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作为中华文明的实践主体，中国的汉族、满族、蒙古族、回族、藏族等56个民族，共同形成了中华民族。囿于古代以迄现代特定的时空界限，中华民族作为共同体经历了由“自在”到自觉”的发展过程。就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而言，中华民族共同体演绎了我国五千年文明史的厚重；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程而言，其见证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历程的光彩夺目。在长期交往、联结与融合中，各民族有效结成的“同一性”政治共同体、文化共同体、经济共同体等，给中华民族共同体以鲜明的民族特色与时代特征。同其本体一样，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既是历史的，又是现实的；既是中国的，又是世界的。
“中华民族”作为复合词，“中华”一词及其概念由来有着久远的历史与丰富的内涵；“民族”一词在中国古代典籍中虽不乏例证，但其概念则属晚近出现的舶来品”，是西学东渐与“和”风西来的产物。“中华”一词作为本土资源，系“中国”与“华夏”和合而成，具有地理以至族群、文化属性，在文化传统上带有古代中国天下观、华夷观的印记。“民族”一词较早见载于《南齐书》等中古作品，但作为对译西文Nation一词的概念，却同晚清时期日本“和”制术语引入中国直接相关，稍早的则与洋教士郭实腊等人的译作有关。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中华民族概念萌发时开始萌动。
甲午战争后，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开始普遍觉醒。“救亡”“振兴中华”等口号振聋发聩。戊戌维新失败，庚子事变创巨痛深。面对日甚一日的危机，梁启超、杨度、章太炎等人“挺身而出”。他们或激愤于清室维护“一己尊容”专制统治的腐朽，或忧虑于中国在列强“火中取栗”侵略中灭裂。其中，位列革命派的始终坚持大张旗鼓号召“排满”革命（“对内”），分属改良派阵营的则改变立场针锋相对宣扬立宪“保全”中国（由“对内”到“对外”）。最终命意相反，效果却相同：脱胎于中国传统，接榫于西方价值理念的“中华民族”概念——“古今”“中西”“新旧”层面的“会通”尝试——得以公之于众并流传开来。此“中华民族”指称，无论是章太炎等专指汉族的“小民族”共同体观念，还是梁启超等后来用来重新指代包括汉族与各少数民族在内的“大民族”共同体观念，均见证了相关概念在历时性、民族性层面取得的突破。随着辛亥革命的爆发，以及中华民国的建立，围绕对“五族共和”的认同与批判，包含现代政治共同体和文化共同体内涵的“中华民族”概念在国人认知中进一步“生长”。“自觉”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开始在“自在”渐而“自觉”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躯干”上“汩汩有声”。
五四运动前后，在新的时代条件和社会条件下，孙中山先生的民族主义思想在不断深化。“中国民族自求解放”和“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构成晚年孙中山民族主义的两大支柱。在中华民族观上，他推崇“积极的民族主义”，提出“把我们中国所有各民族融成一个中华民族”“民族主义就是国族主义”的理念。由于孙中山先生的感召力，这种认知影响深远。“中华民族”概念由此在观念上反映的是单一型民族理念。
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走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后，就开始扬弃具有共产国际背景的“民族自决”论政策。随着《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共同纲领》等的发表与出台，在坚持统一战线的基础上，遵循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与民族的辩证法，党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逐步形成。该话语体系下的“中华民族”概念，反映的是复合型民族论理念。
新中国成立后，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逐渐探索出一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富有中国特色的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在爱国统一战线下，进一步推进了中华民族共同体事业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在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史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党的民族政策和治理模式更加规范。“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等理论日益深入人心，进一步推动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巩固及其意识的树立。党的十八大以来，从“牢固树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到“积极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再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成为时代强音。党的全面领导、坚定不移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道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政治共同体、经济共同体、文化共同体层面，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提供了政治、经济、文化支撑。至此，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及其建构迈上了新的台阶。
作者：余志刚 浙江音乐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2年4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