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汉学家季塔连科曾有过这样的发问：“能不能说，向阶级社会过渡，在社会方面是一个进步，而在道德方面却是一个退步呢？”从前阶级社会到阶级社会，在社会形态的演进序列中无疑是一种进步，但是，同前阶级社会一同退场的，是原始社会的道德习俗、传统、仪式和禁忌。卢梭说，现代化将人们从美好的“自然状态”之中牵引出来，将人放置到地位悬殊、强弱有别、道德堕落的“社会状态”。康德也说，脱离“自然状态”是“道德方面的一场堕落”。在西方现代化逻辑构设的世界现代化框架之下，道德恐慌、道德冷漠、道德败坏现象日益引起思想家们的关注。我们不妨这样追问：现代化是一种道德退步吗？
马克思恩格斯将世界现代化进程置于唯物史观视野之下，在一条人类道德的进步序列之中进行思考、批判和构想现代化进程。一方面，就“封建主义道德——资产阶级道德——无产阶级道德——真正人的道德”的道德序列来看，西方现代化斩断了过去的种种封建伦理羁绊和枷锁，“总的说是有过进步的”。另一方面，唯物史观也指出西方现代化的开启本身就充满“血和火”， 用不道德的手段开启了相对道德的社会形态，又用不道德的生产方式革新了相对道德的社会结构。
中国式现代化或许就是一种道德进步的现代化方案。它至少具有如下几个规定：第一，现代化的动机和前提，或者说价值立场是符合人的本质与尊严，能够提升个体价值和生活体验的。第二，现代化的程序、过程、手段是正义的。第三，现代化的后果努力超出“阶级对立”并追求着“真正人的道德”。一个道德进步的现代化方案在其前提、过程、后果都是“好的”，这种论证方式是亚里士多德式的，如若被规定实体符合规定a、规定b、规定c……那么这一实体就是规定之物。中国式现代化如若在前提批判、过程反思、后果评估之中符合“前提之善”“手段之善”“结果之善”，那么它就是一种道德进步的现代化方案。这种论证方式是通俗有效的，但也是简单初步的。
中国式现代化以“人民”为价值前提，又以“人民”为价值旨归创造消弭主客体倒置困境的条件，在“前提之善”中开显道德进步；中国式现代化是贯彻公平正义原则全过程的现代化，规避“资本不公”现象，开显“手段之善”的道德进步；中国式现代化所依存和开创的文明形态更接近共产主义和人的解放状态，彰显“结果之善”的道德进步。
就伦理学视角而言，中国式现代化的道德进步根源于同西方现代化截然不同的伦理奠基。即“以人民为中心”的政党伦理以及“独立自主”的实践伦理。这是中国可以在西方现代化先行规定的世界现代化格局与范式之中开创道德进步的现代化方案的伦理奠基。伦理奠基也构成了对亚里士多德式论证的“再论证”。“前提”“过程”“后果”作为外显的道德现象，有其伦理奠基。如若我们能找到其伦理奠基，并说明这一伦理基础的进步性，那么我们便完成了二次论证。
在政党伦理层面，“以人民为中心”的政党伦理自觉应会“真正人的道德”的伦理目标，打开了中国式现代化的道德进步图景。“谁来领导”是拆解现代化差异的关键问题，不同领导主体的价值观念直接影响到现代化的整体道德面貌。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一既定事实，证明了“先行进驻”于中国式现代化的“真正人的道德”的崇高性。“真正人的道德”作为目标构成中国式现代化在道德价值层面的价值旨归，作为原则“先行进驻”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具体实践之中，并指引着中国式现代化实践向善向美。
“独立自主”的实践伦理有其独特的出场背景。以往的世界现代化呈现出某种怪象：仅在技术实践上为“真”的西方现代化方案可以将道德价值之“善”悬置起来，将道德进步遗失的现代化方案推广到世界历史之中，其结果是西方现代化方案同样产生了世界历史效应，并形成了某种可超越历史具体性的普遍主义幻境，构成一种逃逸于特殊性之外的恒在规律和既定必然，幻化成了无言论证的伦理独断。中华民族也一度崇拜西方现代化，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再到新文化运动，这些现代化探索最终以失败告终。当中国共产党探索现代化道路时，并没有假设某种历史规定性和价值唯一性，而是寻求具有“特殊历史性”的现代化道路。
在实践伦理层面，中国式现代化以“独立自主”实践品格置换普遍主义的“独断伦理”迷信，以实践伦理奠定了中国式现代化的道德进步。中国以独立自主的姿态探索复兴强国道路，走出了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道路，形成了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话语，孕育了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理论。西方现代化推动世界现代化这一客观事实，在主观动机上是资本主义国家为了获得更多的原料、市场、劳动力。中国式现代化则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发展理念，始终坚持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原则，向落后国家提供现代化示范。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现代化同样产生了世界历史效应，但就其道德立场而言，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意义更加具有道义性与进步性。
中国式现代化的道德进步显扬于“前提之善”“手段之善”“结果之善”之中，这是中国式现代化道德进步的初步论证。中国式现代化建基于“以人民为中心”的政党伦理，又以“独立自主”的实践伦理廓清西方现代化普遍主义幻境，这是中国式现代化道德进步的再论证。从亚里士多德式的规定性论证，再到底层伦理逻辑的进步性论证，我们完成了中国式现代化道德进步的“论证”与“论证之论证”。通过两次论证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道德进步，我们有更加自足的底气和以更加自信的精神面貌不断拓展中国式现代化，从而为人类进步贡献中国智慧。
作者介绍：张彦，浙江大学社会科学研究院院长，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教育部“思想政治教育中青年杰出人才支持计划”入选者，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和道德教育。陈炜枫，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原文刊载于《浙江社会科学》2024年第1期。为方便阅读，注释从略，如有需要请参阅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