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移动互联网、大数据、超级计算、传感网、脑科学等新理论新技术的驱动下，人工智能呈现出深度学习、跨界融合、人机协同、群智开放、自主操控等新特征，正在对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等方面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值此智能社会大变局的时代，身处其中的人该如何应对？智能社会呼唤公民数字素养的提升。
数字素养：人与技术的互动。智能社会的驱动力和存在方式，均在于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技术，此时智能技术不仅具有工具论的意义，也是本体论的存在。因此，智能社会的公民素养归根结底是人与技术的互动关系问题，是人在技术面前如何实现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平衡互补问题。
马克思指出，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在于能够制造和使用工具。长期以来，人们对技术持一种工具性认知，人类文明史上科技的昌明带来启蒙时代的第一缕曙光，自此在技术的加持下，人在世界祛魅与自我中心的道路上披荆斩棘阔步向前。时至当下，智能技术对社会的全方位嵌入，将人与技术的关系问题提升至一个新的高度，也将人对技术使用的素养和能力升华到一个新的境界：人应该如何从认知到使用日常普及化了的智能技术？
这一方面体现为人从工具理性角度对智能技术的场景化应用，直至对整体智能生活方式的积极调适，充分发挥智能技术的“活性”，即科技让生活更美好；另一方面则应充分警惕智能技术打造的舒适区，在对智能技术的批判性应用与反思中彰显人之为人的价值理性一端，后者在于维系大写人的主体性与终极价值，最终延续人类社会的智性传统与人文精神。
智能技术的“活性”。智能化极大激活了技术的解放能量，或曰技术“活性”，作为人的功能性延伸，智能技术以精准、快速、高效、个性化等优势特点将人类社会推进一个新的阶段，这也迄今为止最大限度地体现了人的工具理性，即人作为主体有意通过技术工具手段实现目的的理性表征。反过来，人们如何依靠智能技术治理社会结构的弊端，增进人们的理解与交往，使得“天堑变通途”，这构成了智能社会公民素养的一个面向。
本雅明在谈论电影技术的出现时认为，电影以十分之一秒的运动速度将现实世界扯得粉碎，让人们在它抛得远远的废墟瓦砾中平静又不无冒险地旅行。在基于工具理性的技术演进中，人们的经验世界和自由想象不断得到扩展，就像一个世纪以来人们造就了电影作为一种新艺术新世界的繁荣。直到智能技术的赋能，人不仅在现实世界与万物皆可保持互联互动，突破传统障碍不断探索实存的经验边界，而且通过建构一个虚拟世界从物质束缚中解放出来，在一个超越的时空之维实现多元的人生意义。这是公民素养之“正”。
智能技术的舒适区。技术在使世界祛魅的同时也导致技术的再魅化，即人对现代技术的神话式崇拜，盲目认为技术能解决一切。当智能技术对人性的体贴越来越无微不至，也应是人的批判性思维开启反思之时：人如何避免成为沉迷于技术温柔乡的奴隶。这就涉及智能社会公民素养的另一面向：维持并发挥主体人的价值理性，作为智能技术批判的思想武器。
麦克卢汉在“媒介即信息”这一隐喻命题中，提醒人们对媒介技术本身的警惕。技术活性在赋能社会的同时，有可能也在迎合人性的欲望偏好而麻木人的神经，甚至以技术“倒刺”劫持人们的感官与思维。尼尔·波兹曼考察大众传媒技术的利弊，猛烈批判技术发展至垄断阶段对人类社会生活、文化、制度的负面影响。
波兹曼的技术批判在智能技术日益全覆盖的当下社会愈发体现出启发性和深刻性。智能社会以大数据的算法逻辑取代传统的人工逻辑，以冰冷的数据分析和理性计算影响人的情感交往和价值选择，看似是在以一种精确的私人定制展开信息生产与传播，但由此形成的“信息茧房”在窄化个人世界的同时，也在树立人际沟通和社会共识的屏障。爱因斯坦曾说：“我担心总有一天技术将超越我们的人际互动；那么，这个世界将出现一个充满傻瓜的时代。”正因为当今人工智能的逻辑推理和分析计算能力远超人类，在诸多领域协助甚至代替人类而体现出强大的社会生产力，部分现实情形是，人们正在从技术应用转向技术依赖与沉迷，此时究竟谁是主体，谁是客体？让业内和学界人士担忧的是，人工智能真正可能带来的危机，不是奴役人类，而是让人类丧失斗志。这时以技术反思和价值追求为内容的公民素养显得尤为重要。
人类社会的演进历程是人之自主的全面发展，而非被动地沉溺于体贴的技术温柔乡中。换言之，智能时代人的存在形态，不仅是作为机器系统搜集的数据对象和锚定的计算目标，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作为具有独立认知思考、价值判断能力的智性主体，不懈地朝向价值的追求与完善。这需要人在技术应用中充分发挥工具理性的同时，保持清醒的价值理性以反思技术的异化，这是公民素养之“反”。
在某种意义上，每一个时代的技术演化，对于该时代人类社会的发展阶段而言，都是“智能”意义的：它以更先进的方式不断创造和满足人类主体的人性需求，同时也在试图接管、操纵甚至征服人的感官与思维，其本质即是人与技术之间永恒的正反辩证关系。
作者：吕明杰 陈旭 之江实验室智能社会治理研究中心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2年6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