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5月，台州市黄岩区屿头乡前礁村土名“大坟”的地方，杨姓村民在造房子时挖到一个红色棺椁，考古专家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并在墓室右穴发现了一块长51厘米、宽46.5厘米、厚8厘米的墓志砖，墓志是墓主人为妻子所刻写，铭文尾处落款“文林郎前平江府长洲县丞赵伯澐”，确定这是一座砖椁石板顶的夫妻合葬双穴墓，墓主赵伯澐是宋太祖赵匡胤七世孙赵伯澐，于是专家组决定抢救性发掘。
赵伯澐墓是继武义徐谓礼墓和余姚史嵩之墓后，浙江近年发现的第三例较有价值的南宋墓葬，更可贵的是，赵伯澐墓是唯一未遭盗掘的墓例，也是目前我省第一个完整发掘的南宋古墓。
800多年来，这块安息地从未被打扰，这有赖于南宋人以防腐为追求的“深埋而密闭”的葬制。放进棺木后，在棺木与墓壁之间的少许空隙处，填进去松香、糯米汁、三合土，整体“浇灌”，石板压顶，从而保障了棺木的干燥和封闭性。
经专家初步鉴定，出土文物服饰形制丰富，涵盖了衣、裤、袜、鞋、靴、饰品等，并且纹饰题材多样，包含双蝶串枝、练鹊穿花、云鹤莲花等。同时，出土文物织物品种齐全，有绢、罗、纱、縠、绫、绵绸、刺绣等品种。
宋服之冠
赵伯澐墓丝绸服饰，是迄今唯一发现成系列的宋代士大夫服饰，出土26件衣服，19条裤子，7双鞋子，一共76件丝织品，它的服饰形制之丰富，织物品种之齐全，纹饰题材之多样，纺织工艺之精湛，为世所罕见，所以被称为“宋服之冠”。当年在G20杭州峰会上亮相，震惊中国、惊艳世界。
赵伯澐墓出土丝绸文物，堪称浙江在钱山漾绢片之后，在丝织文物方面最为重要的发现，是浙江从丝绸之源走向丝绸之府、南宋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见证。钱山漾绢片是世界上迄今发现的最早的丝织品，由此浙江被称之为“世界丝绸之源”（距今4000余年）。原来所谓的“丝绸之府”只是停留在文献上，那么，赵伯澐墓的丝绸文物，则给浙江的“丝绸之府”提供了实物依据。
儒雅之美
赵伯澐丰富的丝绸服饰，就像打开南宋人的一个衣柜，让我们从这些衣着服饰看出宋朝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高度。
赵伯澐的衣服款式，有圆领、交领、对襟以及袍衫、襦袄等等，除了官袍，大多为燕居之服，也就是休闲的服饰。其中，交领莲花亮地纱袍，长长的衣袖，令人揣想长袖善舞的潇洒；这件衣服呈深褐色，通体是莲花的图案，田田荷花，呈现出淡雅的韵味和美感。莲花的意象，纱的质感，让我们相信一个民族拥有的风雅。
对襟双蝶串枝菊花纹绫衫，呈金黄色，华光透亮，熠熠生辉。这件绫衫的可贵之处在于它的纹饰图案的精美，优雅娟秀的菊花点缀于舒展漫卷的枝叶间，一对对蝴蝶翩翩起舞。还有两件轻薄透明的对襟縠衫，它与马王堆闻名于世的“素纱襌衣”有着惊人的相似。衣服用料是丝线极为细密的縠，密度细微，质地轻薄，看上去就像透明的一样。
赵伯澐系列服饰中还有云雀、仙鹤等图案，这些服饰图案作为宋代文化的载体，体现了宋人的儒雅和情趣，追求质朴、脱俗之美。经历了800年的丝绸服饰依然鲜亮如新，面料手感还具有良好的弹性，体现了宋代丝绸纺织技艺的巅峰。
生活之美
赵伯澐墓中出土了玉璧、水晶环佩、沉香等高档文物，可以看出当时人们的生活情趣。比如，一件玉璧，是南唐开国君主李昪的“投龙玉璧”，这是帝王祭天之物，文物价值十分之高，现黄岩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古时，“君子无故玉不离身”，腰间佩戴一块美玉，闲庭信步，贵为皇室之胄，赵伯澐的生活情调是高雅脱俗的。
一件水晶环佩，是由天然水晶磨制而成，它的制作工艺水平让人叹为观止。很难想象在没有高精度机器设备的古代，竟能研磨出如此平整、光亮、剔透，规整、流畅的水晶物件，反映出宋代内敛清雅、不事雕琢的审美取向。
还有一件是螭龙圆璧，加上玉璧、水晶一共三块圆璧文物，可以看出，赵伯澐还是一位收藏家，证实了宋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出现“收藏热”的时代，那些原来属于帝王使用的玉璧、圆璧开始走向民间。
宋代也是中国香文化真正的成熟和鼎盛时期，赵伯澐有一件香盒，里面有一些沉香，说明香文化已经渗透到宋代人的日常生活，文人士大夫更是将用香、品香视为一件雅事。为衣服熏香，也成为一种日常。
我们不仅仅从文物中看到南宋人的物质文明的高度，透过人文背景，我们还可以看到学养的深厚和精神文明的高度。
赵伯澐写给妻子的墓志铭充满文采，他本人在平江府长洲县当县丞，他的父亲赵子英是黄岩县丞，成为黄岩西桥赵氏的始祖，这一氏族出了28位南宋进士。朱熹与西桥赵氏关系密切，赵伯澐的侄子赵师渊师从朱熹，合作了《资治通鉴纲目》，成为史学名著。
自南宋始，中国的社会、经济、丝绸生产重心南移，海上丝绸之路在对外交流中占据重要地位，浙江明州、温州、台州等地的对外丝绸贸易日渐兴盛，赵伯澐墓出土的丝绸文物也为浙江沿海地区参与海上丝绸贸易提供新的实证。
(台州市社科联、黄岩区社科联 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