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韵代表着一种雅正的审美文化，本色而自然，在平易中见颜色、见才华、见创建。宋韵代表着中华文明的高度，它对人性或人格给予充分尊重，让每一个人都成为文化创造的主体。宋韵代表着中华文明创造的极致，它综合多元文化因素进行多维度多层次集成创新，总是让后世高看，也让后世难以超越。宋韵有一种思想和精神的魔力，它追问万事万物的“理趣”，将争论提升为思辨，也更高程度地思考科学技术的可能。宋韵也代表着一种社会性的审美状态，它将国人整体建构为审美主体，将世俗生活最大程度化变为艺术，使雅俗互通、互构、互成。“韵”本为中国古代审美范畴之一，而宋韵文化之“韵”则具有更丰富的内涵，既包括宋代辉煌的文学艺术之风韵，也涵盖宋代人格气象的神韵，更指向宋代时代精神的气韵。一方面是其深度，另一方面是其广度。程朱理学在与陆学的辩论中，将之前的中国古代传统思想进行了总结整理，形成了更为系统的学术思想，去探究宇宙自然是从哪里来的，人生的意义是什么，讲究格物致知，讲究知行合一。宋朝人把平常的争论上升为具有思想高度的思辨。宋之前文化主要是贵族精英享受的。宋代文化开始世俗化、大众化，人人都有权利享受文化、创造文化。特别是科举制开始规范化、普及化，一方面构建起了一个广泛的士大夫群体，形成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家国情怀和时代担当；另一方面，加速了社会阶层间的流动性，使雅文化与俗文化互动发展，形成一种雅俗共享的市民文化、社会文化。

钱穆先生关于宋朝“积贫积弱”影响深远，从政治经济角度而言也确有合理之处。但还有一句话大家可能也非常熟悉，即陈寅恪先生所说的“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从大的方面讲，因为宋朝的经济实力远超汉唐，科技文化更是领先世界，不但没有出现过军阀割据，而且兵变、民乱的次数与规模也相对较少，而且还是中国历史上唯一没有直接亡于内乱的朝代。从小的方面说，宋朝经济发达，崇尚文艺，有着独特的美学体系、诗词风雅，科技和手工艺发展迅猛，海外贸易繁盛，对东亚、东南亚，乃至非洲和欧洲等区域有着更为广泛的影响力。某种程度上说，这是一种汉唐的强势手段到软性影响的传播模式转变。与您所说的唐朝相比，宋几乎没有用军队等强势的手段影响周边的国家，而是通过使节往来、商业贸易、宗教活动、海外移民等软性方式与海外多国建立起了深度联系。如，北宋与高丽之间使节往来达80多次，越南北部交趾先后入贡57次，南部占城遣使入宋也有50次。南宋末年宰相陈宜中、吏部尚书陈仲微、参知政事曾渊及官员陈丁孙、赵忠、沈敬之、黄炳等则移居越南或泰国，将宋文化带入各国。某种程度上讲，宋代的文化传播模式和传播路径，更符合文化软实力传播的内涵，更具有当今世界的特征，具有相当高的现代性。

杭州在五代时已成为江南最大的城市，往返于吴越国与日本之间的商船仅文献记载的就达 24 次之多。北宋太平兴国二年 (978年)，杭州设立有专门管理造船场和海外贸易的机构，称“两浙市舶司”，杭州成为东南沿海远航高丽、日本的重要港市之一。南宋时杭州不仅为“东南第一州”，是全国最大的商业城市，也是世界上最繁华的都市之一。随着商业的发达和航海技术的进步，外国商船，云集临安，杭州也成为我国丝绸、瓷器和茶叶的重要出口中心，这些地方特产通过阿拉伯和东南亚商船远销阿拉伯半岛和伊朗地区，同时带来了香料、宝石、木材等诸多外国商品。杭州城东的澉浦港成为杭州对外交往的一个主要门户，港口船舶云集，外国的货物都在这里集散。南宋理宗六年(1246年)置市舶官，管理课税事务。通过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与这些域外地区开展大量贸易活动形成了各种不同文化和文明的交流与碰撞，造就了杭州“道通四方，海外诸国物货丛居”的商业文化景象。宋文化逐渐成为各国文化发展的范本和模式，对中华文化圈的巩固和发展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各国在构建本民族的文化体系时，均以中国为文化母国，大规模地移植和受容汉文化的语言文字、思想意识、律令制度、宗教文化和科学技术，形成一个以中国文化为源头和核心的文化结构系统。如果说隋唐之际是中华文化圈的总体形成阶段，那么，宋代则是中华文化圈的发展和巩固阶段。例如，宋代的火药、活字印刷术、指南针这三大技术发明经阿拉伯传入欧洲后，在欧洲社会产生了强烈的反响，成为欧洲社会发展的强大的推动力。

宋韵文化应该以包括两宋的“宋时代”为其基本载体。两宋不同区域的地方发展，各地之间的交流、渗透、牵制，地方力量与中央政权的互动，形成发展合力，推动社会发展，塑造时代特征。比如，南宋建都杭州，立足浙江，辐射江南，统治整个南方地区，既是政权的南迁，也是中原文化的南移，带动南北文化融汇整合。再如，两宋海外贸易发达，由宋初而至南宋，贸易地区不断扩展。浙江的杭州、明州(今宁波市)、澉浦(今海盐县)之外，福州、泉州、广州、华亭(今上海松江县)、青龙镇(今上海青浦县)、江阴等地，都是重要的开放港口。如果对此不作全面梳理、整体研究，其时的海外贸易、中外交流以及由此带来的开放包容、海洋文明要素等宋韵文化重要特质，必然难以得到准确揭示。“跳出两宋统治地域看宋韵文化”。宋韵文化不仅产生于两宋皇朝统治地域，也密切相关于两宋所在的10-13世纪的中国。有学者研究指出，从唐朝灭亡至元朝建立，中国历史的主线有三条：一是北部、东北地区的游牧、渔猎民族势力崛起，辽金政权是游牧渔猎文明与农耕文明的交融，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唐代以来边疆社会历史的延续和转型。二是两宋皇朝的建立。三是西北部党项（西夏）势力崛起，并整合吐蕃、回鹘等政治力量。辽是西域与中原之间的经济文化枢纽，作为中华文明的一部分，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其自身也融合了西域、中亚的文明元素。宋辽夏金虽有政权与军事上的对抗，但民族间的交往历时长久、融合程度深厚，均秉持华夏一体的文化认同意识。宋辽金西夏共同实现了北部边疆与中原地区的一体化整合，丰富和深化了多元一体格局的内涵，为元明清时期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最终成熟奠定了基础，也将理念、制度、文教、礼仪、典籍等中华文明的影响力更为广阔和深入地传播至东亚等邻近地区。 

要将两宋置于10-13世纪东亚以至世界不同文化圈内，就其文明要素作区域性的横向比较，辨析其区域特质、民族特色、文化特征以及对外传播方式，揭示宋韵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和在彼时世界文明格局中的地位。比如，南宋以法常、若芬等为代表，以杭州西湖周边寺庙为创作中心的水墨减笔花鸟画，笔墨简淡、禅意深切，有“禅画”之称。法常和当时日本派来中国学佛法的圣一国师是同门，圣一回国时带去法常作品《观音图》《猿》《鹤》，至今仍珍藏在东京大德寺，被称为“国宝”。法常被评为“日本画道的大恩人”，其画风对日本产生重大影响。2009年7月至8月间，日本奈良国立博物馆举行一个特别展，展出了《五百罗汉图》。这组名作主要是由明州画师周季常和林庭珪绘制而成，共100幅，现有94幅得以留存下来，其中大德寺现存原图82幅、美国的波士顿美术馆存有10幅、弗利尔博物馆存有2幅 。大部分是生活在东钱湖周边的村民为祭奠先祖等捐赠，南宋年间，这些画漂洋过海去往日本，辗转落到京都的大德寺。此外，东钱湖东岸、福泉山麓有一座著名的宋代寺院，唤作大慈寺，南宋年间，日本僧人道元的弟子寒岩义尹曾两度来到大慈寺，咸淳三年(1267)，寒岩义尹回到日本。经过10多年的准备，1278年，他在日本熊本仿造东钱湖的大慈寺，开创了日本的大慈寺（曹洞宗），该寺至今开放。 此外，他还带领当地人兴修水利、建造桥梁、仿建宋禅宗建筑等。而他在熊本地区开拓的水利事业，居然命名为“钱塘”，很明显就是借用浙江钱塘江水利之名为之。

不一定是壁垒，更准确地说是差异，我觉得可以大致分为文化概念的理解不同，思维模式的不同，自身的历史文化背景不同，语言的不同。首先，在我们的文化中，文与化本来是两个不同的词汇。文的本意是指事物错综复杂形成的纹理或形象，化原意是指两人相背转化，有潜移默化的意思。因此文化的原意是指：看到自然万物的表象而转化出的人的理性认识。《周易》云：“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西方的文化原意指人之能力的培养及训练，使之超乎单纯的自然状态之上，亦有培养、培育之意。中国与西方对文化概念的理解不同，带来了思维模式的差异，一个是与世界和谐共处，一个是改造为我所用，而西方的文化人是看你在多大程度上改造了世界，创造了多少的物质价值。这样的不同当然也显然受历史文化背景不同的影响。比如欧洲在中世纪长期处于神圣罗马帝国治下，但是这个神圣罗马帝国是一个比较虚体的存在，各个国家依然有很大的自主性，几乎不受皇帝的约束。其后，民族国家兴起，形成了现代意义上的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这样的政权变化和宗教改革、本地语言、民族认同又紧密结合，使得欧洲对国家和民族文化的认知与我们有了显著不同。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觉得我们首先要了解中西间在文化感知方面存在的差异，并且充分基于这样的差异，根据受众的接受习惯和思考方式，有针对性地组织和设计文化传播、文化输出的方式、路径、风格等。举个例子，很多城市都拍摄了对外的城市宣传片，但是我们可以发现一个特点，就是各地都很重视该项工作，这些宣传片大都制作精美、美轮美奂，但是他们都元素异常丰富，从城市历史到现代产业，从会展赛事到市民生活，从自然风光到高楼大厦，无数的画面快速切换，恨不得在几分钟内把城市各方面的特点优点都展示出来，不舍得落下任何一个亮点。但是对大多数海外观众而言，元素太多，没有突出，没有特点，反而难以留下印象，也就无法达到预期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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