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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为深入学习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浙江省社科联开展“社科学者千人宣讲、百人访谈”活动，组织广大社科工作者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全面解读党的二十大精神，大力宣传新时代浙江发展重大标志性成果，在全省社科界掀起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热潮。本期推出浙江省之江青年林晓珊、刘力锐、王正新、罗俊访谈《在新征程中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党的二十大报告将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纳入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并对扎实推进共同富裕作出重要战略部署。现在，我们已经到了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历史阶段，在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的征程中，必须把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为为人民谋幸福的着力点。
一、 如何理解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刘力锐：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本质要求和根本原则。邓小平同志曾强调：“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了两极分化，我们就是失败了……”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促进共同富裕创造了良好条件。习近平总书记在论述共同富裕时曾多次强调：“要按照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循序渐进，自觉主动解决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等问题，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这就要求我们在解决城乡差距、收入差距的同时，针对性地解决后发地区发展不充分以及地区间发展不平衡的问题，进一步筑牢共同富裕的深厚根基。共同富裕当然要富裕，但难点是“共同”。紧紧抓住后发地区的发展不充分问题，加快缩小其与先发地区的差距，就牵住了促进共同富裕的“牛鼻子”。在本质上，促进共同富裕就是要加快提高发展的充分性，缩小后发地区与先发地区在发展充分性上的差距。
林晓珊：从社会结构变迁的视角来看，中国自从迈入近现代社会以来，社会结构就一直处于剧烈的转型与深刻的调整之中。从摆脱贫困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再从总体小康社会到共同富裕美好社会，正是一场又一场接续以缩小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为标志的深刻社会变革，也是社会结构不断迈向现代化的一种社会形态。橄榄型社会结构被视为是一种理想型的社会形态，是一个防止贫富两极分化的收入分配格局。但它又不仅仅是收入分配意义上的理想结构，而且也是社会发展方向上的转型升级，是一种与共同富裕美好社会相匹配的社会结构形态。
王正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人人参与的富，是勤劳致富的富，是机会公平的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需要一系列制度和政策保障，但更为基础和关键的首先是高质量发展。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通过高质量发展创造更为充分就业机会，提高劳动性收入，形成有效的收入增长机制，从而推动橄榄型社会结构的形成。
罗俊：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仅需要把“蛋糕”做大，还要把“蛋糕”分好，让发展成果最大限度地惠及全体人民。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能够与作为第二次分配的社会保障制度相配合，共同助力完善收入分配改革，促进财富分配公平正义。
二、 在新征程中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面临哪些挑战？
刘力锐：后发地区的发展不充分是制约共同富裕的根本性问题。共同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也不是全国同步富裕。一方面，中国是一个超大规模的发展中国家，每个区域的资源禀赋、发展起点和发展阶段都各不相同，必然会出现发展速度、发展程度、发展水平的差异，这就在客观上形成了先发地区和后发地区并存的发展格局。另一方面，改革开放初期，我们采取让一部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差异化发展策略，这也会形成先发地区和后发地区的政策结果。
林晓珊：中国社会结构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革，拥有14亿人口的大国正在加速地从传统的金字塔型社会结构迈向现代化的橄榄型社会结构，这将对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等所有领域产生深远影响，对全球来说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大转型，也将为世界各国创造巨大的发展机遇。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在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新阶段，建设橄榄型社会结构不仅具有十分深刻的内涵，而且还愈发具有必要性和紧迫性。
王正新：当前，宏观经济下行压力和就业压力尚未得到有效缓解，这是当前推动共同富裕面临的最大挑战。下一步，如何尽快稳定市场主体，扩大投资、消费和就业需求，恢复正常的经济增长，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推进共同富裕是亟待解决的问题。此外，城乡发展不平衡，农村发展不充分，是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主要表现，共同富裕的突出短板也在农村和农民，如何推动农村农民共同富裕也面临重要挑战。
罗俊：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也是人民群众的共同期盼。当前促进共同富裕仍存在多方面问题，主要表现为我国收入分配差距依然偏大，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仍不完善，基本公共服务水平不高、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依然突出，机会不均等的现象依然存在。全球经济正处于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十四五”期间，面对全球经济更加复杂严峻的危机与挑战，应准确把握我国经济发展新的阶段性特征，及时调整我国经济发展模式、策略、机制和重点，从服务经济、内需市场、源头创新、风险化解、国际协调关键领域发力，切实推动“十四五”期间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三、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关键着力点是什么？
刘力锐：在先富带后富的大局下，促进共同富裕关键在于推动后发地区跨越式高质量发展。“十年河东，十年河西。”经济社会发展不是强者恒强，弱者恒弱，先者恒先，后者恒后，强与弱，先与后是可以转变的。推动实现后发地区跨越式高质量是完全可能的，后发地区实现跨越式高质量总的根据在于中国国情。中国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是区域轮动、城市轮动、产业轮动的过程，谁顺应了轮动发展的大势，谁占据了迭代升级的风口，谁就会成为大国发展的推动者和受益者。这不仅是推动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动力之源，也是中国国强民富同频共振的秘密所在。
后发地区要真正实现赶超发展就必须有正确的方向和策略，善于变“龟兔赛跑”为“兔兔赛跑”。先发地区必有先发优势，后发地区必有后发劣势。如果后发地区照搬照抄先发地区的发展思路、发展模式，亦步亦趋，就难以实现跨越式发展。现实中不少后发地区，难以摆脱后发劣势的桎梏，导致与先发地区的发展鸿沟越拉越大，往往是陷入了“快兔慢龟”的恶性循环。先发地区有先发优势，后发地区有后发优势。先发地区在自身优势驱动的发展轨道上是“快兔”，如果后发地区立足实际挖掘后发优势，也同样能够成为自身优势驱动的发展轨道上的“快兔”。这样一来，先发地区是一些特定领域的“快兔”，后发地区是另一些特定领域的“快兔”，先发地区和后发地区“兔兔赛跑”，共同发展。从“龟兔赛跑”到“兔兔赛跑”的转变过程，实际上就是后发地区实现跨越式高质量发展的蝶变过程。
当下，“兔兔赛跑”奔向共同富裕的生动实践正在中华大地上不断涌现。浙江“一县一策”为山区26县量身定制发展方案和政策工具箱，不断拓宽“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转化通道，走出山区基本形态整合提升的全面蝶变之路。贵州举全省之力推进大数据产业发展，全面形成涵盖多领域的大数据全产业链，成功培育和壮大了新的增长极，在全国数字经济版图中后来居上。甘肃紧紧围绕“一带一路”建设和新一轮西部大开发等国家战略，通过强化开放平台能级持续拓宽发展空间。实践充分表明，后发地区只要坚定信心，找准方向，策略得当，成为新的“快兔”，就有可能实现跨越式发展和换道超车，共同富裕也就能够在各地竞相发展与良性竞争中得以最终实现。
林晓珊：橄榄型社会结构被视为是一种理想型的社会形态，是一个防止贫富两极分化的收入分配格局。但它又不仅仅是收入分配意义上的理想结构，而且也是社会发展方向上的转型升级，是一种与共同富裕美好社会相匹配的社会结构形态。橄榄型社会结构除了在经济方面能够避免导致贫富两极分化，在政治、社会和文化心理等各个领域都具有特定的功能。从政治功能来说，以中等收入群体为主体的橄榄型社会结构是最安全和最稳定的社会结构。从社会功能来说，橄榄型社会结构能够提供良好和自由的社会流动性，保持较强的社会活力，促进社会良性循环。从文化心理功能来说，橄榄型社会结构是最有发展潜力的社会结构，能够增强社会流动的信心与希望，提升社会成员的幸福感、获得感和安全感。
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进程中，橄榄型社会结构具有韧性、弹性和延展性更好这三个特性。所谓韧性更好，也就是说橄榄型社会结构发生脆性断裂的可能性较小，相对于金字塔型社会结构来说，它能够在重大的冲击面前，保持社会的稳定性。所谓弹性更好，是指橄榄型社会结构能够保持较大的流动性和较强的活力，社会整合和修复能力也较强。所谓延展性较好，是指橄榄型社会结构不是向内收缩或压缩的空间，而是向外均衡拓展的空间，相对来说具有更为广阔的社会发展空间。这些特性也正是橄榄型社会区别于其他社会结构形态的关键所在，也是中国式现代化和共同富裕美好社会结构形态的题中应有之义。
新时代十年中国社会结构的深刻调整，蕴含着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特征，贯穿着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优化社会结构的方向，正是社会结构现代化所指向的目标，其关键即在于形成橄榄型社会结构。当前，我们要实现从金字塔型到橄榄型社会结构的现代化转型，面临着诸多机遇和挑战。橄榄型社会结构的形成是一个社会系统性和整体性的变革，需要加强多维度的制度设计和社会建设，才能真正形成中等收入群体占社会绝大多数的现代化社会结构。
王正新：一是推动非公有制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稳定就业增收渠道。现实全体人民共同富裕需要社会提供充分的就业机会和大量的就业岗位。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稳就业、促发展的重要力量。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并再次强调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为非公有制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了政治保障。从浙江的发展经验来看，通过体制机制创新，推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形成“民营先发”和“市场先发”的优势，有助于藏富于民，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数据显示，民营经济为浙江创造了六成以上的GDP、七成的税收、近九成的就业岗位。2021年我国民营企业数量达4457.5万户，民营企业在企业总量中的占比提升到92.1%。因此，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激活市场主体活力，促进非公有制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有利于稳定城乡居民就业增收渠道，为促进共同富裕提供基本保障。
二是推动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提高就业增收质量。产业是经济发展基石，也是人民就业创业的载体，产业发展水平和效率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从业者的劳动收入。二十大报告强调“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交通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当前，我国还有不少地区产业整体发展水平不高，大量的就业集中在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这些生产率不高的企业和劳动者往往无法获得较高的报酬。因此，推动建立现代化产业体系，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和产业链发展水平，创造更多高质量的就业岗位和就业机会，将有助于进一步提高城乡居民就业增收质量，扩大中等收入群体。
三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补齐农村共同富裕短板。当前，城乡发展不平衡，农村发展不充分，是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主要表现。共同富裕的突出短板也在农村、农民。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扎实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通过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强对农村地区的公共投入，激活农村主体、要素和市场，逐步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和乡村共富，将有助于提高农村居民收入，缩小城乡、农村内部不同群体间的差距。
罗俊：在数字化时代下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加快推进我省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
一是把握好数字化时代下慈善捐赠活动特征与行为规律。传统慈善捐赠活动有应急性与突发性的特点，多在重大事件发生后才有大规模个人捐赠，这与慈善捐赠事业持续性要求存在差距。数字化技术对人们生活方式与社会交往等各个方面都产生了全面而深刻的影响，人们的慈善观念、捐赠行为正在发生变化。互联网的创新属性也使公益活动变得更加丰富、个性化与多元化。因此，要实现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目标，稳定提升个人捐赠水平，就需要把握好数字化时代下慈善捐赠活动特征与行为规律。
二是科学设计数字化时代下慈善捐赠激励机制与募捐方式。慈善捐赠行为由多种动机共同驱动，动机之间的相互作用微妙且复杂。在数字经济快速发展、数字技术广泛应用下，各种动机相互作用的结果可能与传统结论还有所不同，依托互联网开展募捐活动所引入的社会规范、社会身份、社会声誉等社会性因素范围更广，可能对慈善捐赠行为产生更大影响。因此，面对数字化时代的慈善捐赠活动规律，应从慈善捐赠行为动机出发，考虑多种因素的可能影响，设计科学、合理、有效的慈善捐赠激励机制。
三是利用数字化技术助推慈善捐赠事业高质量发展。通过大数据技术对慈善组织信息的归集与可视化，对慈善组织的空间分布、发展态势、运行效率等信息进行分析与评估，公开其运行全程与用户评估结果，可为捐赠者在捐赠渠道与方式选择提供重要参考。利用大数据技术及时准确监测动态物资需求，通过对信息的有效提取与筛选整合，形成基于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等的需求分类，从而提高对捐赠物资的分配与调控效率，及时准确掌握需求信息，为捐赠物资的合理分配与科学捐助提供依据。
作者简介
王正新
浙江财经⼤学经济学院院⻓，教授、博导。兼任中国数量经济学会常务理事、浙江省⾼校经济与贸易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秘书⻓、浙江省之江⻘年社科学者协会常务理事兼区域经济与统筹发展研究中⼼主任、浙江省国际经济贸易学会常务理事兼数字贸易专委会主任。⼊选浙江省“万⼈计划”科技创新领军⼈才、浙江省⾼校“院⼠结对培养⻘年英才计划”、浙江省⾼校中⻘年学科带头⼈、浙江省之江⻘年社科学者等。
林晓珊
中共浙江省委党校社会学⽂化 学教研部主任，教授，博导。⼊选浙江 省“151⼈才”⼯程、浙江省哲学社会科 学领军⼈才（培育项⽬）、浙江省之江 ⻘年社科学者（拔尖⼈才）等。
刘⼒锐
中共浙江省委党校、浙江⾏政学院政治学（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副主任。兼任国家卫⽣应急体系建设指导专家库专家、中国政治学会⻘年⼯作委员会理事、浙江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批研究员等。⼊选中宣部思想⽂化宣传⻘年英才、浙江省151⼈才⼯程第三层次、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领军⼈才、浙江省之江⻘年社科学者（拔尖⼈才）等。
罗俊
浙江财经⼤学经济学院副院⻓，副教授，博导。兼任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浙江财经⼤学经济⾏为与决策研究中⼼”执⾏主任。⼊选浙江省⾸批“⾼校领军⼈才培养计划”、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领军⼈才、浙江省之江⻘年社科学者、浙江省“院⼠结对培养⻘年英才计划”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