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数字化是指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对古籍文献进行加工处理，是当下数字化时代计算机网络技术与传统文化领域结合的具体呈现。古籍数字化对古籍的整理工作，涵盖文本数字化、影像数字化等，不仅包含对不同纸质版本古籍的扫描、传播，还包括古籍数据库的建立和应用。李明杰等学者提出，把古籍数字文本通过一系列数据处理及加工技术开发出新的知识产品，使古籍数字化的概念由此向着更深广的“知识域”迈进。
古籍数字化带来古代文学研究的新视角、新方法。古籍数字化对古籍或古籍内容的再现和加工，带来了古代文学研究的新视角、新方法。王兆鹏、邵大为的《数字人文在古代文学研究中的初步实践及学术意义》、郑永晓的《古籍数字化与古典文学研究的未来》、徐永明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几种可视化途径——以汤显祖研究为例》、林施望的《数字汉学中的新型数据库建设与文史研究》等文，就古籍数字化在古代文学研究中的路径进行了专门探讨。古籍数字化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结合的形式多种多样，数字人文兴起后，ArcGIS、QGIS、Pajek等软件在古代文学研究中的应用如王兆鹏所言，“改变文学史的认知角度和方法，时间上细化文学史的时间粒度，空间上深化文学的空间层次”。
古籍数字化研究的具体实践——以GIS为例。借助GIS技术在古代文学研究领域的应用，可以展现古籍数字化如何赋能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在中国历史上，因官职调动、归乡、游历等各种因素，文人创作了大量以“送某某”或“赠某某”为题的赠诗与赠序。赠诗与赠序题目和内容中提及的被赠予者从此地去往某地的地理信息，使得此地与彼地形成一种文本上的地域联系，产生了文本上的异地互动。
选取产生于元代杭州的文人赠诗、赠序为研究文本，通过使用文学地理学中的“系地法”，利用GIS软件将被赠予者的去向作可视化呈现，可以得到杭州赠别类诗文中赠别对象去处的动态分布、赠别对象籍贯的静态分布两组数据。从两者的空间分布图中可以归纳其中地点信息的集群特征，并借助量化研究从数据方面细致分析赠别对象的空间流动及杭州与其他地域文学层面上的关联，进而可以探讨以杭州作为中心的辐射范围。
研究过程中，利用古籍库筛选出的作于杭州赠别类诗文均有明确的地点指向，即赠别对象离开杭州的去处。利用GIS软件将其对应坐标（即经纬度）于元朝版图上作可视化呈现。同时，考虑到地点的重合，制图中又将地点出现的频率作归纳处理。由最终生成图片可见：关于去往元大都（今北京）的诗文数量为最，而杭州与异地的互动，除大都外再无如此密集的单个城市；若以行省为单位作更大区域范围的考量，浙江行省的定点最为密集，尤其集中于中北部。其后，对于元代杭州赠别诗文中赠别对象籍贯可考者，利用GIS软件对赠别对象籍贯的地理信息作可视化呈现，由生成图片可见：赠别对象籍贯最多者为杭州；江浙行省的表现依旧突出，数量和密度均远超其他区域；中书省的籍贯数量虽与江浙行省有差距，但亦较为可观。这一点表现与上图实为相似。徐永明在统计《全元诗》和《全元文》作者籍贯时，总结籍贯分布“主要集中在元中书省所辖的腹里地区和故宋都城临安，亦即元之经济腹地江浙等行省及其周边省县”。这一点在本研究中也得到了体现，与之相呼应。
周雪光通过对当代中国官僚体制的空间流动趋势的研究，发现跨行政区域的官员流动率极低，官员的空间流动主要为行政区域边界所制约，只有极少数官员有跨地区流动的可能性，且这一空间流动意味着职务或地位的提升，并就此提出了“层级分流”模式。事实上，通过数字人文技术对元代杭地赠别诗文中地理信息的处理和呈现，可以发现这一模式放之元代亦可通用。
综上，通过古籍数字化技术对元代杭州赠别诗文中的地理信息数据的呈现及分析解读，可得出相关结论。一是杭州与大都以政治关系为核心紧密互动。二是杭州于江浙行省内与其他城市以地缘关系为纽带亲密互动，表现为不论是杭州出发所到地还是赠别对象籍贯归属均以江浙行省为主，即文人流动以行政区域（省级）内部流动为主，较少有跨越行政（省）级别的空间流动。显现人员流动较强的地域局限性的同时，亦可看出杭州作为中心远不能波及整个南方（包含云南行省、江西行省、湖广行省、四川行省、江浙行省）这样广大的范围，就其辐射能力，不如说是区域（江浙行省）中心更为稳妥。以此为例，可以发现，古籍数字化的深入发展必将惠及传统文学研究者，从而推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走向更广阔的世界。
作者：马颖杰 蒋捷 杭州国际城市学研究中心浙江省城市治理研究中心、浙江大学文学院；杭州国际城市学研究中心浙江省城市治理研究中心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4年2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