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作家笔下的“缪斯花园”不仅是一个乐园般的地方，还是一个人与自然和谐相生的生命共同体。然而，现代化进程的加速导致生态环境日益恶化，文学家们也在作品中不断反思环境现状，寻求摆脱困境的策略。这些探索都将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宝贵经验。
从史诗《吉尔伽美什》中的“神仙之园”开始，无论是古典神话中封闭的赫斯珀里得斯花园，还是牧歌传统中开阔绵延的阿卡迪亚原野，都具有相似的乐园特征，融合了人类最初的田园理想。然而，不同于人类原始的花园乌托邦憧憬，象征人类至福的地上乐园已经逐渐丧失了原有的魅力。不难发现，作家们笔下的花园书写增添了想象与现实的张力。花园不仅寄托了他们回归自然的渴望，还承载了他们对故土的忧思与责任，同时蕴含了他们对理想社会的构想。
上述情形在英国尤为明显，而其中又以莎士比亚最为典型。他在《仲夏夜之梦》《皆大欢喜》《亨利五世》和《暴风雨》等多部戏剧中描绘花园景象，甚至干脆把英格兰称作大花园。例如，喜剧《仲夏夜之梦》中的森林就是一个大花园，其中对各种动植物的描绘不啻为生命的礼赞，莎翁因此被誉为“大自然快乐的模仿者和优雅的代言人”。不仅如此，莎翁对花园中潜藏的危机也保持着警醒。“莠草”和“荒芜的土地”既暗示了人性中暗藏的欲望与邪恶，也隐喻了英格兰君主疏于管理而导致的无序与混乱。
除莎士比亚之外，许多英国作家也擅长花园书写，以此象征万物共生的有机生命观。这些书写不但以花园隐喻共同体愿景，而且常常彰显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张力，蕴含如何实现共同体的深层次思考。以马韦尔的《割草人斥花园》为例，诗人借割草人之口，强烈谴责了17世纪英国贵族阶层圈地造园的卑劣行径，强调人类灵魂只有在与自然相通时，才能产生“绿荫中的一个绿色思想”，从而进入真正“幸福的花园境界”。
无独有偶，《旁观者》报主编艾迪生也曾发文批判法国君主路易十四强行征占自然，下令修建了所谓世界规则式园林的巅峰之作凡尔赛宫花园。当然，并非所有的花园都体现了人类主宰自然的傲慢。随后在18世纪英国出现的自然风景花园则更强调艺术对自然的模仿，以及人与自然的调和。蒲柏在给伯灵顿公爵的一封诗文中提到，自然风景园林的精髓就在于自然之道与人工匠心之间的和谐，花园的修建需要考虑本土独特的山水灵韵。可见，文学家们的花园想象并非空想，而是推进了现实中花园的改造与流变，在花园书写中承载了重塑共同体的文化理想。
在面对工业文明对自然资源的掠夺与破坏时，以华兹华斯和柯勒律治为代表的“湖畔诗人”希望能从自然当中寻找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案。两位诗人合著的诗集《抒情歌谣集》体现了他们共同的有机自然观：自然万物与人类互为一体，休戚与共。既然自然都与人类“同出一源、互为亲属”，人与人之间更应平等相待。后来的克莱尔、丁尼生、罗斯金和莫里斯等同样延续了英国文学传统中的“绿色语言”，以自然为媒，抒发对“英格兰家园”的美好想象。莫里斯在小说《乌有乡消息》中描绘了一幅理想中的家园图景：“举国上下井然有序，整洁美丽，犹如一个大花园”。作家们对理想社会的构想不尽相同，他们将自己的家国情怀寄托于花园想象中，试图以恢复人与自然和谐的秩序来实现改造社会的愿望。
这样的“绿色语言”也存在于其他国家的文学传统中。卢梭一直对以“限制自然”著称的法式花园嗤之以鼻。小说《新爱洛伊丝》为我们呈现了卢梭心目中的理想花园：“这里一切都是绿莹莹的，新鲜的，充满生命力的。”另一位法国作家伏尔泰也有同样的憧憬。他在小说《老实人》中呼吁大家耕种自己的花园，即通过建立人对自然的归属感来树立生命共同体的意识。同样的诉求也出现于美国。梭罗曾在缅因森林的花园里开启简朴的生活，留下了不朽之作《瓦尔登湖》，以此证明人与自然可以回到融洽无间的本真状态。从霍桑创作的《福谷传奇》到利奥波德的文集《沙乡年鉴》，美国作家们始终没有放弃重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可能。
近半个世纪以来，人类生态环境空前恶化，全球变暖，冰川消融，物种濒危加剧。作为应对，文学家们的花园想象也呈现出新的特点：一些作家以纪实或生态寓言的形式揭示环境恶化的灾难，另一些则开始积极探索如何在城市花园和社区绿地的建设中，重现人与自然其乐融融的画面。
蕾切尔·卡逊就属于上述第一类作家。二战后，美国为了增加粮食生产和木材出口，研制并大规模喷洒了剧毒杀虫剂，导致河流土壤的大面积污染，虫鸟鱼兽大量死亡，同时也诱发了人类癌症和胎儿畸形等多种疾病。蕾切尔历经4年艰辛的调查，在《寂静的春天》一书中控诉了上述罪行，并哀叹本该是鸟语花香的春天成了寂静无声的死亡季节。英国当代作家A. S. 拜厄特曾在多部作品中响应了蕾切尔。在她的“弗雷德丽卡四部曲”中，成为生物学家后的马库斯吃惊地发现，随着人类科技对环境的破坏，包括蜗牛在内的生物种类都在锐减，有的物种甚至灭绝。拜厄特还借用北欧神话中“诸神的黄昏”一说，预言人类可能遭遇的灾难，到时“就连麻雀也从花园里销声匿迹”。另一位英国作家多丽丝·莱辛则创作了科幻生态寓言《玛拉和丹恩历险记》，其中呈现的恶劣环境让人不寒而栗：非洲大陆因为气候变化成为干涸荒芜之地，原本美丽富饶的北半球也从此进入万物灭绝的冰川纪。虽然故事发生在未来，但在莱辛看来，工业文明的加速也同时加快了地球家园的灭亡速度，作者正是想借助这部反乌托邦小说来警示众人。
与此同时，另外一群当代作家开始书写都市文明空间里的绿地与花园。英国作家彼得·阿克罗伊德和海伦·芭布斯等人笔下的“风土精神”（genius loci），生动体现了城市与乡村、社会与自然之间的无限延展性。阿克罗伊德在小说《英国音乐》中刻画了都市向日葵小院，呈现出联结宇宙天地的情怀。同样，在大西洋彼岸，美国新生代作家理查德·鲍尔斯在小说《奥菲奥》中呈现了都市生活中多维的绿色空间，既有有利于公众与自然亲密接触的城市公园，又有个体与绿植和宠物相依相存的私密空间。另一位美国小说家卡伦巴赫在《生态乌托邦》中构想了花园社区，跟上述作品有异曲同工之妙。
可以说，上述外国作家书写的“地球花园”跟我国致力于建设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十分契合。诚如捷克作家卡雷尔·恰佩克所说，我们应该像一个好园丁对待花园那样，善待我们的地球家园，这是因为“哪里给予多于索取，哪里才有生命”。恰佩克谈论的不只是园丁的耕耘之道，也是人类文化得以传承与繁荣的真谛，是人类生命共同体的生存之道。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加勒比文学史研究（多卷本）”（21&ZD274）、浙江省哲社领军人才培育专项课题“英国文学中的城乡对接问题与共同体形塑”（21YJRC13-1YB）阶段性成果）
作者：金佳 杭州师范大学文艺批评研究院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2年6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