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在和平、发展、公平、正义等价值理念层面，“文明交流互鉴”与“中国话语建构”既具有内在指向的一致性，又具有外在形式的耦合性。针对当前话语建构中存在的话语主题阐释不深、表达逻辑不清、大众化传播不足等一系列复杂问题，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与浙江省逻辑学会共同策划推出“文明交流互鉴与中国话语建构”跨学科论坛，旨在以文学、语言学、历史学、哲学、翻译学等跨学科的多元视角，提炼出具有浙江特征、中国特色、世界影响、人类共识的标识性学术概念和话语命题。本版内容为7位与会专家的发言摘要。
王震中：在优秀传统文化与科学文化融合中 建设当代中华文化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容丰富、博大精深，其特质可以概括为：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中的和合”理念，道德人伦和个人修养中的“仁、义、礼、智、信”规约，个人进取和爱国方面的进取精神和责任担当，国家形态结构方面的“大一统”追求，国家社会方面的民本思想，国家治理方面的崇尚善政、礼法合治主张，国际关系方面的“协和万邦”“天下大同”愿景。这些都是可以超越时空的传统文化精华，值得我们继承和弘扬。
不过，在历史长河中积淀形成的中华传统文化并非一成不变，而是会随着自身所在的社会演变和对外来文化的吸收不断变化发展。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一轮科技革命及产业变革都在深入发展，新科技文明蔚为大观。而倾向道德伦理、家国情怀、人文理念的中华传统文化，在一定程度上缺乏对科技的观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特别需要融入科学文化。只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科学文化携手共进，我们前进的方向才不会走歪，前进的步伐才会铿锵有力。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加进科学文化，是“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此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科学文化相互结合，还会使我国社会始终保持对外部世界的了解与开放，使我们始终面向世界科技前沿，对我国的建设与发展非常有益。
今天，我们要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原有的价值体系中加入尊重科学、崇尚科学的价值观；要把科学研究中的实事求是、追求真实、追求真理的科学探索精神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中；要把科学研究中的思维方式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中；还要在高等教育中紧跟科技前沿，经常更新或引进优质教材，传授科技领域的新知识，使高等教育与科技前沿相衔接，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以适应新科技文明的社会需求。
融合会带来创新与发展。正如不同学科之间跨学科融合产生的交叉学科是学术创新与发展新的增长点一样，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科学文化的深度融合，不仅为中华文化的当代发展指引了方向，也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注入了新鲜血液，将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更好的传承创新中发扬光大。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历史学院特聘教授）
许钧：文明互学互鉴中的翻译及其使命
文明交流关乎长远的发展。回顾这一百多年历史，新文化运动时期，我们吸收他者的文化，打开视野、改造思想，进而推动社会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心态更加开放包容，而且越来越具有全球意识，越来越主动走向他者、走向世界，在与他者学习交流互鉴中不断完善丰富自身。这种开放的姿态、学习的态度，是文化自信的一种表现。当前，我国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我们的翻译工作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以前，我们主要是“译进来”，即把西方等外国的文本等翻译进来。现在，我们还要强调“译出去”，即把我国的文本等翻译出去。这不仅是语言体系的转换，更是与他者的文化、话语体系相互作用。让一种思想、一种话语“走出去”，才能更好发挥其价值和意义。
在中华文化的发展过程中，翻译起到了特殊作用。它为中华文化注入新的生机，让我们的眼界更为开阔、胸怀更为远大、文化更为丰富，也变得越来越自信。翻译活动是作者和译者的对话，并且也是和读者的一种对话，更是一种文明与文明、文化与文化、人与人之间的对话。翻译拓展了思想的疆域，让文化在不断交流、碰撞甚至冲突中一步一步走向理解与融合。同时，中华文化要走向世界，翻译是必经之路，事关我国的对外交流和文化发展。今天，翻译在中外文明交流、中国话语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中，都发挥着重要作用。
作为一项跨文化的交流活动，翻译本身就是一种对话，一种文明与文明、人与人之间的对话。在当今时代，翻译具有重要和特殊意义。无论是中华文化的传承创新、中外文明的交流互鉴，还是中国话语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都同翻译密切相关。中华文化“走出去”，要以思想为先导。我们应展示具有中国特质的文化，让中华文化中最优秀、精华的内容“走出去”，并对世界带来积极影响。通过开放、平等、有灵魂的沟通，可以让交流变得有血有肉、有理有味。相信通过这样的努力，我们的话语体系建设一定会达到预期效果。
（作者系浙江大学人文学部主任、文科资深教授）
冯国栋：关于“文”与“人”的思考
目前，诗歌、小说、戏剧、散文是四种文学基本形式的观念已深入人心。通常我们会说，文学是想象性、虚构性的，是讲究语言艺术的书写文本。这一文学观念来自西方，是对中国传统“文学”概念的纯化，本身就是文明互鉴的产物。
“文”字的初形是文身之人。人有了自我确认的意识，将自己看成客体，才真正成为了人。在中国古代，“文”的含义非常广泛。章太炎说，“文章”就是礼乐。刘勰说，“文”包含的范围非常之广，有形文、声文、情文。司马光说，“然则古之所谓文者，乃诗书礼乐之文，升降进退之容，弦歌雅颂之声，非今所谓文也，今之所谓文者，古之辞也”。可见，中国古代的“文”颇具多样性和差异性。不过，这种多样性和差异性必须被组织化、秩序化、规范化。这个组织化过程中形成的一种理性，被古人称为“道”或“理”。圣人达“道”，又以“文”使其垂现出来，使后学能够通过“文”来抵达。经由“文”，他人的经验在自我的经验中被重新打开，过去的经验在当下的经验中得以再现。于是，人类的共同性能够通过“文”被激发出来。
而要传“道”，就需要有一定内在的东西，这就是修辞立诚。胡瑗《周易口义》解释“修辞立诚”时说，“辞谓文教也，诚谓至诚也，言外以修文教，内以敦其诚实”。即向外是修文教，有文化之后还要教化，向内就是敦诚和实，这就是居业。居业就是事业，文人的事业就是要通过诗与文传播教化。我们可以实现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真情流露并付诸言行。这样可以感动他人、教化他人，最终实现道德教化的功能。因此，“文”并非简单的文学，“风花雪月”也并非文学的全部。文学一定要发挥其社会功能，这也是今天人文学者的使命。正如姜亮夫先生曾赠字原杭州大学中文系“修辞立诚，天下文明”，称“‘文明’一词最有深意，盈于天下，足以为吾族文化最高原理，故书之以壮风华”——“文”的意义不仅在于我们能写，更在于我们能把“道”传扬下去，能够教化大众，从而实现一种文化的责任。
（作者系浙江大学文学院院长、教授）
孙向晨：跨文化对话的困境与因应之道
从对话理论看，跨文化对话存在一系列困境。其一，任何一个对话理论的基本预设都是我们是平等、互惠的，并能够在相互平等的基础上进行对话。毫无疑问，这在理念与理论层面肯定是对的。但在实然层面，对话往往并不那么平等。具体到中西文明之间，存在着双重的不平衡性。一是西方学术在技术上的突破，形成了在现代世界的优势。二是现代世界的各种科学理论，在本质上或起源上都与西方文化传统有着密切关系。其二，我们对自己文化的理解存在双重遮蔽。一方面，中西方比较研究存在陷阱，我们会无意识地大量使用西方的文化框架。另一方面，西方的叙事存在表里结构。“表”是一个现代性的理性化、趣味化的结构，但是“里”有深刻的西方文化自身的文化结构。我们往往只看到表层的普世性表述，而忽略了内在仍是独有的精神内核。其三，文化之间的误解有着一定的必然性。同一文化体系的人们自然地共享同一个结构，并在这个结构下推进自己的思想，而这个结构本身会隐藏在各种认识背后。处于不同文化中的人，往往会在思维方式上受制于本族文化，导致在跨文化理解中产生误解，因此在相互理解时存在盲点。
那么，怎样才能破除这样的跨文化对话困境？首先，要以去蔽的方式认识自我，在现代世界的框架下对传统进行重构。其次，要理解他人的不理解，以他人的框架审视自我，认识他人理解问题的框架，并以该框架重新审视自己，理解他人的不理解——这样才能“走出去”，实现文化的交融。并且，还可以应用他者的框架进行自我叙事，将所要输出的核心观念在对方的文化语境中找到适合的位置，架起异质文化间相互理解的桥梁。最后，要实现理解上的范式转化，不是理解只言片语，而是理解整个思考问题的角度和框架。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学习他人的同时，更好地呈现自己，完成真正的文明互鉴。
讲好中国故事，不仅是叙事，同时也是倾听，并且还要能够理解他人的不理解。归根到底，文明的交流并不是自炫高明，也不是价值输出或形象宣传，而是在相互尊重和欣赏以及互惠互利中增进人类共同福祉。
（作者系复旦大学哲学学院院长、教授）
刘迎胜：历史研究的亚洲文明视角
传统的国别史或区域史研究往往仅关注一国史或两国交流史，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对历史全局的认知。亚洲自古以来便在交流对话中不断前行，为世界文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这可以为跨越国别史、双边关系史研究，提供一个全新视角。
以双语词典编写史为例，以往的双语词典编写视角往往局限于西方，认为东方是没有双语词典的。然而事实上，中国以及亚洲其他国家很早就有了双语甚至多语对译字书。比如，东亚各国从中国北朝到明清编撰了《鸡林类事》《番尔雅》《至元译语》等众多双语分类对译词典；2—16世纪，中亚与西亚编撰了《技艺之引言》《库蛮语典》等对译字书。印度洋史的研究同样应有别于西方的“亚洲的地中海”史观。在欧洲人将触角伸向东方之前，印度洋早已是一片交通繁忙的海域。学界有关中国古代航海与海外地理、佛教传播、穆斯林地理著作的既有成果中，就有浩如烟海的资料。在大航海时代以前，印度、西亚与东南亚的居民是印度洋交通的主要参与者。佛教与印度文化传播以及阿拉伯—波斯航海是印度洋史本地视角的主要框架，理应成为这一历史的重要视角。
索绪尔认为，“只有两种文字体系”，一种为表意体系，一种为表音体系。那么，该定义能否涵盖人类的读写相异问题？从小儿锦事例来看，亚洲文字存在着明显的读写相异问题，这超出了索绪尔的理论。因此，需要从亚洲文明的角度考虑传统文字书写系统中的表意与拼写两种不同体系。
在古代地理知识方面，《托勒密地图》《西土五印度之图》等地图，保留了古人对亚洲地理的认知。以《大明混一图》与朝鲜《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中欧亚大陆的译名为例，可以证明中华文明善于同其他文明在科技领域学习交流，古代中国的科技领域是一个开放的体系。
实际上，亚洲视角包含两重话题。一是以亚洲的视野来审视自己的历史——多元文化亚洲大国。二是区别于欧洲东方学的中国亚洲研究——在地化视角。“放眼世界，关注脚下”的亚洲文明视角，将有助于突破现有理论的一些局限，进而书写全新的历史。
（作者系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浙江大学中西书院教授）
刘奋荣：从逻辑学领域的国际交流 看中国话语建构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不仅要让世界知道‘舌尖上的中国’，还要让世界知道‘学术中的中国’、‘理论中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中的中国’，让世界知道‘发展中的中国’、‘开放中的中国’、为人类文明作贡献的中国’”，“要善于提炼标识性概念，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引导国际学术界开展研究和讨论”。对此，我们可以从这三个层面进行理解。首先，要在各个领域进行中国话语建构。其次，要让世界看到中国、了解中国的贡献。最后，要在理论体系上作出创新。我们在逻辑学领域所做的很多工作，正与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话语”的阐述相契合。通过国际交流，我们让世界更加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人在逻辑学领域的一些创新和贡献，也为中国特色的学科话语建构尽了一份力。
清华大学哲学系创建于20世纪20年代，素以“重分析、重逻辑”见长，主要研究方向包括哲学逻辑、数理逻辑、人工智能逻辑、中西方逻辑史等，涌现出金岳霖、沈有鼎、王浩等享誉世界的大师。现在，在学校的支持下，我们与阿姆斯特丹大学合作成立“逻辑学联合研究中心”，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我们设立了金岳霖讲席教授团组，聘请斯坦福大学的范丙申（Johan van Benthem）、奥克兰大学的谢立民（Jeremy Seligman）、阿姆斯特丹大学的司马亭（Martin Stokhof）和斯德哥尔摩大学的魏达格（Dag Westerst覽hl）4位外国知名教授，来清华大学开展教学和科研工作。
在逻辑学领域，让世界了解我们与我们了解世界，是一体两面的双向促进。首先，我们需要熟悉国外的框架，会使用他们的框架来讲述自己的思想。然后，我们要跳出这个框架，建立自己的新框架，并让他人知道这一框架，以此学习我们的思想。我们组织编写《中国逻辑思想史手册》，便要回到中国自己的传统。我们过去所关注的逻辑思想和逻辑技术结果，多是西方的传统。那么，中国自己的传统到底是什么样子？从中国古代一直到近代，印度的逻辑是怎么传到中国的？西方的逻辑是怎么传到中国的？外来逻辑与中国传统思想是如何互动的？为探讨这些问题，我们联合国内外学者，开展实质性合作攻关。中国大陆学者、港澳台地区学者和国外学者40余位参与了章节的撰写。把《中国逻辑思想史手册》做好，让世界了解中国逻辑思想的历史，一直是我们希望做到的。形成自己的理论特色，了解他人的理解方式，建构中国自己的话语体系定然可期。
（作者系清华大学—阿姆斯特丹大学逻辑学联合研究中心主任、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黄华新：互联时代人文学术话语的生成与传播
置身于当今的互联时代，全球范围内的人、信息、资源、文化都被紧密连接起来，形成了一个复杂的国际网络。一方面，全球互联使得信息流动变得更加便捷和高效；另一方面，这也使得通过文明交流互鉴推进人类进步和多元发展的任务更加重要和紧迫。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内心世界的“四重关系”，正以不同方式重塑或重构。人类开始更多将审视的目光投向自身，思考事实判断、价值判断、规范判断何以合理，不同国家与民族、群体与个体之间的文化认知与文化包容何以可能。这为人文学科以自身的独特视域“解释”和“改造”精神世界，提供了巨大的想象空间。
我们有必要尝试基于人文学科的独特视域，结合心理学、传播学、政治学、社会学、信息论等多学科方法，探究人文学术话语生成的内在机制以及相应的传播规律，形成中国话语“有理、有味、有料、有效”的崭新格局。搭建一个融“中国化、大众化、国际化”于一体，具有国际视野和中国特色的话语研究和传播平台，扩大人文学术话语在世界上的显示度和感染力。对内实现学术话语、政治话语和大众话语的融通转化，形成具有感召力和引领力的时代话语。对外协调中国话语、西方话语和国际话语的关系，形成独特性和普适性兼顾的中国学术话语。
“大不自多，海纳江河。”在面向未来的人文学科学术体系建设中，我们不仅要“不忘本来”，还要“吸收外来”，秉持“中外互动，文明互鉴”理念，开展“君子和而不同，君子和而不流”的跨文化对话和平等互信的学术交往。通过问题导向、资源整合、范式变革和关系重构，可以让世界对“中国的人文”和“中国的学术”加深认识。通过“本来”与“外来”以及“历史”与“现实”的比照，可以使我们对人类文明加深理解，对天下大事有更多感悟。在此基础上，可以逐步形成一种本土资源与国际经验融通、自身风格与世界影响兼备的人文学科学术发展路径。
（作者系浙江省逻辑学会会长、浙江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3年8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