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宋文明在中国历史上有它的独特韵味。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曾指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品味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彩，无论是物质世界的光彩夺目，还是精神世界的审美意趣，宋文化总让人感到意味深长。让我们跟着《夜听宋韵》，回眸两宋文明，品味文化精髓。
版权保护对于鼓励创新、保障创作者利益、促进文化多样性、规范市场秩序以及提升国家形象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在当今我们对版权的保护主要通过法律制度来进行。世界公认的第一部版权法，是1709年英国的“安娜法令”，清政府在1910年也颁布了属于中国的第一部版权法规《大清著作权律》。那在更加古老的时期人们又是如何保护作者权益的呢？
《书林清话》卷二就有条目记载，“翻版有禁例始于宋人。”看来早在宋代，人们就已经通过制定法令开展对版权的保护工作了。北宋哲宗绍圣二年（1095年）刑部曾发布公告：“诸习学刑法人，合用敕令式等，许召官委保，纳纸墨工具，赴部陈状印给，诈冒者论如盗印法。”这条记载说明，官府出版的书籍和法令，包括奏议、国史、帝王字像、法令、纸币、军机书要等，只允许官方印制，私人不得翻刻。如有违反，视同盗版，以“盗印法”论罪。
官府的公文不得随便翻印，那私人出版物的情况如何呢？由于宋人崇尚学习，宋代图书出版空前繁荣。苏轼就曾感叹当时诸子百家之书竞相刊行，品种多且易得。繁荣的印书业促进了知识的传播，也伴生出盗印翻刻的屡禁不绝，苏轼的“乌台诗案”之祸便与此有关。苏东坡生前从未整理出版过自己的文集，但是当时市面流传的“苏轼文集”却多达 20 余种，甚至远销海外。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年），舒亶弹劾苏轼时的重要物证就是当时引发购买热潮的《钱塘集》，称此书“小则镂版，大则刻石，传播中外”。认为苏轼通过公然刊印诗集对皇帝的改革大业进行讥讽。但事实上，这本所谓的苏轼文集从编纂到问世都完全未经作者本人的授意应允，是逐利的商家自行搜集苏轼诗作，编排刊刻而成的盗版，没想到害得苏轼因诗文获罪，开启了多舛的命运。
那苏轼为什么不自己整理出版文集呢？估计与宋代的出版审查制度有关。当时负责出版发行工作的中央审查机构是国子监，国子监是国家最高的教育机构，同时也承担着出版管理的职能，不光对出版物进行严格的审查，还承担着进行版权登记和注册的职能。
因此如果是宋代正式的出版物，会经历“附牌记，发榜文，立公据”的三关。“附牌记”，就是在书籍的扉页、序文目录后、卷末或者书边处刊印上版权保护的告示，相当于现代出版物的版权记载页，刻有图书的作者、书名、版刻时间、版刻地点及收藏人，主要起着显示版权的作用。“发榜文”，则是通过牒文的形式向版权保护的行政机关申请，在获得行政机关的批准之后，由行政机关张榜公布作为版权权利归属的证明，向大众公告。“立公据”，是指国子监审批印刻者向官府发出的申请后，颁发准许 “公据”。该“公据”用来证明书籍翻印的合法性，当遇到版权被侵害的情况时，可作为向地方官府告发并追究侵权者责任的依据。流程如此严格，估计苏轼也望而却步了。
这些做法在现存宋代书籍中有众多刊记可以证实。眉山程舍人宅刊本《东都事略》就在书籍上印刷有:“眉山程舍人宅刊行，已申上司，不许覆板”的题记。“已申上司，不许覆板”的意思与我们现代常用的“版权所有，不准翻印”如出一辙。清代杭州大藏书家丁丙在《善本书室藏书志》中还专门考证了这件事情，认为这是我国现存关于版权保护的最早记录，应该也是迄今可见世界范围内最早的版权声明。
宋代严格的书籍出版审查制度以及保护版权的制度法令，不仅推动了当时书籍出版业的蓬勃发展，更成就了宋代书籍的传世美名，对当今的版权保护机制也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杭州市上城区社科联 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