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波澜壮阔的时代。数字技术日新月异，改变了各行各业的发展格局与演进可能，成为引领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

与此同时，浙江扛起建设“重要窗口”新使命，迎来争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先行省的新目标。此般时代背景之下，数字化改革，顺势而立、应运而生。

2月18日，农历新年第一个工作日，浙江召开了第一场高规格大会，对数字化改革进行全面部署。会上明确了数字化改革定义、改革重点，提出加快构建“1+5+2”工作体系等重点任务。

浙江工商大学校长、浙江大学社会治理研究院院长郁建兴教授在接受天目新闻记者采访时分析，浙江的数字化改革已经上升为新发展阶段全面深化改革的总抓手，有望成为“重要窗口”的重大标志性成果。

“重要窗口”要展示理论和制度成果

浙江是我国数字治理先行区。2003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提出了建设“数字浙江”的决策部署，浙江一直将数字“基因”镌刻在发展理念和行动上，在制度设计、重点项目、数据平台、数字化应用等方面取得了一批标志性成果。今年的浙江省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过去五年，浙江已成为审批事项最少、管理效率最高、服务质量最优的省份之一。经历了“最多跑一次”改革、政府数字化转型的发展阶段跃迁后，郁建兴认为，如今浙江的数字化改革已经上升为全方位、全过程、全领域的一场深刻改革，在世界范围内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某种意义上来说，浙江已经进入领跑全球数字变革的崭新阶段。

为了在数字化改革中走在前列，加快构建“1+5+2”工作体系，即一体化智能化公共数据平台、五个综合应用、数字化改革的理论体系和制度规范体系。在郁建兴看来，构建理论和制度规范两套体系是当务之急，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如何取得理论与制度的双重成果。

“当前，基于西方历史经验而形成的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对中国大地上正在发生的新现象、新事物、新模式和新成就缺乏足够的解释力。”郁建兴举例说，过去西方学者都习惯于用组织结构功能概念来解读中国的公共服务和社会治理，但随着城市大脑等数字技术应用集成的出现，公共服务和社会治理已逐步去结构化、去中介化。基于这样的实践进程再来探讨地方治理能力和水平，就需要创制一种全新的理论路径。

如今，浙江正处于“努力成为新时代全面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窗口”的关键时期。这就意味着浙江的创新项目不能只停留于讲好浙江故事，而是提供更具有普遍性的成熟制度体系。

“因此，浙江的数字化改革意义重大。”郁建兴认为，如果浙江能在此过程中形成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和制度成果，将对中国乃至全球数字时代的组织制度、工作方式和政府构建产生深远影响。

政府要做数字时代的合格“甲方”

毫无疑问，这场全方位、系统性的创新实践中，政府是关键主体。

按照数字化改革方案要求，浙江要以数字化手段推进政府治理全方位、系统性、重塑性变革，构建整体高效的政府运行体系、优质便捷的普惠服务体系、公平公正的执法监管体系、全域智慧的协同治理体系，加快打造整体智治、唯实惟先的现代政府。

“这不是对已有经济社会和政府治理形态做简单的加减法，而是需要系统反思、重构已有组织、社会运行方式。我们需要思考，什么是未来政府的治理模式？在与市场和社会的关系中，政府又要确立一个什么样的角色？”郁建兴认为，这一思维的变化，将会带来政府对组织内部人才如何培养、编制如何设置等全面重塑。

郁建兴进一步解读，在数字化改革过程中，政府不可能掌握所有的先进技术，因此必然要广泛开展与市场、社会主体的合作。这既是加快其自身数字化转型的必要途径，也为数字经济发展和数字企业培育提供了重要载体。

但与传统的政府采购不同，数字化改革是一个有着不确定性的创新领域。此时，政府应为市场、社会主体的探索创新创造一个更加开放包容的环境。

如何当好数字时代合格的“甲方”？郁建兴建议，就数字化改革中的政府外包而言，政府需要在外包管理中以更低价格向合适企业购买更优质服务，在政企合作中警惕对市场进行过度行政干预，在新型产业政策中实施“面向创新的采购”，从而更好地激发各方主体的创新性。

与此同时，政府还应承担“元治理”角色，即对治理的治理。它不仅需要作为治理主体积极推动自身的数字化转型和参与经济社会的数字化改革，还需要为公众参与、市场机制和社会机制等有效运作提供更加基础性的治理规则。

让民众在数字化改革中更具幸福感

如果说政府是数字化改革的关键主体，那么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则是其最终目标。

近年来，在城市大脑为代表的一批数字化应用带动下，浙江的市民生活、企业投资、项目推进无一不被数字化所改变：水电气缴费，足不出户就可指尖完成；去医院看病，网上就可以预约专家服务……截至目前，浙江有2961个政务服务事项在全国率先实现“一网通办”，全省统一的移动政务服务平台“浙里办”注册用户达5515万，网上可办率100%，跑零次可办率达97.4%。

随着数字化改革的持续深化，如何让全社会共享更大的“数字红利”？郁建兴认为，各级政府需要重视从“建设”到“运营”的发展阶段转变，形成更加富有品质的数字化项目，让民众在数字化改革中更有幸福感。

例如，郁建兴在调研中发现，不少民众认为商业APP比政务APP更好用、更易用，还有受访者遭遇过数据出错导致的停车场天价收费、健康码无故失灵等现象。他认为，“在早期探索阶段，出现这些问题当然是正常现象，不应成为阻碍、反对数字化改革的理由。但政府必须反思，是否建立了用户反馈的通畅渠道？对于用户反馈的问题是否及时采取了修复措施？这些纠错成本是由政府承担，还是由民众承担？”

与此同时，在社会服务数字化给人们带来便利的同时，老年人被数字技术所困、数据采集带来的隐私保护等问题日益突显。郁建兴建议，政府可以运用数字化转型后形成的海量数据，运用科学方法，细致辨析各类数字化服务对不同社会成员公共服务可及性、民生保障获得感的具体影响，精准优化公共政策。

“在数字时代，‘基于证据的公共政策制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也更为可能。”郁建兴表示。

来源：天目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