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共同体，立足于我国“多元一体”的多民族大一统格局和“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文明气度，自觉于近代以来保家卫国的浴血抗争，形成于各民族融汇并蓄、携手并进的历史进程中。从本体论、认识论与价值论的三重层面，把握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哲学意蕴，在哲学论域中锚定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来路与进路，是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内容。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本体论意蕴。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中华民族在民族叙事史诗中，实现多元交往交流交融、共识共建共享发展的一体存在。“中华民族”的命题，源起于中国古代先人对“夷夏之辨”“大一统”“满汉一体”“中华”的哲学思考并形成的早期天下观、中国观。许纪霖、梁漱溟、钱穆等学者，基于中国传统文化中对天下、世界和宇宙的认知，认为中国古代的国家观、民族观是宽泛且匮乏的。伴随历史的嬗变和民族的融合，关于文明和族群的归属意识逐渐凝结为“民族国家”的观念，尤其是1902年梁启超将民族概念引入中国，首次使用“中华民族”这一命题，中国本土话语观念中的“族类”思想与西方意识形态下“民族国家”理论碰撞出了中西交流的火花。此后，顾颉刚、傅斯年、费孝通等人围绕“中华民族是否是一个”展开论争。1939年，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指出，“中华民族的各族人民都反对外来民族的压迫，都要用反抗的手段解除这种压迫”。可见“中华民族”在近代的历史情境下生发了抵御外侮、共同抗争的命运自觉，具有更加鲜明具体而确切的内核。1988年，费孝通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出场梳理结构，剖析形态，初步界定了“共同体”这一复合概念的系统格局，即“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暨国务院第六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多民族是我国的一大特色，也是我国发展的一大有利因素。各民族共同开发了祖国的锦绣河山、广袤疆域，共同创造了悠久的中国历史、灿烂的中华文化。我国历史演进的这个特点，造就了我国各民族在分布上的交错杂居、文化上的兼收并蓄、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情感上的相互亲近，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多元一体格局”，“加强中华民族大团结，长远和根本的是增强文化认同，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积极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识论意蕴。在历史流变中，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本质没有变化。我们要在新时代继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使中华民族生成团结紧密、血肉相连的“真正共同体”，就要在纵横比较中抓住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本质特征，在知行践履中掌握凝聚中华民族最深层、最持久的和合力量。孔子主张，“天下大同”；老子有言，“和其光，同其尘”；《汉书》记载，“八音克谐”音律相和；张岱年、程思远从中华文化中，提取了“和合”的文化基因。中华民族文化的气质塑造出“多元一体，和而不同”的君子风骨，其根脉育生出“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共同体美学。中国人正是在对中华民族文化的认同中，不断形成并加强对自身同源同根、共情共美的认识。费孝通提出中华民族的统一体时认为，统一体中存在多种分分合合、分而未裂、融而未合的多层次多元关系。因此，一时之分合不是共同体，相融不相合也不是共同体。基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分、合的动态结构所包含的矛盾与否定，可为解决“融而未合”问题赋予理论张力；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进行考察，从中华民族实体的学术构想，到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政治构建，都彰显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历史出场的必然性。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价值论意蕴。中华民族共同体不是抽象的文化意象，不是单一的民族观念，更不是固化的政治哲学概念——其具有不可估量的、生动强劲的现实力量和因时而化的、丰富多元的内涵指向。基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真正的共同体的伟大实践，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重要基础。从马克思的人类解放学说来看，中华民族共同体首先是人与人的共同体。中华人民摆脱了自然经济条件下，在原始的、落后的、粗糙的共同体中直接依附于人的依赖性；摆脱了一穷二白时，受制于外侮、受限于资本的对物的依赖性。这样，中华民族才能在每个人自由全面发展下，建设真正的共同体。从马克思的世界交往理论来看，中华民族的互通、互动、交流与交融，推动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缔造。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自在、自觉、自为锻造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自省、自信、自强。
作者：徐施易 浙江音乐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2年4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