了西方表音文字的逻各斯中心主义，形成一种独特错位。社会科学若能反正，回到人文学汉字形、音、义不断交互形成的训诂传统，以及中国传统制度的结构原理和演变，不断融入时代大问题，这可能是另一条出路。
第三，以中释外的知识建构途径首先需要个体和集体形成双重整体自觉。目前学术界对“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形成共识，但在本体、方法、主体、组织、制度、行动、评价体系等各方面仍有待形成更清晰的路线。固本而不故步自封，独立而不孤立，个体和集体形成双重整体自觉，自觉而自立，才有自主，才能守住中华文明的“正”和创出学问的“新”。这其中，少“谈”些主义，用母语思想和写作、鼓励学者建立起人和地的联系，在地、置身、扎根，从身处的社会和周遭的人和人的关系以及人和社会的关系中，找到思想的活力和生命力尤为关键。鼓励母语写作与该文强调的“释译”共同衍生出另外一种可能性，以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三联书店等学术出版社长期耕耘的古籍编撰和汉译等类似方法，去形成中国的文化外译、学术外译，把中国的历代原创思想和对人类文明作过贡献的标识性代表作翻译为主要语种，形成世界的“中国知识谱系”，以互译促进互学互鉴，这是各种集体和学者个体在实践层面需要齐心合力去推动的事。
作者：陈振铎 系浙江大学外国语学院特聘副研究员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4年3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