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礼珍著《天使与鸽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版）的“天使”一词，源于维多利亚诗人考文垂·帕特莫（1823—1896）的叙事长诗《家中天使》，该诗以四章篇幅描绘维多利亚时代中产阶级的婚姻关系。帕特莫虽将妻子奉为“天使”，细节却是这样的：“男人需要被取悦；女人的幸福/只能来自取悦丈夫；男人被需求折磨时/她会奋不顾身，舍弃一切/多少次她无所回报，将一颗心/拴在冰柱之上，或是他一时的心血来潮/一句句不耐烦的话语/只能来自丈夫，绝不会出自妻子之口/她是如此温婉，绝对不会/用体贴的回嘴强迫丈夫的忏悔。”这是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理想婚姻，妻子为了取悦丈夫必须抛弃一切，女性服从男性，此为当时的社会风尚。“鸽子”一词则来自20世纪英国批评家大卫·塞西尔。他给盖斯凯尔等19世纪维多利亚时代女性作家下了一个论断：“在维多利亚女性温驯的鸽舍里，她们（夏洛特·勃朗特和乔治·艾略特）是雄鹰。而我们只需看一眼盖斯凯尔夫人的画像，看她那妩媚面纱下柔和的眼神，立刻就知道她是一只鸽子。”历史学家彼得·盖伊在《仇恨的孕育》中直白地总结道：“男性在家庭中咄咄逼人，就是因为他是男人。”文学作品如何反映现实，进而又如何超越现实，历来是人们关心的话题。陈礼珍教授在《天使与鸽子》中关注盖斯凯尔如何在《克兰福德镇》《北方与南方》《妻子与女儿》等系列小说中描绘出诸多温和却又坚毅的女性形象。这些女主角都是维多利亚时代温婉贤淑的“鸽子”和善良纯洁的“天使”，安居在家庭生活的琐碎日常里。这些维多利亚时代的女人身处平凡的世界，却跟绝大多数人一样，从未放弃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
考文垂·帕特莫的诗歌《家中天使》的社会意义远大于其文学价值，其在伦理道德方面描述的是其所处时代通行的情形。该诗在不到50年内卖出25万册，足以证明其受欢迎程度。无独有偶，罗斯金的《芝麻与百合》（1865）也有类似的说法：毫无疑问，男人是实干家、创造者、发现者和捍卫者；女人的作用就是井井有条地整理、收纳、家务规划；最大的价值发挥就是去赞美而非参与竞争，要防止女人受到任何危险与诱惑。罗斯金所谓的“防止女人受到任何危险与诱惑”，实质上就是扼杀女性的任何欲望。盖斯凯尔夫人在小说中同样演绎着维多利亚时代妻子这一角色。纵观这个时代的作品，不难发现，女性的选择权非常小，她们往往是生活的被动接受者，对生活充满倦怠之情。蒙太古夫人在谈及女性读书时，一方面告诫要隐藏学问，如同隐藏自己的残疾或跛脚一样，另一方面无奈地说，女性读书可以排解寂寞，也为了安守本分。
马克思在旅居英国时阅读了大量英国文学作品，他赞赏维多利亚时代现实主义小说家批判现实与改造现实的社会责任感。在1854年的《英国资产阶级》一文中，马克思认为盖斯凯尔、狄更斯、萨克雷和夏洛特·勃朗特等“现代英国的一批杰出的小说家，他们在自己的卓越的、描写生动的书籍中向世界揭示的政治和社会真理，比一切职业政客、政论家和道德家加在一起所揭示的还要多”。哈佛大学巴克利教授在其名著《维多利亚的气质》一书中，仅提到盖斯凯尔最精妙之处在于她对性别的含蓄研究。陈礼珍教授则在《天使与鸽子》中，对盖斯凯尔如何进行含蓄写作做出了叙事学的深入阐释。《妻子与女儿》开篇铺垫丘莫纳伯爵夫人举办一年一度的游园会，这一盛会通常从上午十点持续到下午四点半。散会前，丘莫纳伯爵夫人就已经“催”马车赶紧来，对高朋满座的事突然感到“厌倦”。她的大女儿更是要求两辆车一起出动，一次性打发所有人，分批走是“最讨厌人”的。丘莫纳一家举办聚会的目的是期望得到乡邻的仰慕，在你一言我一语、喋喋不休的奉承话之后，伯爵夫人对此又开始缺乏欲望，甚至恼怒起来，这一虎头蛇尾的游园会为小说铺垫了倦怠的基调。与此相对应，十二岁的莫莉苦苦哀求父亲允许她参加聚会，从登上马车那一刻，欲望与现实就出现了落差。游园会上，阿涅斯小姐滔滔不绝地夸耀花坛上的植物如何稀有、如何培育，莫莉逐渐显露出倦怠之情，以喘不过气来为由借机离开。最后的结局是她睡着了两次，以至于错过了回程的马车。盖斯凯尔在多部小说中，生动温婉地刻画了所处时代中产阶级家庭女性展示出的倦怠情绪。
18世纪和19世纪前期，富裕的英国中产阶级女性不需要参与社会工作，拥有更多的闲暇时间，这并非预示着心想事成。更多女性延续着婚前做单调无聊的家务，婚后则是仆人的循环，而家庭女教师的责任与仆人没有明显差别。如果说简·爱或者帕梅拉通过与主人的婚姻期望走出这个怪圈，那么笛福的《罗克萨娜》则给了一记闷棍。在当时很多英国人看来，婚姻是更为合法的无报酬、长期用工合同，妻子充其量是“高级仆人”。现实与欲望产生巨大落差，造成妻子对生活的倦怠。倦怠表现为缺乏欲望，或无法实现欲望，从而使人失去追求幸福和健康生活的动力，变得消极。倦怠作为文化建构，始于英国18世纪中后期。资产阶级兴盛的同时，个人宗教义务逐渐崩塌，社会宿命论蔓延开来。部分中产阶级女性拥有更多闲暇的同时，却表现出对社会生活的倦怠。仅从“倦怠”一词首次进入英语，便可窥视资产阶级的精神与社会危机。约翰逊在其《英语词典》（1755）中未收录英语“倦怠”一词的各种变体。狄更斯在1852年连载的《荒凉山庄》中第一次使用了“倦怠”这个新词。盖斯凯尔通过描写19世纪中期英国“家中天使”的倦怠，揭示了当时主流社会风尚之下女子所处的艰难境况。
“倦怠”正是维多利亚时代每位女性正在经历的“日常故事”。陈礼珍教授通过写作《天使与鸽子》一书考察了盖斯凯尔在作品中刻画出来的大量女性人物，从叙事学角度切入，剖析她们敏锐的观察和丰富的内心活动，以及袒露出来的道德勇气。盖斯凯尔在她的作品中描述了19世纪英国女子所经历的消极、倦怠与无所事事，但并没有止步于此。反之，她的作品体现出严肃的道德责任感，通过对话和情节设置，弘扬出人物在所处历史背景下的道德勇气，契合了19世纪中期维多利亚时代严肃的道德感与蓬勃向上的时代精神。《天使与鸽子》指出，盖斯凯尔平淡却同样奏效的叙事理念、矛盾却不乏睿智的政治视野、稳健且保持优雅的叙事能力、温情却不失准则的道德关怀、保守却充满进取的精神内涵以及批判却不忘自省的思维方式，获得了越来越多的认可，重新受到当代读者的赏识。盖斯凯尔的小说语言流畅，情节细腻，捕捉到19世纪上半叶英国社会的情感结构，是不可多得的社会史料，对了解维多利亚时代家庭的社会风尚与日常生活具有很大帮助。《天使与鸽子》这部著作，为我们深入理解那个时代的女性叙事开辟了可以趋近的路径。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英国维多利亚时代文学话语传播与国家治理研究” （21AWW007）阶段性成果）
作者：徐晓东 杭州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2年4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