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为了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的基本要义和精神实质，“之江策”理论传播平台开设“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专栏，刊登广大社科学者研究成果。今日推出《进一步创新文化服务和文化产品供给机制高质量发展》。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明确提出要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将“优化文化服务和文化产品供给机制”作为一项重要改革任务。这一决策彰显了加强公共文化服务建设是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发展的重要内容，强调了优化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结构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公共文化需求的基本路径，并明确指出，进一步创新文化服务和文化产品供给机制，推动其高质量发展，是建立和完善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行动指南和基本要求。
一、浙江省创新文化服务和文化产品供给机制发展的历史过程
党的十八大以来，浙江省高度重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构建起以满足群众精神文化需求为目标，以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平和强化高质量文化产品供给为重点，以推进省域文化服务体系化发展和文化产品有效供给为重要抓手，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日益繁荣的现代公共文化服务格局。
“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经历了从‘管理型’向‘服务型’的转变，呈现为‘果-树’的结构形态，包括了文化产品生产、分配、消费和资源保障在内的综合性运行系统，是一个兼容精英文化需求和大众文化需求的开放性管理系统。”[1]进入新时代后，浙江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
第一阶段（2013-2016年），依据党的十八大“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战略部署，浙江加速构建具有地方特色的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以“更进一步、更快一步”的姿态推进文化强省建设。此阶段，浙江聚焦省域内的文化民生需求，围绕效率与公平并重的原则，着力推动社会文化主体建设，并不断提升政府在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方面的能力。2014年，浙江在文化部的指导下，启动了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建设、基层综合文化服务中心建设及公共文化机构法人治理结构等全国性试点工作，并基本完成了覆盖全省城乡的公共文化设施网络建设。2015年，浙江发布了《浙江省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实施意见》，并配套制定了《浙江省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2015-2020）》，对公共文化服务的制度建设、内容完善及群众文化权益保障等方面进行了全面规划。自2016年起，浙江相继出台了《关于推进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建设的实施意见》《关于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文化服务的实施意见》等政策文件，积极探索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的模式，创新文化产品供给的社会化机制。
第二阶段（2017-2020年），遵循浙江省第十四次党代会“统筹推进文化浙江建设”的决策，浙江深刻认识到公共文化服务发展中存在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并有序推动各项公共文化服务建设工作的展开。一方面，公共文化服务建设法治化进程加速。《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自2017年3月1日起正式实施，同年11月30日，浙江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浙江省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条例》，为浙江省公共文化服务建设提供了坚实的法律支撑。另一方面，全省对公共文化服务的支持力度显著增强。通过实施《2017年度基本公共服务绩效考核细则》和《公共文化服务“十百千”工程实施方案》等政策措施，浙江着力强化文化薄弱区域的建设，并补齐公共文化服务创新的短板。在此期间，全省文化事业费投入持续增长，从2017年的59.42亿元增加至2019年的79.9亿元，人均文化事业费也于2019年达到136.57元，相较于2014年增长了98.36%。
第三阶段（自2021年起），依据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联合发布的《关于推动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浙江省以高起点、高站位规划公共文化服务建设工作，矢志推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2] 当前，浙江省公共文化服务供需改革已从“量的积累”迈入“质的提升”新阶段，面临着提升公共文化服务和文化产品供给效率、公平性和可持续性的挑战。2021年，浙江文化和旅游总投资额高达2.07万亿元，实际完成投资2769.7亿元，其中中央和省级资金安排达7.23亿元，并特别划拨3亿元用于支持全省新建3000个农村文化礼堂。至2023年，浙江省实施的文化和旅游投资项目增至3239个，年度完成投资4101.1亿元，同比增长12.3%。自2021年以来，浙江省密集发布了一系列政策文件，包括《关于高质量打造新时代文化高地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行动方案（2021-2025年）》《中共浙江省委关于加快推进新时代文化浙江工程的意见》《关于高质量建设公共文化服务现代化先行省的实施意见》以及《“15分钟品质文化生活圈”建设指南》等。这些政策的出台，不仅精准把握了公共文化服务建设和文化产业发展的关键领域与重点环节，还明确了新时期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新目标与新任务，为浙江省公共文化服务实现高品质、一体化和均衡性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政策支撑与指导。
二、浙江省创新文化服务和文化产品供给机制高质量发展的基本经验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3]针对省域文化服务和文化产品供给机制中存在的不平衡、不充分、不到位、不全面等问题，浙江省紧跟时代步伐，加速构建更为完善的省域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该体系旨在通过扩大公共文化服务和文化产品供给的覆盖面、增强适应性和提升体验感，更有效地保障群众的文化权利与权益。在此过程中，浙江省积极探索技术赋能文化发展的新途径，并着力做好文化人才工作，以确保文化体制机制改革能够更好地服务于人的现代化这一基本目标。
持续关注服务模式的具体实践问题，着力推进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侧改革。“公共文化服务供给需要将‘供给主导’逻辑转换为‘需求导向’逻辑，通过消费侧的需求反馈，提高供给效能。”[4]一方面，面对新环境、新形势、新变化，浙江省聚焦于省域公共文化服务的供给结构问题，致力于通过创新供给模式来解决供需不匹配、供给模式单调及精准供给匮乏等难题，推动群众文化工作与现代公共文化服务建设深度融合。为此，浙江省精心构建覆盖省至村五级的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网络，积极推动全省城市公共文化建设、公共文化服务现代化先行县（领航项目）创建等工作，并成功打造了“文艺赋美”促进优质文化资源下沉、“15分钟品质文化生活圈”等一系列可复制、可推广的示范案例。另一方面，针对公共文化资源获取受限和文化服务信息碎片化的问题，浙江省积极创新优质公共文化服务资源的获取途径，提升公共文化产品供给的精确度和实效性，确保省域公共文化服务在地域覆盖、质量保证和供给稳定性方面取得突破。例如，浙江自然博物馆率先成为全国首家实现24小时开放的国有博物馆，其“元宇宙剧场”更是让无数孩子得以在线沉浸式体验科学的奇妙。此外，“浙里文化圈”平台一站式整合全省各类文化资源，构建了包括“看书、观展、演出、艺培、文旅、雅集、知礼”在内的七大文化场景，提供省市县乡村五级联动的综合文化服务，使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更加直观、可及、丰富。
加快适应信息技术快速发展新形势，推进公共文化服务数字化改革和数字文化产业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通过数字化、信息化等高技术手段，推动流散海外的敦煌遗书等文物的数字化回归，实现敦煌文化艺术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数字化共享。”[5]遵循习近平总书记的指引，浙江省加速实施省域文化数字化战略，不断丰富公共文化数字化服务内容。通过完善公共文化服务数字化基础设施、加速数字文化惠民工程建设、提升公共文化数字化装备水平等措施，浙江省正全方位、一体化地构建公共文化数字化应用支撑体系和数字业务应用体系。在此过程中，“浙里文化圈”“文管在线”“志愿浙江”“浙里有戏”“浙影通”等一系列数字化应用系统相继问世，极大地促进了公共文化服务的智能化普及与共享，推动了文化数字化治理的实现。此外，浙江省还积极探索政府端和生产端数字化平台的建设，为数字文化产业提供强大的大数据支持，从而塑造出数字文化产业的新业态，促进优质资源的汇聚，加速培育数字文化企业的集群式发展。杭州云栖小镇、中国网络作家村、艺尚小镇、绍兴上虞E游小镇、宁波文创港等众多数字文化产业地标，已成为浙江省文化产品供给的新亮点与新动力，为浙江的文化产业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与增长潜力。
大力培育优秀文化人才队伍，形成与现代公共文化服务和文化产品供给相适应的人才高地。依托地方丰富的人文资源，浙江省将文化人才工程、人才平台及人才项目作为核心驱动力，通过强化组织领导、加大资金投入、完善政策保障及优化发展环境等多措并举，统筹推进人才培育、引进、激励与服务工作，为将浙江打造成为文化人才强省提供坚实支撑。在此过程中，浙江省高度重视重点文化人才工程的引领作用，持续推动省宣传文化系统“五个一批”人才工程及省宣传思想文化青年英才培育等重点项目的实施，同时，积极促进媒体融合优才项目、文化传播鸿雁项目等人才培育计划的开展，逐步建立起一套较为完备的文化人才工程体系和人才发展机制。
三、进一步创新文化服务和文化产品供给机制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着力点
浙江省需更加坚定地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以更广阔的视野、更坚定的自信聚焦于建设文化浙江的目标。在立足于省域公共文化服务现代化新发展阶段的基础上，浙江省应按照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的新理念和新要求，着力塑造并进一步优化文化服务和文化产品供给机制的新动力和新优势。
优化现代公共文化服务政策体系，推动政府更好地履行公共文化产品供给责任。浙江省要以协调和保障人民群众公平、便捷地享受基础性公共文化服务为制定公共文化服务政策的基本目标，以激发公共文化产品供给机制活力为重要抓手，积极构建涵盖公共文化内容服务、产品供给、市场化运作、人才保障、管理机制、基础设施、政策法规等多方面的公共文化服务政策体系。一方面，各级政府需明确国家力量、市场力量与社会力量在公共文化服务政策体系中的协同作用，强化党政、政社、党群之间的责任联结机制，将提升优质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的供给能力、完善基层公共文化资源共享网络、加强基层群众文化权益保障等内容融入具有纲领性的地方公共文化服务发展规划、指导性的公共文化服务工程实施方案及具体的公共文化服务管理制度中。另一方面，政府应更加关注公共文化服务政策的覆盖面、专业性、系统性和可操作性，特别是要加强基层公共文化服务政策制定中的群众参与度，建立和完善公共文化产品供给政策的评价指标体系和绩效评估标准，进一步健全公共文化服务政策的监督与保障机制，以确保政策的有效实施和持续优化。
优化公共文化产品供给模式，创新公共文化服务可及性运行机制。进一步完善文化惠民工程的顶层设计，以切实保障公众基本文化权益为核心，鼓励政府深入挖掘各类文化资源的潜力，将更多公共资源、政策支持和资金投入用于构建多层次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一方面，通过加强公共文化数字化建设，可以显著提升公共文化服务的可获得性和公共文化产品供给的便利性与精准度。各级政府应借助智慧图书馆、云博物馆、数字文化馆等数字文化惠民工程，丰富公共数字文化内容供给，并利用各类公共数字文化小程序，拓宽优质数字文化资源的覆盖范围，以多样化的文化数字化应用场景优化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网络。另一方面，创新公共文化空间布局，有助于增强公共文化服务的可接近性，并建立公共文化产品供给的长效机制。具体而言，可以通过增设城市书房、文化驿站、展览馆和农村文化礼堂等新型文化空间，拓宽城乡公共文化服务的供给渠道。同时，结合改造传统公共文化空间设施与打造新型公共文化空间，探索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等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产品供给的多元化路径，共同推动公共文化服务的高质量发展。
提高现代公共文化产品供给质量，全力打造公共文化服务开放共享的格局。以满足多元主体文化需求为工作导向，以落实公共文化服务政策为重点，进一步探索政府力量、市场力量和社会力量共同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体系运营的新机制新路径，拓展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与基层群众日常生活实践相融合的空间。一方面，以开放性发展的理念来优化城乡文化设施、区域文化服务网络和文化资源配置，完善多样化、一体化的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机制，推进公共文化需求与供给对接平台融合建设，深化公共文化服务社会化运营管理实践的探索。另一方面，推动不同公共文化机构之间的功能融合和服务规范化建设，系统谋划公共图书馆、文学馆、博物馆和城市书屋等文化阵地融合机制，全面部署政府单位、企业、社会组织、学校、社区等不同机构间资源联动工作改革，高质量创建公共文化集群和文化活动共建共享平台。
参考文献
[1]傅才武.中国公共文化服务的理论范式与政策逻辑[J]人民论坛 2019（32）:132
[2]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12
[3]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263-264
[4]陈庚 豆慧峰．公共文化服务的内卷化困境及其破解之道[J]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5）：53
[5]习近平.在敦煌研究院座谈时的讲话[J]求是2020（3）
作者简介：
徐建宇，博士，温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温州市“八八战略”评估研究中心研究人员；以独著或第一作者身份在《中国行政管理》《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社版）》《东北大学学报（社科版）》等CSSCI来源期刊发表文章十数篇，主持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1项。
卓高生，博士，温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来源：之江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