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十分密切，因为，科学始终是西方现代文明演变的原动力之一——这和东方文明的发展有很大差异。作为在西方文明的土壤里成长起来的西方文学，其演变乃至其本质特征，无疑与科学的发展有密切联系。这是值得我们深度研究的学术课题。
众所周知，19世纪浪漫主义抗拒现代文明，对科学技术、理性精神、功利主义、实用主义、工业革命等都表示不满与反叛。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浪漫派一概地拒绝科学与理性呢？浪漫派何以会抗拒科学与理性？科学对浪漫主义文学的发展到底起什么作用？怎么正确理解科学与人类文学之关系并展开深度研究？
01、“抗拒”乃与生俱来？
应该说，浪漫主义抗拒科学与理性，是一个客观事实，而且，其历史渊源可以追溯到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文学。众所周知，文艺复兴人文主义思想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借以抗拒中世纪基督教文化的“以神为本”。蒙昧主义是宗教文化的基石，因而人文主义者要基督教世界观并建立自己的人本主义理论体系，最首要的任务便是破除宗教蒙昧主义，其重要武器就是科学和理性。由于自然科学对破除宗教迷信具有强大威力，所以，在这一时期，人文主义者对理性的张扬，在很大程度上突出地表现为一种对自然科学的重视。人文主义者热衷于追求知识，提倡探索自然、研究科学，以提高人的才智。正是由于人文主义者对科学的推崇以及随之而来的哥白尼、伽利略、达·芬奇、哈维、维塞留斯等人在自然科学各个领域里的努力开拓并取得重大成就，有力助推了文艺复兴思想解放的蓬勃发展，此时的自然科学成就其实也是文艺复兴运动本身的成果；就科学发展史而言，西方现代意义上的自然科学正是在文艺复兴科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得以确立的。也是从文艺复兴开始，西方文明开始进入到了科技文明的新时代。
在17、18世纪这个“理性时代”，自然科学领域的诸多学科都快速发展并导致工业革命。此时的知识分子普遍以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为信条，积极乐观地探究自然，执着于科学的研究。数学领域发明了微积分；化学中原子-分子结构学说和元素周期表得到确立；物理学领域牛顿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同时，电磁感应理论也得到初步确立；生物学领域人们已经开始用显微镜研究细胞构造。自然科学诸多发明有力促成了产业技术的进步，进而导致了工业革命。18世纪下半期，瓦特发明蒸汽机，这标志着欧洲的工业革命进入了高潮。随着工业革命的展开，主要导源于科学技术的科学理性对人的感性生命的挤压更为空前，其间，实用主义、功利主义都对此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正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张扬感性与情感的浪漫主义便应运而生。
不可否认，17、18世纪“理性时代”那种基于逻辑思维和经验科学的理性精神，在研究自然科学、发现自然规律、发展科学知识方面大有用武之地，也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不过与此同时也慢慢地出现了对理性的一味崇拜，并日渐忽略人的感性世界、漠视人的情感、冷落人的意志，形成了唯理主义或理性主义倾向。在这种理性主义驱使下，体现理性精神的规则、标准等被置于人的行为之上，成为一种绝对律令，抑制人的自由意志，扼杀人的创造精神和想象力，显然，这是对人的精神与心灵自由的一种束缚。正如卢梭所说，“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卢梭作为浪漫主义的先驱，恰恰是在18世纪理性主义的自我乐观中，洞察和预见了科技理性和功利主义所致人性的异化：“人永远被束缚在整体中一个孤零零的断片上，人也就把自己变成一个断片了。”在此种背景下，日渐壮大起来的浪漫派陆续改弦更张，从过去的机械论逐步向有机论转变：“生物学强调生命不是一堆死的部件的组合，而是一种秉有有机结构与功能的自然力；生命最基本的事实是个体而非构成个体的部分或那些包围着个体的人为的群体。简言之，生物学意味着个体主义。”
概而言之，在科学与理性持续高调张扬后，被挤压的人的个体感性生命不得不起而对科学支撑下的唯理主义奋起反抗；这种新的代之而起的感性崇拜，其基本表现就是对个性解放、个性自由的大声呼唤和对情感的高度肯定与张扬。当这些内容在文学艺术中成为一种明确的理论主张和一种自觉的创作追求，这就有了浪漫主义文艺思潮和文艺运动。浪漫主义文学思潮，作为文学向自身艺术本位的一次重大复归，它是以一场文学革命运动的形式呈现出来的。我们完全可以说，浪漫主义文学思潮是西方近现代文学史上继文艺复兴之后的又一次革命，其主要目标是从科学理性、社会政治理性的强权中挣脱出来。浪漫主义乃是文学自身演进轨迹中的一个合乎历史逻辑的必然，是对文艺复兴的再复兴。也是在这种意义上说，浪漫主义一方面对启蒙运动造成的科学与理性崇拜予以反拨，另一方面又朝着张扬人的感性本质的方向发展，使启蒙时期的自由主义和个性解放思想在另一层面上得以延伸与发展，而且还一直延续到唯美主义等19世纪末乃至20世纪初的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因此，在如上所说的逻辑理路上，浪漫主义从其滥觞之际始，就与科学和理性“不共戴天”，其文化和人性取向偏重于人的感性世界。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浪漫派与生俱来抗拒着科学与理性。
02、科学“助推”浪漫主义运动？
然而，浪漫派对科学与理性的这种“与生俱来”的“抗拒”，并不意味着其一味地拒绝科学与理性，完全与自然科学背道而驰；反之，也不能说自然科学对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的形成和发展没有直接或间接的促进作用——尽管事实上在英、法、德等各国的浪漫派人物中可以找到他们或多或少都有反对科学的言论与行动；浪漫主义作家中有的对中世纪情有独钟，但这也并不意味着他们对启蒙运动以前的社会完全持肯定的态度，事实上，这一时期“科学家和浪漫主义诗人之间的关系可能非常密切；他们都关注自然宇宙，并乐于以相似的方式进行思考。”“大多数浪漫主义者与其启蒙学派前辈一样，对科学怀有浓厚的兴趣。”于是，从文学与科学的深度关联看，浪漫主义对自然科学的知识、理念与方法有不同程度的接纳，科学影响和推进了浪漫主义的生成与发展。如果说，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曾经顺向接受了科学的滋养，那么，浪漫主义同样得益于科学的正面影响，这尤其值得学界高度关注和深入研究。
浪漫主义固然有抗拒科学与理性的一面，但是浪漫派中许多人对自然科学又有着浓厚的兴趣，尤其是，他们从捍卫人的感性世界出发“反科学”“反理性”的同时，又不同程度地肯定科学的作用，并在自然科学中汲取知识与方法及理念的营养，获得了新的艺术灵感。因此，在自然科学影响文学的顺向逻辑上，浪漫主义像现实主义一样，也是自然科学在19世纪结出的一个重要果实。换句话说，不仅是科学助推了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的发生与发展，而且，浪漫主义也在对科学与理性投之以“抗拒”的同时，又自觉地顺向接纳着自然科学的知识、理念与方法，从而与自然科学结下了割舍不断的血缘关系。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没有当时自然科学成就的催化与滋养，就不可能有19世纪浪漫主义文学，就像没有自然科学的助推，就不可能产生有本原性特质的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一样。对浪漫主义与科学之关系的理解、阐释与把握，不能唯科学之立场，也不能唯文学审美立场；不能因某些作家对科学有诟病，就认定其“反科学”，认定其创作与科学没有关系。这是19世纪西方浪漫主义文学研究中特别需要正确把握与重视的学术理念。
03、科学之于文学：抗拒与接纳的统一？
广而言之，人类文学与自然科学之关系乃文学研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跨学科研究领域，而且是一个有待深入阐发的重大课题，而我国本土学界对其关注度却明显欠高。文学艺术与自然科学虽然各属完全不同的领域，但是，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可以在真善美的追求中不仅可以有知识层面的互用，尤其可以有精神实质上的互通，文学与科学亦然，“科学家和创造性作家以一种非常特殊的方式结合在一起”。福楼拜曾经说：“科学与文学‘两者在山麓分手，有朝一日将在山顶重逢’，这显然是从精神本质意义上而言的。”所以，文学与科学各自之登临山顶的方式以及途径的风光必然是各个不同的，也就是说，文学艺术和科学技术在精神和哲理层面上有一定的质的共同指向，却不等于各自在抵达共同点的过程中所持的思维方式、表现方式以及终极效用的一致性，尤其是在具体操作、技术手段和物质载体层面有迥然之异。“科学技术主要以实验、实证、逻辑推理和演绎等客观、理性的方法抵达既定目标，求真的过程有善与美的相伴，但求真本身是最高的和终极的目标。文学艺术虽然也不乏实证的和逻辑演绎的方法，因而也有其不可或缺的客观性与实证性特质，求善过程的最终目的是求美；或者说，文学艺术的求真与求善不仅以求美为前提或者载体，而且以求美为终极目标，否则，文学艺术就失去了自身之质的规定性（即“特质”）。”总之，科学技术和文学艺术在基本知识和技术手段层面有必然的差异性，但是从本质的和本原的意义上讲又有其对立的一面：理性和感性、唯真和唯美等等——虽然文学也有理性、科学也有感性，文学也有求真、科学也有求美，彼此并不截然对立。
事实上，西方文学史发展的历史事实分明已告诉我们：浪漫主义除了反叛古典主义的唯理主义之外，同时也是对18世纪末、19世纪初欧洲社会的技术理性、物质主义和功利主义的反叛，它是西方文学史上第一次对现代文明——科学技术，工业文明和理性精神（包括科学理性）——的反叛，不过，这种对立性与反叛性的存在同样并不意味着对立双方绝然的彼此分裂和非此即彼的绝对排斥，而是对立中的统一、相反中的相成、相克中的相生。因为，理性虽然只是人的本质属性的一个方面而非全部，但文学艺术在具体的方法论层面上毕竟离不开理性精神，——文学艺术需要哲学的理性精神，而且，艺术的求真指向，也是自古希腊开始的西方文学的基本传统。正因为如此，浪漫主义对以唯理主义（特别是政治理性）为最高宗旨的古典主义和现代文明及科技理性、物质主义的反叛是有其历史的合理性与必然性。尤其是古典主义，作为直接为王权服务的宫廷文学，其根本的哲学理论基础便是笛卡尔那种极端推崇理性的唯理论。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理性战胜爱情乃是古典主义文学反复吟调不休的一个主题，而在形式上，它则建立了“三一律”这一理性法则。这种过分偏执于人的理性本质的文学虽然有其历史的渊源与时代的缘由，但终究会因其与生俱来的“偏执”而受到时代的文化与文学的质疑乃至反叛，这就是与之对抗的浪漫主义。浪漫主义以其空前的对理性的抗拒和对感性的张扬而彰显其“革命性”效应和本原性特质。不过，物极必反，浪漫主义与古典主义相仿，同样有其固有的“偏执”而为后来者所取代。当浪漫主义因其艺术追求过于矫饰、虚幻和泛情主义进而过于弱化乃至缺失了应有的理性支撑时，它便走向了文学本原与特质的反面，偏离了自我存在与发展的根基和前提条件，也就为后来的现实主义文学思潮之取而代之提供了艺术革新与发展的逻辑前提和广阔空间。而且，正是在浪漫主义的这种过犹不及的谬误与“偏执”中，现实主义找到了对其反叛的根据和理由，同时也找到了突破文学史的既往成规后赋予自我以新的生命活力和艺术生长点；对现实主义文学来说，这个“生长点”曾经受到了19世纪科学精神、科学理性、科学方法等特定时代之文化因素的有力、有效的催化与支撑，从而促成了具有高度科学精神和智性特征的现实主义文学思潮的兴起与繁荣，西方文学的“真实性”特征与理性特质也就被提高到了一个历史新刻度。
不过，文学毕竟以审美为其质的规定性，并以审美的方式达成求真、求实、求善之效用的，因此，科学方法、科学精神、科学思维固然有助推现实主义文学思潮的发展与演变之作用和功绩，但作为文学思潮的现实主义却不能因此而偏离乃至丧失其作为文学审美之本原与本质的属性。自然科学与文学艺术之间虽然一方面存在着互相排斥、彼此抗拒之“异”，但是，另一方面又存在着互相接纳、彼此成全之“通”，抗拒与接纳、排斥与成全是辩证的对立统一。
作者：蒋承勇 浙江工商大学文科资深教授、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名誉主席
来源：本文发表于《社会科学战线》2023年第3期，《新华文摘》2023年第18期全文转载，原文16000字，注释请看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