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文化研究工程研究成果
杨自强
《学贯中西·李善兰传》
2024年1月，是李善兰诞辰213周年。这位1811年出生于嘉兴海宁的晚清学者，是数学家、天文学家、力学家和植物学家。
如果向嘉兴海宁人问起李善兰这个名字，他们肯定不陌生。坐落在海宁城南的一座公园，就是以这位中国近代科学先驱命名。
公园中矗立着李善兰的塑像，络腮胡子，一副儒生学者的样貌。在那个以科举文章为正途的时代，他几乎完全通过自学，成为第一流的算学家，又在不通外语的情况下，短短数年间与西方学者合作，翻译引进了包括代数学、微积分、近代天文学、经典力学、西方植物学这些新学科，创译了一大批至今还在使用的新名词。
参与浙江文化研究工程项目的嘉兴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客座教授杨自强先生表示，李善兰为同时代学者最不可企及之处，在于他对中西学术思想的融会贯通。其高明之处，在于充分理解和掌握了西方近代科学的学术思想和治学方法，并将之与中国传统学术思想“会通”起来。
独创尖锥术 非常接近微积分
在李善兰的时代，科举是所有读书人最主要也几乎是唯一的出路，而李善兰竟会把数学研究作为其一生的事业。对此，他有一个解释：善兰年十龄，读书家塾，架上有古《九章》，窃取阅之，以为可不学而能，从此遂好算。
杨自强表示，这段话是李善兰58岁时在《则古昔斋算学》丛书自序中的自述，当时他已经是名满天下的大数学家。“人一旦出了名，在回忆往事时，总喜欢不自觉地夸饰其事，这大概也是名家的通病。对李善兰这段传奇，大可不必斤斤计较于其10岁能否读懂《九章算术》，至少有两点是事实：一是他有着数学的天赋；二是他的数学事业是从学习《九章算术》开始的。”
李善兰15岁时，又读完了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前六卷，《几何原本》训练了他严密的逻辑体系、清晰的数学推理，李善兰的数学水平也因此而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李善兰祖上做过不大不小的官，其父是当地名儒，李善兰虽醉心于算学，但也如一般生员应试过，有一年他去杭州参加乡试，名落孙山。他自己并不在意，却在杭州的书坊发现了元朝数学家李冶的《测圆海镜》和清代学者戴震的《勾股割圆记》，如获至宝，当即买下。
1845年，李善兰从海宁到嘉兴，成为一名坐馆先生，在当时，入幕、坐馆、作词曲、写小说被视为文人失意没落的典型。他仕途无望，生活比较窘迫，却在数学研究上达到了一个高峰，其著作集《则古昔斋算学》中最重要的几部，就是在这时完成的。
这时期李善兰在数学上的最大成就，是他独创的尖锥术。这是一种确定面积（或体积）的普遍算法，其基本思想是将待求积的图形分成无限多个特定的尖锥，然后计算各尖锥积的总和。尖锥术是在中国传统数学的垛积术和极限思想基础上产生的积分法，当时解析几何与微积分学尚未传入中国，李善兰的尖锥术已十分接近于微积分的思想。
在上海译书 创译“细胞”一词
1852年，在完成了《方圆阐幽》《弧矢启秘》《对数探源》等著作后，李善兰做出了现在看来几乎可称作有着历史意义的决定：离开他熟悉的嘉兴，来到上海的墨海书馆，做起一件他从未做过的工作——译书。
这个时候的他虽然已经成为中国第一流的算学家，但清楚地知道中国与西方数学的差距有多大。“就李善兰的尖锥术而言，当时无疑是国内最为领先的，但也就相当于西方卡瓦列利（意大利著名的数学家）的时代（17世纪左右）。”杨自强说，而上海作为全国西学传播的中心，无疑是研究数学最好的地方。
自进入墨海书馆后，李善兰的世界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无论是著书立说还是社交生活，墨海书馆的8年是他一生中最为多姿多彩的时光。在这期间，他与人合译了《几何原本》后9卷、《代数学》13卷、《代微积拾级》18卷、《谈天》18卷、《重学》20卷附《圆锥曲线说》3卷、《植物学》8卷、《奈端数理》（未完成）、《照相学》（已佚）等，成果极为丰硕。
当时，“西译中述”是西书中译的基本模式，先是西方学者把所要翻译的书细细研读一遍，对于书的主要内容、基本原理大致了解清楚。翻译的时候，西方学者把书里的话一句句用中文口译出来，中国学者则把它笔录下来。在这样的流程之下，双方表达不清楚都会将工作量翻倍，而李善兰的翻译却十分精当，因为与他合作翻译的外国人本身就有一定的科学素养，算半个科学家，而李善兰更是当时第一流的数学家，他能从合作者半生不熟的汉语口译中，迅速找到对方所要真正表达的意思，对术语的理解也极为到位、准确。
在这些翻译中，最让人津津乐道的“神来之笔”，当属《植物学》中的“细胞”一词。李善兰把“cell”理解为“小的胞体”，本来应该译作“小胞”，但他是海宁人，在当地方言中，往往把“小”称为“细”，所以李善兰就把“cell”译作了“细胞”。
《植物学》传入日本后，影响颇大，“细胞”一词也在日本叫响了，取代了原先的译名。到了20世纪初，中国学者开始大量翻译日本的科学文献，于是“细胞”一词又被广泛应用。由于“细”在汉语中有着比“小”更小的意思，“细胞”一词更能体现出“cell”的内涵，因而“细胞”一词又取代了此前流行的各种各样的译名，一直沿用至今。
合中西为一法 提出“教育强国”
在杨自强看来，李善兰的性格，是中国文人典型的“外圆内方”型。他性情随和，内心却很有原则，决不会随波逐流；他性格狂放，有几分“才子”“狂士”做派，其实却很有分寸，拿捏得极准。
李善兰与伟烈亚力、艾约瑟、丁韪良、韦廉臣等外国传教士交往甚密，但他很聪明地把这些交往限制在学术上，生活圈子仍是与中国文人密切相关。西学东渐潮流下，作为一个引进西学并长期在传教士主持的机构中工作的中国学者，这样的处世方式，粗看似是无意为之，细思是明智之极，若不是对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国的人情世故有极深领悟并熟悉西方人的生活方式者，不可能做到这样进退自如。
离开墨海书馆后，李善兰踏入仕途，先后成为江苏巡抚徐有壬、两江总督曾国藩的幕僚，仕途一帆风顺、声望如日中天，除了卓越的学术成就，其练达的处世方式也是极为重要的。
洋务运动失败后，李善兰进入京师同文馆，入馆十几年，学生百余名，从而形成了他“合中西为一法”的教育模式，提出了“教育强国”的观点，充分强调普及教育的重要性，虽没有全面论述，却是教育史上的一个重要观点，是超越一个时代的真知灼见。
“李善兰自己从来没有提到过，他从海宁到嘉兴、从嘉兴到上海的动机是什么，表面上似乎更多是为生活所迫。然而，回过头来，对照他所处的时代，就会惊奇地发现，李善兰人生关键的每一步，都恰好踩在了节点上。他人生的脚步，紧随着时代潮流。”杨自强表示，李善兰之所以成为李善兰，正在于他能顺应潮流，融入潮流，终成引领时代之风流人物，可谓是“时势造英雄”。
约会古今浙学名家·李善兰寻访打卡点
嘉兴海宁李善兰公园
来源：《钱江晚报》2023年12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