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上半叶，英国出现了以下几类共生的群体文化现象：部分辉格党人倡导的自由主义；保守党拥护者坚守的亚里士多德“伟大的存在之链”理念；市民和小市民阶层信仰的由“伟大的存在之链”演变而来的伦理层次；进步的贵族则在自然神学的世界观与优雅妥协的社会观之间寻求关联。其中的“贵族”群体对英国历史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它一方面是由大中城市的上层人士构成，另一波主力军则是下层贵族的后代。从中世纪晚期开始，他们推动着英国经济的分型并借此崛起。早在17世纪，这批“贵族”就占有着大量的土地等不动产，在18世纪早期已经通过公司投资的形式获得不菲的土地收益。由于受到牛顿的影响，他们将自然神学理解为在自然多维及无序的表面之下存在着几何般确定的规则和理性，自然与宇宙和谐共生，与之相连的社会观即是优雅妥协。上述观念在文化上与自然法的传统相通。也正是基于这样的理念，愈发呈现出竞争性市场结构特征的社会，才得以走向真正的契约社会。他们认为，社会弊端的形成正是因为没有足够地遵循伦理的要求和自然界的客观理性。对于“贵族”而言，拥有私有财产是个人政治与社会成熟的首要标准，政治与社会的成熟在后来就转化为“绅士”这一社会角色。由此也不难理解，无论是出于对政治意义上的“贵族”还是私有财产的保护，抑或制定以资产增值为目的的经济策略，法律文化的发展都会助力英国社会的功能性分层，也会实现对民众的贵族化改造。对此，出现了不同的甚至是对立的观点。辉格党希望提升民众参与市场经营性行为的能力；保守党则寻求法律手段，以期加强民众尤其是下层民众的自我道德约束。在这种背景下，“贵族”身份所承载的伦理规制就上升到了法律层面。然而对于底层民众而言，无疑会受到更多具体化的行为规范限制。很多行业权利的保护被中止，新的雇员团体的设立也停滞了。1689年到1800年间，经济犯罪案件激增，其中很大的原因是经济犯罪的界定逐渐趋向了严格的私有财产概念。死刑的最低标准是盗窃价值1先令的物品，也就是当时一块手绢的价值。
1760年前后，贵族阶层信仰的自然神学的世界观与优雅妥协的社会观出现了危机。这时就出现了具有明显日耳曼文化风格的哥特小说。“哥特”原指日耳曼人分支的哥特人，后与哥特式建筑和文化联系在一起。哥特小说的影响不限于英国本土，19世纪的德国侦探小说在人物塑造上继受了哥特小说中超自然的理念，结合人物的知识及社会背景，赋予了人物技术性的超能力。小说中的侦探往往都是精通各类知识、拥有美学经验的真相追寻者。作为一种文类，哥特小说正是当时社会形势的反映。文学批评界将哥特小说定义为以中世纪为故事时代或以天主教国家（如意大利和西班牙）为故事背景，含有谋杀、悬念等成分的小说。哥特小说在英国的开山之作是霍勒斯·沃波尔于1764年创作的《奥特朗托堡》。《奥特朗托堡》的出现开创了一个新的小说流派，对18世纪后期及以后的小说、影视创作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18世纪后期的英国小说市场由哥特小说主导，1796年至1806年英国出版物中，哥特小说占据了三分之一。以《奥特朗托堡》为例，从其出版到1964年的两百年间至少再版了150次，许多译本因版权原因还未计算在内。哥特小说是当时受众最广的文化形式，读者以普通民众、书商、作家为主。在《奥特朗托堡》的影响下，产生了一大批哥特小说，如克拉拉·里夫的《英国老男爵》（1778）、威廉·贝克福特的《瓦特克》（1786）、安·拉德克利夫的《福雷斯特的罗曼史》（1791）、M. G. 刘易斯的《僧人》（1796）……一系列哥特小说为后来出现的历史小说和惊险小说奠定了叙事基础，定位了受众群体。作为整体性概念的哥特小说，在其发展史上有两条路线。走市民路线的哥特小说将自由主义书写为走向犯罪的过度个人主义，通常具有异域和野蛮时代的背景特征。这种叙事手段为自然及社会体验的非理性化和美学化创造了前提条件，也让市民规范的完美化成为可能。与此相左，走贵族路线的哥特小说却倾向自由主义。自然的非理性被其演绎为历史的发展，自然史对于人类而言具有无法触及的意义。因此就产生了激进的唯美主义，它的立足点是人类感性的认知能力，感性是行为的真实形态。
哥特小说的迅猛发展引发了一系列相关法律诉求与法律现状的冲突。事关著作权的《授权法案》（1710）在哥特小说繁盛的18世纪也未能获得修订，但自1709年就已经开始出现了版权数量的逐年增长。上述矛盾促使一个权威机构出现，以对社会历史状况的变化及时作出反应，同时观照并协调日益庞大的市民阶层的利益和需求。鉴于法律的烦琐与程序的冗长，当时有一群出生下层贵族的作家为了贵族的利益而抨击现行法律制度。在约翰·霍华德的《英格兰和威尔士的监狱状况》一书中大概可以窥视到当时的刑事执行。由于监狱管理的非专业化，投监与死刑无异。在霍华德和其他改革者的努力下，到18世纪末英国才树立了监狱作为行为矫正场所的意识，而非单纯的惩罚。威廉·葛德文的小说《凯莱布·威廉斯》（1794）借助哥特小说的叙事技巧展示了当时的社会状况，呈现了慢慢占据社会主流地位的“贵族”与日益崛起的小市民阶层之间的撕扯。由于作者在小说中瓦解了哥特小说的异域审美，将叙事背景移步至当下，因此被批评家视为哥特小说的新形式。同样书写现实与权力关系的小说还有简·奥斯丁的《诺桑觉修道院》。这部小说本身并不属于哥特小说范畴，但有不少哥特因素。
随着18世纪兴起的资本主义消费文化退热，最终因过度追求利益而导致哥特小说市场充斥着大量劣质作品。这使得哥特小说逐渐失去市场，到1840年就已衰败。但哥特小说对于维多利亚时代文学样式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到1880年，哥特小说作为半正统文学样式有过短暂复兴。这一时期的作家如奥斯卡·王尔德继承了哥特小说的美学思想，作品中有明显的哥特痕迹。进入20世纪，精神分析学派的成立为哥特小说重新走入文学研究的视野提供了契机。特别是70年代之后，哥特小说受到解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殖民主义等文化语境的重新审视，逐渐实现了文化内涵的深度挖掘。如今，哥特风格作为流行文化的重要元素已经渗透到大众文化产品中。《哈利·波特》系列小说虽然不是哥特小说，但哥特式的叙事手法和哥特式的审美却助力该作品，并吸引了全球大批读者，成为英国文化输出的成功范例。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19世纪德国小说与刑事司法案例集的传播研究” （20BWW046）、杭州市哲社基地项目“德国18至20世纪初刑事犯罪文学文化史” （2019JD20）阶段性成果）
作者：杨柳 杭州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2年4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