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两河流域乌尔第三王朝对外关系研究
项目类别：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
批准号：20BSS011
所在学科：世界历史
项目负责人及单位：刘昌玉（浙江师范大学）
进行时间：2020.09-2023.06
最终成果：《古代两河流域乌尔第三王朝对外关系研究》
代表性论文：
1. 刘昌玉：《政治区域划分与乌尔第三王朝的国家治理》，《世界历史》2023年第2期。
2. 刘昌玉：《税制与乌尔第三王朝的国家治理》，《古代文明》2021年第1期。
3. 刘昌玉：《排斥还是认同: 库提人、 阿摩利人与古代两河流域文化》，《社会科学战线》2021年第5期。
4. Changyu Liu, “Prosopography of individuals delivering animals to Puzriš-Dagan in Ur III Mesopotamia”. Akkadica, Vol. 142 (2021), pp. 113-142. (A&HCI收录)
5. Changyu Liu, “The Female Fat-tailed Sheep in Palaeography and the Administration of Drehem during the Ur III Period”. Archiv Orientalni, Vol. 90 (2022), pp. 1-19. (A&HCI收录)
02主要内容和重要观点
（一）主要内容
乌尔第三王朝存在的短短一百余年时间（公元前2112-前2004年），是两河流域的苏美尔人从城邦体制尝试向区域性帝国体制过渡的一个关键时期。作为古代两河流域对外关系发展的重要阶段，乌尔第三王朝的对外关系扮演着承上启下的角色。乌尔第三王朝对外关系是古代两河流域早期国际关系的典型代表，不仅体现了早期两河流域文明的政治、经济、外交、军事制度的特征，而且对于两河流域后来的历史发展，尤其是近东国际体系的演变具有重要的影响和启示。乌尔第三王朝的统治者利用军事、外交、联姻、贸易等手段来调节国家政治经济的发展，达到治理国家的目的，对于后来的两河流域历史发展具有重要的引导和借鉴价值。
（二）重要观点
乌尔第三王朝的对外政策在不同时期对不同方向的国家具有一些突出的特点，其总体对外关系以巴比伦尼亚中心观为主导，呈现出“方针目的性、方略渐变性、方式多样性”三大特征。
第一，乌尔第三王朝的对外关系坚持“东战西和”的总体方针，对于不同方向的外交国采取不同的对外政策，具有明显的目的性。乌尔第三王朝对外战争的常规方向是王朝的东北部国家，这一区域在舒尔吉统治之后逐渐演变成为乌尔第三王朝的边疆区（边缘区）或者附庸国，成为乌尔王国的势力范围。王朝的东南部（如胡赫努里、安珊）和最北部（如西玛努姆）国家偶尔与乌尔发生战争冲突，或是为了解决政治联姻出现的问题，或是为了平息边疆威胁，属于偶然性、非常规性的操作。总体上，乌尔第三王朝与其西北部、东南部外交国之间长期保持着和平外交关系，双方互派使节出访，通过政治联姻加强彼此外交关系，体现了公元前三千纪晚期中东国际关系的盛况。除此，乌尔第三王朝对外关系的目的性还体现在对外战争的目的性，战争不是为了彻底征服，而是为了获取战利品和战俘，以及东北部丰富的畜牧资源，将该区域变为王朝的主要放牧区，为王朝提供源源不断的牲畜供应。同时，战争的另一个目的是为了打通与控制连接两河流域与伊朗高原的陆上商路，经营与发展长途贸易。对于王朝东南部国家，乌尔第三王朝通过海上贸易，即波斯湾贸易，加强同这些外交国的联系。可以说，乌尔第三王朝的对外政策是有选择的目的性，这种选择性同样也是乌尔第三王朝在对外关系中采取的主动策略，这一方针政策贯穿于第一王乌尔纳姆时期直到最后一位伊比辛时期始终，成为乌尔第三王朝进行国家内部与外部治理的总方针。
第二，乌尔第三王朝的对外关系的具体方略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在不同时期、不同区域采取不同的对外政策，在总体上呈现出“前期以战争为主、后期以和平为主”，以及“前期主动扩张、后期被动防御”的特征。乌尔第三王朝的对外关系开始于对外战争，从乌尔纳姆时期的统一战争到舒尔吉时期的扩张战争，再到舒辛时期的防御战争，最后到伊比辛时期的保卫战争，这一连串的战争史体现了王朝从主动进攻到被动防御的演变，其转折点是舒辛4年阿摩利长城的修筑，也是王朝由盛而衰的转折点。不过，战争史并不能概况乌尔第三王朝对外关系的全貌，尤其是王朝统治后半期，对外关系主要以和平外交关系为主，以阿马尔辛统治时期为最盛，王朝各个方向的外交国（包括附庸国和独立国家）频繁来访乌尔，大有“万国来朝”的盛况。在乌尔第三王朝的文献中，记载了乌尔君主赠送大量礼物给来访的外国使节和外国君主，一是作为外交礼仪的一部分，二是展现了乌尔第三王朝的富裕辽阔与慷慨友善。乌尔王国派出的使节，主要集中于第三王阿马尔辛、第四王舒辛和末王伊比辛统治前两年这一区间，既有外交人员，也有军事人员，他们构成了一支兼具外交服务与护卫功能于一身的团队，乌尔使节出访有多个目的，一是作为信使传递乌尔统治者的外交书信，二是作为经办人负责征召与遣返东部外交国的埃兰人雇佣劳动力，三是作为军事人员护卫、陪同外来使节与外国劳动力，此外还有处理运送商品或贡品来往乌尔与东部外交国之间等事项。
第三，乌尔第三王朝的对外关系是多种国际关系的结合，是王朝多种对外政策的复合体，包括对外战争、外交、联姻、对外贸易等，体现了乌尔第三王朝对外关系的方式多样性。乌尔第三王朝统治者在处理对外关系事务时，并不局限于采用单一的方式和手段，而是综合运用多种方式。例如，北方的外交国西玛努姆与乌尔第三王朝的关系错综复杂，既有两国之间的战争，也有通婚联姻，以及西玛努姆的使节出访乌尔王国。东南方的安珊和马尔哈西与乌尔第三王朝的关系，既有战争、联姻、互派使节访问之外，它们与乌尔王国之间还有密切的贸易往来。值得注意的是，这几种处理对外关系的方式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对外战争的目的是为了打通和控制商路，发展对外贸易，当对外战争无法达到既定目的或者无力发动对外战争时，外交联姻则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两国间的和平外交关系不仅有利于其经济文化的发展，也普惠于两国民众的日常生活，包括免除战争劳役、缴纳额外赋税、避免战乱等。同时也要注意，乌尔第三王朝的对外政策与对内政策之间也有着密切的关联，乌尔王国行省、边疆、外交国政治区域划分体制的确立，是其处理对外关系的基础，边疆区和附庸国作为沟通乌尔王国与周边独立国家的中转站和桥梁，在乌尔王国的对外关系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不可被低估。可以说，乌尔第三王朝的统治者通过综合运用战争、外交、贸易等手段和方式，发挥三者的互相作用力量，从而达到最终的既定对外关系和国家治理的总方针。
第四，乌尔第三王朝的目的性、渐变性、多样性对外政策，为后来的两河流域王朝提供了一个借鉴摹本。乌尔第三王朝时期与西北部国家的和平友好关系，经古巴比伦时期的短暂统一后，到阿马尔那时代西北部的古叙利亚地区成为周边大国互相争夺的对象，成为中东新的“火药桶”，直到亚述帝国再次统一叙利亚地区，叙利亚地区后来陆续被异族文化统治，使其同质文明发展逐渐向异质化转变。南部的波斯湾贸易，在乌尔第三王朝之后虽然依旧得到发展，但是遥远的麦鲁哈逐渐被两河流域遗忘，当它再次出现时，已不再指印度河流域，而是指东非地区。东北部是两河流域通往伊朗高原，连接东部世界的主要通道，乌尔第三王朝时期致力于经营的迪亚拉河流域通往扎格罗斯山脉的商路，在后来发展成为呼罗珊大道的西端，最后成为丝绸之路西段的主要组成部分。
03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
（一）学术价值
作为古代两河流域对外关系发展的重要阶段，乌尔第三王朝的对外关系扮演着承上启下的角色。乌尔第三王朝的统治者利用军事、外交、联姻、贸易等手段来调节国家政治经济的发展，达到治理国家的目的，对于后来的两河流域历史发展具有重要的引导和借鉴价值。
通过系统整理古代两河流域乌尔第三王朝的楔形文字赋税泥板文献，尤其是大量未发表的新泥板文献的发现与整理，以古代两河流域乌尔第三王朝文献中记载的外国地名为抓手，深入地剖析该时期对外战争、外交使节活动、外交联姻、对外贸易的演进状况，对古代西亚两河流域的政治经济形态进行整体研究。考察乌尔第三王朝对外关系的历史演进与特征，对乌尔第三王朝的对外关系进行专题研究，深入剖析其对世界古代文明起源与发展的重要性。
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从历史学的角度考察古代两河流域乌尔第三王朝对外关系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乌尔第三王朝对外关系的研究属于国际间人文学科合作的成果，对国际亚述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为国人研究亚述学等人文学科在国际上增强话语权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二）应用价值
乌尔第三王朝对外关系研究属于人类早期文明史的研究内容。但是，如果从“一切历史都是现代史”的现代史学观念来看，乌尔第三王朝对外关系的研究对于我们深入了解现代文明也具有重要意义。从问题史学的理念入手，研究古代文明，比如乌尔第三王朝时期致力于经营的迪亚拉河流域通往扎格罗斯山脉的商路，在后来发展成为呼罗珊大道的西端，最后成为丝绸之路西段的主要组成部分，对于我们理解“一带一路”历史意义具有重要的影响。
04项目负责人简介
刘昌玉：1984年生，山东青岛人。德国海德堡大学哲学博士。现为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浙江省“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之江青年社科学者。主要研究领域为世界古代史（亚述学）、中外文化交流史。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项，承担重大项目子课题2项，省部级项目7项。出版著作5部，在A&HCI、CSSCI核心期刊发表中外文论文30余篇。主持国家级一流课程1门，出版省级重点教材1部。兼任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楔形文字数字图书馆”项目助理、浙江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驻访学者，西北大学叙利亚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