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的创新发展往往伴随着方法的新改进与资料的新发现而出现，这一点当年陈寅恪先生论之详矣，同时也为近世以来的学术实践反复证明。其中新资料的发现之于创新创造更显珍贵和隽永。19世纪末20世纪初甲骨文的发现，掀起了经久不息的甲骨学与殷商史研究；敦煌藏经洞的发现，开启了热烙百余年的敦煌学与唐史研究高潮；清朝内阁大库的公开也使清史研究进入“清学”“满学”研究的新时代；近年新刊布的郭店楚简、上博藏简、清华藏简等，也正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学术革命与创新。地下发掘与出土文献具有很大偶然性，但地上仍存的晚清民国抄本文献的保护和刊布则迫在眉睫。晚清民国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时代，中国面临未有之大变局，许多社会问题需要思考和解答，学术思想处于古今转换、中西激荡之中。斯时王纲解纽，天下纷争，学统四志，诸子争鸣，总结创新，异说纷呈。于是大家辈出，著述如林，成果辉煌，潜德幽光，亟待表彰。然而，这个时期又是一个动荡甚至动乱的时代，成果发表、著作出版并非易事，故使许多重要成果未能尽行刊布，一直以手稿的形式保存或流行于公私书馆，为完整的学术史研究带来极大的不便。
众所周知，手稿具有原始性、唯一性和珍稀性，同时还具有濒危性，急需兴起“手稿文献”（包括资源调查、目录编制、真伪鉴别、文献修补、研究整理、内容提要和刊布出版等）来加以抢救。好在《浙学未刊稿丛编》（以下简称《丛编》）以及《（民国）浙江续通志稿》《槜李诗文合集》等一大批文献的出版，为我们树立了很好的学术榜样，也提供了研究上的方便。
其一，《丛编》作为“浙学”相关文献整理研究的新成果，已经出版第一辑123种100册；第二辑170余种100册，多是原始手稿抄本文献，为“手稿文献学”学科的建立提供了难得资源和成功范例。该项目充分利用全国古籍普查的最新成果，在全面摸清浙江及相关省份古籍文化遗产家底的前提下，系统梳理了南宋以降有关“浙学”的未刊稿抄本文献。这是勘察和了解文献家底的首要工作，也是极其重要的工作。有了这项工作的成绩，后续整理、研究、利用、出版乃至学科建设也才有了可能。
其二，树立了“文化自信，科学整理”的典范。杭州自古山水窟，古越从来人文乡。我们知道，自从唐宋以来，美丽的江南就成了人文荟萃、著作鼎盛之区，著书、刻书、藏书十分发达。《四库全书》修纂，浙江一地献书就很多，江南才子更是著述如林。如正续《贩书偶记》、正续补《清史稿艺文志》。尽管两浙文献著录众多，但仍挂一漏万，未得全豹。据浙江省古籍普查报告统计，浙江近百家单位藏有稿本5700多部、抄本17000多部，其中许多是普查中新发现的、未被各种目录著录，更未曾发布的。直到这个调查和目录的刊布，向我们完整呈现了“浙江文献”的汗牛充栋，才使我们完整领略了人文荟萃、著述如林的真正含义。充分揭示先贤留下的宝贵财产仍是古籍保护、整理的重要任务，也是“手稿文献学”建设的重要基础。
其三，珍稀唯一、抢救及时。《丛编》的影印原汁原味地提供了具有唯一性的手抄文本。本项目共拟收录稿抄本413部1810册，其中稿本312部1478册（约占总收录量的77.5%）。全书规模宏大，所收文献内容不重复，版本珍稀难得，具有突出的版本与文献价值。再不抢救，毁损必然，及时刊布，善莫大焉。《丛编》及时为我们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手稿文献学”实物资料。
其四，编者“鉴别精审，真伪明了”。本项目的主持人及参与者均为学界专家，确保了项目的学术价值。鉴于内容体量较大，本项目避免了不顾质量地一哄而上，采取分辑整理出版。首批出版的成果——《浙学未刊稿丛编》第一辑（全100册，123种）获得学界广泛好评，第二辑（全110册）又收录了来集之、朱骏声、管庭芬、王继香、姚燮、平步青、陶方琦和陶濬宣等人未曾出版的稿抄本170余种，系统呈现了近代浙学的学术脉络及思想变迁。完全可以期待，等丛刊全部出齐，一部完整而真实的浙江近代学术史、文化史将呈现在众人眼前。
其五，科学整理，提要钩玄。编者遵照学术发展规律，对手稿进行了规范梳理：不仅完整准确地披露大批珍稀孤罕的历史文献，更对这些珍稀文献进行了考订；既撰写有综合史论性的文章，详细考辨论述“浙学”形成发展的历史轨迹，又为收录的每种文献逐一撰写提要、著录，同时还编纂图文并茂的专门图录，为社会各界后续多方面的研究利用夯实了珍贵的文献基础。
其六，骏鞭先着，井然有序。早在2012年，由浙江省文化厅等12个厅局就组成浙江省古籍保护联席会，发布《浙江省“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实施方案》，提出实施“浙江未刊古籍影印工程”。2017年1月，浙江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印发的《浙江文化研究工程（第二期）实施方案》将“浙江馆藏未刊本（手稿）整理”列为研究任务之一。2017年7月，浙江省委、省政府又发布《浙江省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工作方案》，提出“整理浙江馆藏未刊本（手稿），选辑浙江历代文人所撰或馆藏稿本中主要内容涉及浙江而未出版刊行的文献资料，发挥其重要的学术价值和艺术价值”。2015年，浙江省建立了《珍贵古籍名录》保护制度，入选国家和省级《珍贵古籍名录》古籍1480部（其中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871部）；通过古籍重点保护单位评选，91%的古籍处于达标库房保护状态；建立以浙江图书馆和宁波市天一阁博物馆两家国家级修复中心、四家省级修复中心和十八家修复站组成的浙江省古籍修复网络；完成全省250册古籍普查，建立全省33万部古籍统一的信息数据库。在古籍保护体系基本建立以后，浙江古籍保护的工作重心转移到促推古籍的合理利用。2016年，浙江省未刊古籍影印项目正式启动，“两浙文丛”（浙江未刊古籍整理研究）入选浙江省社科规划优势学科重大委托项目。2017年8月，以“浙江文化研究工程”立项，开展未刊古籍整理工作。2018年，浙江师范大学浙学传承与地方治理现代化协同创新中心李圣华研究团队加入项目组。经综合考虑，出版成果定名为“浙学未刊稿丛编”。在为前贤继绝学、为学术开新面方面，浙江率先做出成绩，树立了典型。
其七，甄别精严，编印精美。《丛编》主要收录浙江籍人士著作，以及外省人士有关浙学的撰述，全部为1950年后未曾刊印过的稿抄本及价值较高的孤罕印本。包括国家和省级珍贵古籍，国家珍贵名录所收人物的其他著述（如祁彪佳三种稿本、毛奇龄四种稿本等），拼齐补足入选残本（如姚燮《复庄今乐府选》，将分藏于浙江图书馆、宁波市天一阁博物馆、国家图书馆、苏州博物馆等处的收集齐全）。
同时，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凭借其在图书馆界、出版界的崇高地位，充分调动整合全国资源，将事情做得更好，做到最佳。本项目的底本，除浙江图书馆的珍贵馆藏外，更广泛搜集国家图书馆、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上海图书馆、南京图书馆、湖北省图书馆、云南省图书馆、浙江省博物馆、浙江大学图书馆、浙江师范大学图书馆、宁波市天一阁博物馆、西泠印社管委会、杭州图书馆、温州市图书馆、绍兴图书馆、嘉兴市图书馆、余姚文物保护管理所、海宁市图书馆、嘉善县图书馆以及海外多家文献收藏机构的未刊稿抄本。这是学者个人和地方图书馆不可能办到的。
浙江省的文献刊布并非一省文化成绩，它实际上唤醒了人们建立“手稿文献学”的学科自觉。一省如此，全国手稿又何其多，遗憾的是全国尚存手稿的整体情况，至今仍未得到清理，致使先贤成就仍然得不到彰显，学术史研究得不到完整呈现。现在已到建立“手稿文献学”的时候了。该学科的建立，其一，需要国家政策予以扶持推动，对手稿文献进行定位和定性，尽可能地促成现存手稿尽快披露、著录、复制和面世；其二，做好整理出版规划，适当控制已有刻本图书出版，加快手稿文献刊布，尽快抢救手稿文献；其三，加强学科建设，给予“手稿文献学”以文献考古的专利，加强人才培养；其四，建立全国性手稿数据库，为手稿文献的整理和研究提供便利；其五，制定手稿文献整理标准，确保手稿文献整理出版的质量。总之，抢救手稿，势在必行；保护复制，迫在眉睫。
（原载于2020年12月2日《中国社会科学报》，作者舒大刚系四川大学古籍研究所所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