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世纪现实主义作为世界文学史上一种极为重要的文学思潮，是百余年来在我国文学领域传播最深入而广泛同时又争议最多的西方文学思潮，有待深入研究的问题颇多。诸如其跨学科意义上的与自然科学之关系、与“现代性”之关系、与理性精神之关系、与马恩文艺思想之关系、与浪漫主义、自然主义及现代主义之关系、“写实”与“真实”内涵之深度阐释、审美价值之再发掘等，均属有待深入而全面阐释的重大学术问题。可以说，关于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思潮及与之相关的文学现实主义理论问题的研究，有其“说不尽”的“无边性”。在“网络化-全球化”的新时代，我们有必对其作进一步研究，阐发其本原性特质，为建构有中国特色的外国文学和文学理论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提供支撑与支持。  

关键词：19世纪现实主义 跨学科 现代性 理性精神 审美价值

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9世纪西方文学思潮研究”（项目号：15ZDB086）

作者简介：蒋承勇，男，浙江工商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国家万人计划社科领军人才（教学名师），浙江省特级专家，浙江省社科联名誉主席，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副会长，北京外国语大学王佐良外国文学高等研究院客座研究员。

19世纪西方现实主义是世界文学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文学思潮和文学现象。五四前后，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思潮开始在我国传播。百余年来，由于中国特有的文化期待视野和社会历史情势的影响，在诸多外来的文学思潮流派中，现实主义是在我国本土文学与文化领域传播最为深入而广泛的，但同时也是争议最多、内涵最具复杂性与多变性的西方文学思潮。事实上，正如德国著名戏剧家和戏剧理论家贝尔托·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所说，“现实主义不仅是文学的问题：它是一个重大政治、哲学和实践问题，必须作为一项关乎人类普遍利益的问题加以研究和阐释。”因此，当19世纪西方现实主义文学思潮进入中国百余年之际，我们有必要对其在本土被接受、传播和研究的历史作深入的梳理，以便更准确而透彻地认识与把握其本原性内涵与本质特征。

上篇

“ 现实主义”问题言说的语境与背景

众所周知，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西方现代主义倾向的文学对我国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这种现代派文学的“先锋性”及其对传统文学尤其是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的反叛性，使许多人一度认为现实主义传统的文学已经“过时”，西方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对我们已没有多少借鉴价值，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自然也属“陈旧”和被“淘汰”之列。然而，事实上西方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的“写实”精神与真实性品格及其在作品中展示的现实关怀与历史呈现风格等优良传统，已深深地融入人类文学并成为其本质属性之一，是人类文学之生命活力的重要源泉，也是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重要来源，具有艺术魅力与价值之永久性与永恒性。从这种意义上说，现实主义并没有过时且永远不会“过时”。不过，我们却不能因此而无视文学研究和创作实践中依旧存在的轻视现实主义的客观事实。

历史发展到今天，我们无疑不应否认现代主义倾向的文学对人类文学的创新与贡献，但是，当我们已经与之拉开了相当的时间距离时——同样，我们与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也拉开了更远的距离——再回望这一道道渐行渐远的文学风景线，我们是否在看到了现代派“实验性”创新之绮丽多姿的同时，也更清晰地看到了它的“反传统”在相当程度上的过激性、局限性以及“创新”的有限性？比如，现代派文学不同程度上存在的过于抽象的表现方式、过于凌乱的意识流动、过于放纵的情绪宣泄、过于错乱的时空交替、过于晦涩的语义表达、过度低迷的心志隐喻、过度解构的历史虚空、过度游戏化的娱乐至上，等等。对此，我们当然可以认定它们有创新的意义与价值，但断不能以为它们就是人类文学发展的终极“样板”。文学史的发展，不存在割裂传统基础上的纯粹“创新”与“先进”，而永远只是继承传统基础上的创新性发展与延续。其实，西方的不少作家与理论家对现代派的某些过激口号及某些极端化的实践也早有批评。

英国作家、文论家艾莉丝·默多克（Iris Murdoch）就反对现代派小说因过度追求形式实验所致的内容的“枯燥”和晦涩的“荒诞”，并呼唤一种新写实的小说。英国批评家雷蒙·塔里斯（Raymond Tallis）对“反现实主义”的现代派作家的评价是：“有许多反现实主义作家，他们的作品毫无价值，只不过是一些被头脑发昏的批评家大大高估的新奇理念，他们听到的想法比他们能理解或想得透的要多得多。”英国文学批评家雷蒙德·威廉姆斯（Raymond Williams）则呼唤新型现实主义文学的出现。而且，也有的西方批评家还宣称现代派倾向的文学“实际上也都是一种新的现实主义形式”。英国批评家雷蒙德·塔里斯就认为，“法国超现实主义与‘直接行为’相结合，进行丑闻写作，宣称诗歌和小说与街头、沙龙、剧院和小酒馆中的无政府主义行为相联系，旨在惊怵和恐吓那些非超现实派，唤醒他们可能成为超现实者”，这种“超现实主义终究成为了匆匆过客”，因为，它是有根本缺陷的：其“文学活动与责任之间是相分离的，陷于一种纯粹和徒劳的游戏。”雷蒙德·塔里斯的观点当然不能代表对超现实主义文学评价的全部，更不能说超现实主义文学是毫无成就的，但至少指出了其客观存在的某些问题——其实西方现代派倾向的文学之实际情形也大致如此。诸如此类的“一家之言”虽然都有可能“各执一端”，都不足以作为全面否定现代主义文学的依据，但也足以说明现代派倾向的文学并不是美玉无瑕，更不是人类文学发展的终极典范，它和现实主义或其它性质的文学一样有优长也有瑕疵。

我国批评家对本土文坛上的某些“先锋文学”也一直有批评之声：“这样的小说样式越来越被请入象牙塔里去了，已成了远离大众的一道历史风景”；某些“所谓‘个人化’写作，偏离社会生活的主潮……过多地注重于感性和体验的私语性，而淡忘了文学所应有的对世界的关照和对人类精神的弘扬。”这也从我国文学实践的角度说明了现代派倾向的文学或者“先锋文学”的缺陷是客观存在的。可见，从国内外文学发展的实际情况看，现代派这种“非现实主义”的文学并没有终结现实主义；“现实主义照样有广阔的前景”。“将反现实主义视为一系列的失常而不予理会将是一个错误。但如果把反现实主义看成在某种程度上取代了现实主义，就像一劳永逸地表明现实主义事业是一个让小说发展起来的天真烂漫的阶段，那么同样是一个错误。”

其实，如果说现代派倾向的文学特别有助于展示并且确实也展示了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前后人们空前迷惘、恐惧、悲观的生存环境下真实的内心世界，因此这种艺术手法与人文观念对特定时期人的精神与心理的表达不无真实性和创新价值的话，那么，当今天的我们亦已和那段梦魇般的历史拉开了时间距离的时候——虽然人类仍然面临着新的威胁与恐惧，“网络化—信息化”的当下人类难免有当下别样的焦虑、迷惘与惶恐——我们的文学创作是否有必要依然过于偏好那个时期的这种实验性“先锋文学”，用表现那个特定生存环境下人的梦魇与恐惧的方法持续地去表现当下和未来网络时代人的精神与心理境遇呢？尤其要考虑的是，这种文学的审美观念、人文观念与表现方法是否属于最合乎本土国人之文化传统、审美期待以及当今与未来我国之社会及文化情势呢？这样说，丝毫不意味着我们不应该继续传承这种文学所拥有的普遍适用或有普适意义之审美与人文的资源与养料，拒斥将其融入我们当下及未来的文学创作和研究之中。同理，我们也没有理由拒斥经典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所同样拥有的普遍适用之审美与人文的资源与养料，没有理由拒斥将其融入我们的文学创作与研究。笔者要强调的是，我们应该反省一下，一度时期里在摆脱了所谓的“现实主义独尊”的历史性狭隘之后，我们是否也同样陷入了“现代派独尊”的又一种历史性狭隘，并且至今不同程度地依然存在着以这种狭隘的思维看待并指认现实主义的所谓“陈旧”、“过时”，因而不无偏见地继续冷落乃至试图封存这份珍贵的文学遗产呢？对马克思恩格斯当年关于现实主义文学著名论断，我们是否也仅仅将其“尊之高阁”而极少再予深度研究和阐释了呢？

当然，精神性文化遗产的传承与渗透实际上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地凭借无形而潜在的方式进行着的，因此上述种种顾虑与疑问一定程度上显得多余。比如，现实主义传统在我国新时期文学中事实上从来没有间断过，并且通过许多优秀作家的坚守取得了斐然成就。但是，承认这种不可触摸的传承与渗透之不同程度的客观存在，看到现实主义倾向作家的某些成就，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因此忽视乃至无视实际上存在的观念上、态度上和实践行为上（包括创作与研究）对现实主义传统的轻视、漠视甚至有意无意的贬低，从而导致我国文坛在不同历史时段上存在的现实主义文学之低迷以及对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研究的漠视与冷落。大约40余年前，我国文坛上普遍被人们接受和认同的批评性言语——反对“现实主义独尊”，“现实主义以过时”，这使现实主义和现实主义倾向的文学大跌眼界，似乎追随现实主义是文学观念上的幼稚、陈旧乃至错误，历史上所有的现实主义文学似乎也根本没有之前所说的那么“成就辉煌”因而不值得借鉴、传承与研究。于是，此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文坛上风靡一时的是现代派文学和用现代派理念和方法创作的“先锋文学”。正如当年路遥不无抱怨地所说的那样，“许多评论家不惜互相重复而歌颂一些轻浮之作，但对认真努力的作家常常不屑一顾。他们一听‘现实主义’几个字就连读一读小说的兴趣都没有了。”这种对现实主义的冷漠不仅在当年是客观存在的，而且影响持久而广泛，即便到了21世纪，现实主义声音依旧显得十分微弱。“我们当下的文学，表现更多的是支流、暗流等。譬如日常的、世俗的琐碎生活，譬如情感的、内心的精神困境等等，所谓‘小时代’‘小人物’。而处于社会中心的那些重大事件、改革、实践等，我们却无力把握，难以表现；或者社会进程中的深层矛盾、人性道德中的重要变异，我们总是视而不见，或浅尝辄止。这不能不说是目前现实主义文学的严重匮乏。” 

值得注意的是，从世界文学史的角度看，现实主义虽然曾经被贬低和“矮化”，但是，“现实主义曾有的发展被奥尔巴赫恰当地称之为一种强劲的民主化力量，其根深叶茂堪比圣经和荷马史诗，后来又被卢卡奇的坚决捍卫和弘扬。因此，一些不当的评价一旦被纠正，一旦这种模式的不足也被消除，一旦认识和意识形态问题与某些被加之的不实之词被澄清，那么现实主义依然是文学艺术重要甚至是必不可少的模式。”在欧美当代文坛上，“现实主义小说是非常富有生命力的，尽管现实主义似乎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实验的制高点。但是不少高水准的现实主义小说，依旧继续被创作和阅读。现实主义继续受到人们的欣赏——若把主要文学奖项的颁发作为评判标准的话，绝大多数入围布克奖（the Booker Prize）的小说都是现实主义的。”

从我国文坛的实际情况看，我们无疑要看到先锋文学和现代主义倾向的文学本身所取得的成就及其实验性探索为文学带来的经验积累和深刻影响，但是，我们显然也应该反思一下：虽然“现实主义独尊”无论在过去、现在和未来都是有其偏颇的，因此我们反对“现实主义独尊”——就像反对“现代派独尊”一样——但是，曾经被我们“独尊”的“现实主义”“究竟有多少真正的现实主义？”因此我们实际上曾经或者依然不同程度地“缺乏（真正的）现实主义”？于是我们是否也可以这样说：反现实主义的现代派文学“并不意味着现实主义（包括现实主义小说）的终结，相反它是另一种现实主义的先驱，一种因反现实主义的批判而变得更加复杂的现实主义。”由此，我们是否需要进一步深入思考：应该怎么看待经典现实主义？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的“理性”精神和“写实”传统到底有什么历史意义和当代价值？理性精神的缺乏和写实精神的淡出对文学与文化的发展到底有没有负面影响？等等。就此而论，讨论现实主义问题，我们自然也就进入了一种多元而复杂的理论语境，而且也必须在一个宽阔而富有历史纵深感的背景中观照与透析现实主义问题；深入探讨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特质与内涵，揭示其依然的艺术魅力与经久的生命力，显然是十分必要和具有重大学术价值与文学创作之实践价值的。

下篇

现实主义研究之十大问题

追溯百余年来西方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思潮在我国本土的接受、传播与研究的历史可见，迄今为止我们对它的理解与把握依旧是表面而偏狭的，尚有诸多方面的内容需要我们作深入研究与发掘。有鉴于此，笔者在多年研究此课题的基础上，提出19世纪现实主义研究之有待深入的十大问题，以图与学界同仁一起展开深度的讨论与阐释。   

从西方文明发展史的角度看，19世纪可以说是“科学的世纪”。经过17、18世纪的积淀和孕育，西方的自然科学在19世纪走向了空前的繁荣。科学的巨大成就不仅给西方社会的快速发展注入了活力，而且，也促使人们的世界观、价值观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对文学艺术来说，科学成就给作家和艺术家以极大的鼓舞，科学精神拓展了他们的艺术视野，尤其是科学理性的渗透，改变了他们认识世界和观察人生以及艺术思维的方式，一种张扬科学理性精神的文学思潮——19世纪现实主义应运而生。虽然，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思潮的产生有其更多的缘由和前提条件，但是，科学精神、科学理性是影响这种文学思潮并表征其本质特征的最重要因素。“跟科学家一样，现实主义作家为他们作品中的客观性而感到自豪”，“支持现实主义潮流的是一种对自然科学的积极信仰”。这意味着现实主义作家乃至19世纪所有的文学艺术家都为自然科学的成就所鼓舞，并向其汲取思想、理念与方法之精髓以滋养自身的创作。在某种意义上，19世纪现实主义就是现代科学在此时西方文学中结出的重要果实。可以说，正是19世纪欧洲那特定的科学精神与时代风尚，造就了西方文学史上为数空前的现实主义作家，并汇聚成了空前波澜壮阔而风格独居的现实主义文学思潮。

历史是流动的，特定时代的文化精神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因此，在特殊历史阶段形成的现实主义文学思潮属于19世纪这个巨大变革的时代；反之，19世纪现实主义也表征和铭刻了巨变的时代的印记，因此这种现代特征的现实主义文学在当时便是一种极具先锋精神的文学样式：它挑战和反叛了强调“主观”“创造”“情感”“想象”的浪漫主义文学成规，它也不同于此前所有摹仿、写实倾向的文学，如18世纪英国的现实主义小说，——在科学理性精神的牵引下，刻意追求“客观”“写实”与“理性”。所以，当我们今天认为“现实主义”是一个再平凡乃至俗套不过的名称时，殊不知，它在19世纪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学思潮而出现时，正如当时法国批评家爱德蒙·杜朗蒂（Edmond Duranty）所说，“这个可怕的术语‘现实主义’是它所代表的流派的颠覆者。说‘现实主义’是荒谬的，因为现实主义标示着个人性的坦率而完美的表达；成规、模仿以及任何流派正是它所反对的东西”。可以说，此前任何时期的西方文学都未曾拥有如此强烈的科学精神和“求真”意识及其由此带来的文学——小说文本的独特样式。 我们以往对19世纪现实主义的研究，虽然也曾经从科学发展角度去寻找其创作方法形成的原因，但那远远尚未揭示科学影响文学演变的深层原因，尚未揭示科学与文学之勾连的深度关系，也尚未深度辨析自然科学对现实主义产生正面效应之外可能存在的负效应。

因此，如何从西方自然科学的发展与文学演变之关系出发，深度阐释作为文学思潮的19世纪现实主义之产生、发展及其基本内质形成之缘由，依然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跨学科比较研究的新课题。   

浪漫主义文学思潮被认为是欧美文化史上“‘现代性’（modernity）的第一次自我批判。”正是在这种文化的和审美的理路上，20世纪的现代主义文学思潮是19世纪浪漫主义和19世纪末诸流派的后继者，它也因此被称为“新浪漫主义”；而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则产生于对浪漫主义的“反叛”，于是通常被认为是一种固守传统的文学思潮，并且后来又成了20世纪现代主义文学之“反叛”的对象，它也常常被认为与“现代性”无缘。其实问题并非如此简单。“现代性的历史就是社会存在与其文化之间的紧张对峙的历史。现代存在迫使它的文化站在自己的对立面。这种不和谐恰恰正是现代性所需要的和谐。”从历史发展的眼光看，“现代性”也是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思潮的一种特质。浪漫主义的“现代性”通常被称为“审美现代性”，也称“文化现代性”。浪漫主义追求和呼唤一种更富有人性意味、更重视人的感性世界和非理性本质的价值观和世界观，希冀现代化的发展不至于构成对人性的异化，这在根本上依然是对人性与人的尊严的捍卫。也就是说，浪漫主义侧重于从个体、自我、自由等现代性理念批判资本主义现代化过程中的矛盾与弊病，侧重于从感性、非理性、非功利性的角度揭示和抨击现代文明对人性的异化，捍卫人的尊严和人性的和谐，所张扬的得更多的是人的感性主体性或人道感性本质，表达了与18世纪启蒙理性不同的另一种现代性理念及另一种价值观、文化观和世界观。与之不同，19世纪现实主义更侧重于从科学、理性、平等、博爱的现代性理念批判资本主义现代化过程中的种种矛盾和弊端，或者说更多的是从理性层面对抨击和揭露现代化的负面效应，捍卫人的尊严和人性的和谐，所张扬的更多是人的理性主体性或理性本质——与18世纪启蒙理性在某种程度上达成了一致。在这种意义上，19世纪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同属于“现代性”范畴，只不过在现代性的两个面相中既有交叉又有错位。尤其是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之“现代化”的负面效应的现实表现，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几乎共同投之以抗拒和批判的态度，——虽然这种批判的角度和内涵以及文化指归仍然存在差异——所以，这两种文学思潮其实在一定程度上也都具有社会批判性。

可见，对我国学界以往涉略甚少的19世纪现实主义之“现代性”问题，显然需要我们作深入研究。

与浪漫派作家不同，以反对浪漫主义的姿态步入文坛的19世纪现实主义作家，他们高扬西方文化传统中一度被浪漫主义遮蔽了的理性精神，偏重于描绘社会现实生活的精确图画，而不是直接抒发主观理想和情感；他们反对突出作者的“自我”，主张作家要像镜子那样如实地反映外部现实；他们的社会理想和道德激情往往是通过对生活的具体的、历史的真实描绘而自然地流露出来的，描绘生活的历史具体性和客观现实性正是19世纪西方现实主义文学的基本特征。就此而言，现实主义不仅仅是逆浪漫主义而动，并且其基本文学观念与创作原则显然又回到了遭受浪漫主义否定的“摹彷说”传统和理性精神，由是，19世纪西方现实主义在一定意义上是一种“新古典主义”，是对浪漫主义所开启的西方现代文学进程的一种逆动/反动。不过，必须指出的是，虽然现实主义是打着矫正步入极端后的浪漫主义的“虚幻性”的旗号出场的，但在浪漫主义的高潮过后，司汤达、巴尔扎克等作家敏感地意识到了浪漫主义在反对古典主义的战斗中本身慢慢形成的一些弊病，尤其是想象的狂热以及由此衍生出来的过度夸张、滥情等等，于是，他们几乎本能地回望构成西方文学主流的理性精神，以之弥补和克服浪漫主义之革命运动的激进给文学创作所带来的某种损伤。他们在发展中逐步远离了主情主义的浪漫派文学，并在张扬了启蒙精神和科学理性之后，发展成独立而声势浩大的以张扬理性为本质特征的现代现实主义文学思潮。

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思潮对理性的张扬，在西方文学史乃至世界文学史上有深刻和深远的意义。从19世纪浪漫主义思潮第一次对西方现代文明的大规模反传统、反理性的“革命”，到20世纪现代主义文学的更大规模的反传统、反理性的“创新”与“实验”，人的感性与非理性之本质得以不断彰显，反逻辑、非理性书写在现代主义倾向的文学中是如此的风光独好，而人的理性之本质则一再地遭遇贬抑与排斥，文学的理性精神持续式微，文学的理性书写被张扬非理性的现代主义视为“过时”的老传统。我们今天研究并肯定19世纪现实主义，无意于一味地褒扬其优长并且拔高其历史成就与价值，并借此狭隘地去贬低现代主义倾向的文学，而是旨在将其视为由于种种历史的和文化的原因尚未得以深入阐释与发掘的文学史资源，以新的视角与理念去探寻其生成与发展的表层与深层的原因，还其作为特定历史文化背景下之文学思潮的本原性特征。尤其是，对19世纪现实主义之理性内涵作深度阐发，可以由此去透析并揭示文学与人之理性本质和感性本质的关系。因为，现实主义（写实主义）是一个事关文学本质的核心概念之一，具有极大的辐射性、渗透性与关联性，由是，关于19世纪现实主义与理性精神的深度阐释，实际上也是关涉到整个人类文学与理性之关系这一具有文学本体论性质的根本性问题；如何看待和认识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思潮的理性精神，很大程度上已超越了对这一文学思潮的认识本身，而且关涉到了对整个西方文学乃至人类文学的整体性特征的认识。

文学，如果没有理性，那是不可思议的；文学，如果唯有理性，那也是不可思议的。作为理性化的文学和文学理性化的典型代表的19世纪现实主义，我们有必要从西方文学与文化的纵横背景乃至世界文学的大背景，从跨文化和跨学科比较的角度，联系中外文学史上的诸多文学现象对对理性精神展开深度的探讨与阐释，既揭示理性之于现实主义与文学的积极效应，同时也指认其对现实主义与文学所可能产生的消极效应，从而深化该课题的研究。

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的艺术表现方法之核心是“写实”。“文学中的现实主义指对生活的忠实描绘，它不关乎理想化和对事物的美化，一般说来，也不关乎表现异常的或超验之物。”不过，写实是人类文学艺术中一个非常普泛的概念，不仅仅属于现实主义，更不仅仅属于19世纪西方现实主义。仅就西方文学而言，“写实”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模仿说”以及稍后的“再现说”；“再现”之“写实”与“模仿”之“写实”一样有悠久传统。从“模仿”现实到“再现”现实，是“写实”传统的发展与变异，其间不仅涉及不同时代人对“写实”之“实”的内涵有不同的理解，而且相应地对“写实”之“写”作如何的落实也有迥异的要求。尤其是，19世纪现实主义的“写实”是以现代科学之实验理性与实证精神思想与思维根基的，它是西方文化“现代性”发展的产物，其内涵断然不同于以往之“写实”。可见，在西方文学史上，无论是从理论还是创作实践层面看，“写实”之内涵并非一成不变，而总是处于变动不居的状态。也正因如此，“写实”这个“变数”拥有着十分开放的包容与伸展的空间，也就为日后接纳20世纪现代派文学的另一种“写实”埋下了希望的种子。未来任何新形态的以“写实”精神问世的文学形态，它一方面对现代主义有不同程度的包容性接纳，但另一方面必然是对传统现实主义之写实精神的继承与弘扬，这也就意味着“写实”传统在博采众长中丰富自己的内涵后使“现实主义”永葆生命活力。在这种意义上，“现实主义作品把生活呈现为不同于我们所熟悉的那种现实，展现一种我们从未见过或梦见过的现实，或者营造一个之前也许看上去只会觉得怪异或无法传达而现在可以言说的现实，可以打扰、愉悦或教育我们。现在是让现实主义回到文学批评之舞台中央的时候了。”就我国当今时代的现实需要而言，也确有必要让写实倾向的现实主义文学回到文学创作的“舞台中央”。

因此，深入考辨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之“写实”内涵与“模仿说”历史勾连及当代价值，无疑是极具学术新意和价值的研究课题。

韦勒克指出，正如左拉所说那样，“‘从亚里斯多德到布瓦洛以来的所有文学批评都提出了这样一种原则，即文学作品都应该以真实为基础，’如果同意这样的观点，那么，就等于说，文学总是并且在本质上或多或少包含了真实”，而事实上，19世纪实主义作家，尤其是小说家，确实是以“真实”（truth）为其创作的最高宗旨。“从早期的司汤达、梅里美、巴尔扎克等法国现实主义小说家们开始，批评家通常关注的就是这些作家创作的严酷的直白性，或者称‘完全的真实’、‘真正的真实’或‘赤裸裸的真实’。在这些作家的心目中，只有真实，而且还是那种整体意义上的真实（whole truth），至少是从社会的各个阶级、职业心理学的冲动上看，这一真实扩展到了更为广阔的文学领域之中，从19世纪30年代开始，这种真实的追求健步迈向了小说创作的范围。”在西方文学史或者小说史上，对“真实”的强调和追求达到如此的程度，应该说是空前的，其中的外部缘由是当时的时代风尚之核心内容——科学精神与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其内部缘由则是从17、18世纪开始的文学内部对真实性之追求意识的日渐强化，从而在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中达到了历史新刻度。

关于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之真实性特质，本土学界曾经给予了高度肯定与评价，但是，从文学思潮研究的深度上看，对该思潮之“真实性”内涵及其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尚未从理论与创作实践相结合的角度予以深入阐发。比如，19世纪现实主义强调文学描写的真实性，那么面对具体的文学作品，文学的真实和历史的真实到底如何区别对待？19世纪现实主义的“真实性”与20世纪现代主义的“真实性”有什么异同和传承关系？这里涉及到对文学的真实和虚构的深度解说和理论阐述。“现实主义实际上也依旧是致力于游戏形式的文学和艺术，这种游戏……意在尽可能地复制真实之物的外表和感觉。此种虚构在十九世纪的进程中成了标准的小说模式，我们仍然认为这些小说是伟大的，是经典的。现实主义曾经是一种激进的姿态，与传统决裂，如今成了人们期待的小说模式，今天我们还是将它认作标准。”“虚构”乃是艺术之创造，亦是艺术“求真”之途，“虚构是最能呈现文学的艺术品质的元素”；“求真”和“虚构”也是现实主义文学矛盾的统一。虽然，“现实主义者总是力图给我们展示一个未曾美化过的世界”，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现实主义比现代主义形态的文学缺少虚构，仅仅是机械、简单的“摹仿”而已，恰恰相反，现实主义的虚构表现得特别隐秘，“虚构”技术和手法的要求也更高（如福楼拜、契诃夫等）。在虚构的想象和抽象中提炼和结晶出逼真的效果，才是现实主义文学创作之艺术真谛；唯有达到逼真之效果的虚构才更显其艺术技巧之炉火纯青。现实主义追求镜子般的真实，也并非对生活的直陈；真正经典的现实主义文学文本，每每借助高水平的虚构技巧创造出来的一种合乎生活逻辑的逼真效果，让读者沉浸于“信以为真”的“真实性”情境中达成审美愉悦乃至“游戏”的效果。19世纪现实主义作家在这方面为后来者树立了榜样，其成功的经验至今仍未过时。

因此，对19世纪现实主义的“求真”和“虚构”乃至“游戏”、“娱乐”之关系的深入阐发，可以深化我们对其“真实”之话语的深度理解，深化该文学思潮的研究，进而也可以丰富文学理论话语，促进本土的文学创作。

19世纪西方文学中的现实主义与自然主义，其影响之广泛、深远和重要性是众所周知的，但各自的内涵及相互关系，在我国学界却一直纠缠不清，众说纷纭。五四前后，19世纪西方现实主义文学刚刚被介绍到中国时，受日本译界的影响，我国学界也把它与自然主义文学融混在一起被翻译成为“写实主义”；后来，又由于受苏联文学理论的影响——褒扬现实主义而贬抑自然主义，我国学界一直将现实主义看成是19世纪西方文学中占主导地位的、最重要的文学思潮，而把自然主义看成现实主义的延续，并且，评判自然主义作家的成就常常要看其创作在何种程度上达到了现实主义的高度，于是，现实主义也就成了衡量自然主义文学之成就的价值尺度和艺术标准。作为文学史上十分重要的文学现象，19世纪西方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到底有什么异同？这依然需要重新辨析与破解的学术纠结。

艺术活动毕竟是最张扬个性的人类活动，事实上，任何一位伟大作家的创作，都绝无可能用一个什么“主义”的术语或标签盖棺论定。文学史研究应把思潮研究、作家研究、作品研究区别开来；文学思潮层面的宏观研究不能代替对具体作家、作品的研究，反之亦然。将一个时期的作家、作品都装到一个套子里发放统一“牌照”，这倒是简单，但可能已经不是在偷懒，而有可能是在糟蹋文学。

确实，现实主义与自然主义在崇尚科学精神和科学理性方面有相似性，因此，它们在文学创作的方法和理念上都追求“写实”。这也就是我国学界曾经把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合称为“写实主义”的重要原因。然而，值得辨析的是，自然主义在理论上强调通过作家个人的“体验”进而把生活的内容转化为文学文本，因此，文学的创作不是以往的镜子式的“模仿”，也不是观念统摄下对生活的“再现”，而是经由作家主体体验这一载体对生活的一种“显现”。自然主义的这种“显现”观强调文学创作不仅生发于真实生活，而且要把作家的个体气质、艺术趣味融入文学文本。为此，自然主义的代表人物左拉提出了独创性的“屏幕说”：在文学创作中，外部现象是经由作家的独特个性或气质这道“屏”的过滤之后，以特定的艺术规则用“影像”的方式进入文本的。自然主义强调文学要回归自然、回归生活，将“真实感”奉为自己的最高原则；通过对“真实感”的强调，自然主义试图将文学的立足点扳回到现实生活的大地，从而改变传统文学总是为宏大观念所统摄和为夸大的情感所主宰的现象。在强调“真实感”的同时，自然主义将作家的“个性表现”界定为文学的第二准则。左拉反复强调：“观察并不等于一切，还得要表现。因此，除了真实感以外，还要有作家的个性。一个伟大的小说家应该既有真实感，又有个性表现。”“在今天，一个伟大的小说家就是一个有真实感的人，他能独创地表现自然，并以自己的生命使这自然具有生气。”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左拉倡导了文学叙事的一种“体验主导型”新范式；强调“体验”源于真实之生活，文学创作的“个性表现”基于作家对生活体验之“真实感”。生活体验的主体，永远只能是作为个体而在生活中存在的人；而对任何个体的人来说，生命都是其最本己的存在，因而自然主义作家所强调的生活体验便首先表现为个体的生命体验。这种内在于“生活体验”建构中的“个体”、“生命”元素表明，自然主义文学事实上继承了上一个时期浪漫主义革命所建立起来的文学的“个体性原则”，并在扬弃中接受了其“个人表现”的原则。于是，自然主义的“显现”理论达成了对浪漫主义之“表现”与现实主义之“再现”的超越，也达成了自然主义对20世纪现代主义之“内倾性”风格的接续。

作为术语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主要来源于19世纪西方文学中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大文学思潮。在这个语境中，追求“现实”与“写实”的现实主义确实是在反叛喜好“幻想”与“想象”的浪漫主义的过程中生成与发展起来的，因此，学界也习惯于把这两大思潮割裂开来甚至对立起来，把前者看成西方文学传统的承袭者与捍卫者，而后者则是传统的反叛者和革新者，具有“现代性”“先锋性”。其实，问题并非如此简单。

19世纪现实主义作为一种文学思潮，在时间上确实是继浪漫主义文学之后出现并成为一个时期内西方文学主潮的，而且在文学主张上，现实主义也确有与浪漫主义相抵牾之处。“现实主义作为文学术语，是一个与浪漫主义一样清晰并且灵活多变的概念，并且碰巧的是它们是属于两个不同阵营的‘主义’。”正因为如此，我国学界通常把现实主义看成是对浪漫主义的“反动”，把两者视为互不相容的对立的文学思潮。事实上，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虽然虽属“两个不同阵营的‘主义’”，却并不意味着两者的截然断裂或割裂，互相之间也有勾连与传承。巴尔扎克等现实主义作家在浪漫主义渐趋降温的19世纪中后期创造出惊人的艺术成就，并不能简单地归诸于反对浪漫主义的结果。事实上，作为现实主义代表人物的司汤达与巴尔扎克，他们身上既有浪漫主义的痕迹，又不同于一般浪漫主义的作家。基于此种状况，有的文学史家干脆将19世纪西方现实主义唤作“浪漫写实主义”，这种“浪漫现实主义”作为一种“现代现实主义”，固然是打着矫正浪漫主义步入极端后的“虚幻性”旗号出场的，但也借鉴了浪漫主义文学的艺术经验，如社会-历史题材处理上的风俗画风格、心理描写的技巧以及描摹大自然时的细致入微等。勃兰兑斯认为“虽然巴尔扎克的才智是现代化的，他却够称一个浪漫主义者。” 这足见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传承关系。

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现实主义文学传承了浪漫主义的某些价值理念与美丑观念。也许人们普遍认为，19世纪西方现实主义文学注重描写平凡的人与事，并由此延伸到为社会底层民众代言，揭露社会的黑暗面，具有强烈的社会批判性，这是现实主义这一文学思潮之与生俱来的本质特征，而且似乎也是此前的浪漫主义文学所不具备的。其实，现实主义的这种文学触角、价值理念与审美趣味，恰恰导源于浪漫主义文学。浪漫主义的新文学观念和审美取向，是在对古典主义和传统文学的对抗中形成和发展的，这种新的文学观念和审美取向在当时具有明显的反传统的现代特性，而这种现代性传统却被现实主义所接续。和浪漫主义一样，“现实主义摒弃了古典主义认为存在着一种高贵的题材的假定；打破了古典主义的风格层次理论和它固有的社会排外主义。”在这方面，现实主义接续并光大了浪漫主义的审美趣味和价值观念。就此而论，“浪漫”和“现实”两个术语互有相关性。因为“浪漫”这一术语是首先具有这种所谓的“包容性”内涵的，这些原本“被禁忌”的题材、主题和审美取向，是浪漫派冲破古典主义的禁锢后出现的，在很大程度上，现实主义作家只不过是接纳了浪漫派与古典主义斗争的“胜利果实”并使之进一步开花结果、传承光大而已。所以，现实主义在文学观念上对浪漫主义的传承与弘扬，既说明了这两种不无对立与矛盾的文学思潮却并非截然割裂，而是有某种程度的勾连；同时也说明现实主义在文学观念上与浪漫主义有共同的“先锋性”特质，在某种程度上，它们同属于审美现代性范畴。也是在这种历史逻辑中，19世纪现实主义与西方现代文学（包括现代主义文学）达成了千丝万缕的联系。

反映人的外部社会生活的广阔性和真实性，确实是现实主义文学的重要特征，但我们不能就此认为现实主义普遍忽视或者无视对人的精神-心理世界的描绘。事实上，在现实主义作家看来，人的内心世界如外部客观世界一样可以通过实证的方法予以研究和“再现”，揭示人的精神-心理的客观真实性，也是现实主义作家艺术创作的根本任务之一。胡塞尔认为，“世界既是物理领域又是心理领域”，人类的社会生活是物理境与心理场的双重组合。虽然这两者处在不同的层面，但如果离开了任何一面，那都不是完整意义上的生活。因此，文学反映生活既应包括物理境——外部世界，揭示社会生活的广阔性、丰富性，又要表现心理场——和内部世界，发掘人的心灵深处之奥秘，于是才达成了对完整意义上的“现实生活”的真实“反映”。而文学是通过心灵的创造活动产生出来的，那么，各个作家审美心理机制的不同，他们在内部世界与外部世界的把握上就必然有所差异。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总体上侧重于真实地摹写客观外部世界，但是，正是由于不同作家之审美心理机制的差异性，他们对现实生活的叙述方式各有差异。像司汤达、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等具有内向型审美心理机制的作家既表现内部世界，又再现外部世界，但以表现内部世界为侧重点，其叙述方式是内倾型的；而像巴尔扎克、狄更斯这样具有外向型审美心理机制的作家，就以再现外部世界为侧重点，其叙述方式是外倾型的。内倾型叙述方式的现实主义作家是从表现心理场的宗旨出发观照物理境的，外倾型叙述方式的现实主义作家是从再现物理境的角度折射心理场的。前者在展示心灵世界上更具直接性、真实性和深刻性，而在再现外部社会形态上趋于主观性、宽泛性；后者则在再现外部社会形态上更具直观性、真实性和广阔性，而在表现心灵世界上则趋于间接性和粗略性。

两种不同倾向的艺术思维模式和叙述方式，各有特点、各有所长，并且都合乎艺术创作的规律，它们是互补统一的。某一作家在内倾型或外倾型方面有所侧重，并不就与另一方面割裂，而往往是不同程度地兼而有之。托尔斯泰在以内倾型叙述方式为主导的基础上又融合了外倾型特点，如果我们用论证巴尔扎克小说的方法去论证托尔斯泰小说展现社会外部形态之广阔性的话，也完全可以找到许多证据，反之亦然。因此，我们不能偏执于某一个侧面去界定现实主义文学的整体，而应该从不同的角度去把握不同特点的现实主义作家。托尔斯泰等内倾型作家始终是由内而外地描写外部社会、外部形态的，重心在内宇宙；巴尔扎克等外倾型叙述方式的作家则始终由外而内地描写人的心灵，重心在外宇宙。因此，我们一旦跳出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的历史范畴，把视线往20世纪文学延伸，就会清晰地看到，托尔斯泰等内倾性作家同向内转的20世纪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有渊源关系，一些现代主义作家还把托氏等作家的内倾性传统引向了一个更新的境界，他们以精神分析学和现代心理学为理论依据，空前地强调人的主观性和非理性世界，致力于开掘人的潜意识“黑箱”。“对人的内心世界的迷恋，对主观性的推崇以及反复对传统小说写作方法的挑战——体现出一种固执的毫不妥协的精神——使得现代主义小说不被一般的读者所青睐。”“现代主义者创作当代小说，意在探寻一种透过迷雾洞察人物内心深处的表现方法，使小说变得令人费解并以此引人关注。”也就是说，现代主义文学其实是在现代现实主义文学之内倾性的基础上走向了一个新的境界或者新的极端，两者之间有着内在的血缘与勾连的关系。而巴尔扎克等外倾性作家则从另一个层面同20世纪的纪实文学、报告文学和刻求外形摹写之真的新小说派相沟通，他们的外倾性传统从另一流向走向了现代。因此，“如果你认为现代作家和画家弃现实主义传统而去，因此便背弃了现实世界，这种想法是愚蠢的。尽管艺术的表现方法五花八门，但倘若不反映我们周围和内心的复杂世界，便很难令我们产生真正的兴趣。理解这一点，将有助于我们重新发现那些秉持现实主义传统的作家和艺术家……简而言之，我们已经能意识到，19、20世纪文学艺术发展的不同阶段其实是一脉相承的。”

当然，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联系决不仅仅是上述所说的表现生活的内倾性与外倾性方面。因此，关于19世纪文学与20世纪文学之“断裂”中的“勾连”，是一个值得高度关注和深度发掘的重要课题。

确实，19世纪现实主义在社会认识功能和批判功能方面达到了空前成熟的境界，这也是这一文学思潮的本质特征之一。但是，长期以来，我国学界对19世纪现实主义的认同与研究过于拔高了其社会认识和社会批判价值，忽视或者轻视其审美的和艺术的价值，这就在不同程度上造成了人们对现实主义的误解。事实上，“经典现实主义主要是一种美学实践，这基于对社会文化实践、工农阶层劳动和与之伴随的资产阶级的社会地位和权威的降低进行兼容性再现。”19世纪现实主义作为一种文学经典，它为人类文学创造的艺术的与审美的价值术并不亚于其社会批判、历史认识价值。

作为一种国际性文学思潮，现实主义在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和地区的传播过程中，出现了不同“变体”，它的社会功能彰显的程度也各个不同。在俄国和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社会功能被进一步张扬和强化。不过，无论是在西欧、美国还是俄国或者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历史成就与广泛影响并不仅仅体现在社会功能上，或者说，没有艺术和美学成就的支撑，其突出的社会功能也是无法得以有效彰显的。“艺术价值不是独特的自身闭锁的世界，艺术可以具有许多意义：功能意义和科学认识意义，政治意义和伦理意义。但是如果这些意义不交融在艺术的审美冶炉之中，如果它们同艺术的审美意义折中地共存并处而不有机地纳入其中，那么作品可能是不坏的直观教具，或者是有用的物品，但是永远不能上升到真正艺术的高度。”就此而论，现实主义是19世纪西方文学的高峰，其中大量的作品已成为人类文学的不朽的经典，而不是“不坏的直观教具”，这本身也说明了其艺术上达到了极高的水准；现实主义不仅在“功能意义”和“科学认识意义”、“政治意义”和“伦理意义”等方面成就卓越，而且在艺术的和审美的意义方面也是达到了历史的新刻度。因此，我们在肯定现实主义文学在社会功能方面取得的突出成就及其在西方文学史上所达到的历史新刻度的同时，决不可忽视其审美禀赋和艺术形式方面的创新与成就。比如，就叙事文学的典型人物塑造而言，现实主义文学所取得的成就是空前的，而且依然具有典范的意义。迄今为止，出自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作品的一系列不朽的典型人物形象，依然栩栩如生地活跃在读者和研究者的脑海，乃至进入了世界范围内人们日常的文化生活语境之中。于连、拉斯蒂涅、高老头、葛朗台、爱玛、培基·夏泼、简·爱、大卫·科波菲尔、匹克威克、苔丝、泼留希金、安娜·卡列尼娜、聂赫留朵夫、娜拉、汤姆·索耶等等，这一连串的典型人物组成的群像就是现实主义巨大成就的重要标志之一。纵览整个世界文学史，哪一个文学思潮曾经像现实主义文学那样留下了为数如此众多且光彩夺目的典型人物群像呢？而且，在人物形象塑造的方法上，现实主义在西方文学史上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人物形象是叙事文学的重要构成元素之一，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是现代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一条基本原则，也是这一文学思潮的美学和艺术成就的重要贡献之一。现实主义作家普遍塑造的是“环境—性格型”典型，这种人物形象的塑造，对人性和人类本质揭示的深刻性，达到了历史的新刻度；现实主义为人类文学在典型人物塑造方面创造的普遍适用的艺术经验和批评准则，今天依然具有指导意义与借鉴价值，因而也需要我们作现代的阐释与深度的发掘。

此外，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尤其是小说）在情节与结构描写方面也达到了空前完美的程度，是西方叙事文学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之一。“19世纪现实主义小说尽管是‘现实主义的’，但似乎充满了很重的情节意味，实际上，它的‘细节主义’特征倒更加鲜明。”因为，情节和结构不仅仅是文学形式，而且也是呈现复杂而深邃的人类社会与人的精神生活的载体。如果没有曲折动人的情节和完美的故事结构，就不可能展示极端复杂的社会关系和人的心理世界，也就不可能有现实主义小说在世界文学史上的经典地位。曾几何时，西方20世纪现代主义文学之情节“淡化”与故事“解构”，深深影响了本土的文学创作，由此引发的文学的先锋实验，固然有成功的经验和积极的意义，但是消极的影响也是客观存在的。今天，呼唤完美而精致的故事情节与结构，其实是在强调文学真切地关注现实人生、深度揭示网络时代新的生存环境下人的复杂多变、焦虑不安的精神—情感—心理世界。我们对本土文学创作所期待的无论是宏大叙事还是微观叙事抑或是两者结合，都有必要在新的更高的意义上回归叙事的理性与精致，重返叙事文学之丰富的情节与完美的结构。就此而论，西方现实主义小说的情节结构艺术作为人类文学的一种遗产，无疑具有研究与借鉴的价值；进一步发掘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在情节与结构方面的成功经验，具有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

马克思恩格斯的文艺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我国的文艺研究既具有指导意义并产生了深远而重大的影响。马克思主义理论诞生于19世纪40年代，时值西方资本主义矛盾与危机愈演愈烈的历史阶段。马克思和恩格斯和19世纪现实主义作家一样，都高度关注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问题，他们对现实主义倾向的作家的创作也格外关注。力图揭示资本主义矛盾之奥秘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具有强烈社会批判性、致力于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现实主义文学有一种价值观上的契合性；换言之，现实主义具有强烈社会批判性的经典作品，有力地佐证了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奥秘的揭示。因之，他们不仅频繁地引语19世纪现实主义作家的文学材料旁证他们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与批判，而且大量地通过列举这些作家的创作来阐述文艺思想。比如，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现实主义与细节真实、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情节与人物性格的关系、作者的思想倾向与情节描写的关系等，都大量地通过19世纪现实主义作家作品的分析得以阐述。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关于19世纪现实主义作家的研究与论述，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核心理论。在当今新时代，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些理论，不仅没有过时，而且还远远有待于更系统而深度的发掘与阐释。因此，深入研究19世纪西方文学思潮，对深化马克思、恩格斯文艺思想的研究，推进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均具有重要的和不可或缺的意义与价值。

以上阐述的十个方面问题，仅仅是关于19世纪现实主义有待深度发掘和阐释的一部分内容。笔者认为，仅此足以说明，关于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思潮及与之相关的现实主义理论问题的研究，并不像往常人们所理解的那样已经十分深入、透彻，而是恰恰相反，尚需深入思考与发掘的问题还很多。由此也就再次提醒我们：对19世纪现实主义和现实主义理论问题的研究不应该总是停留于“过去时”状态，满足于一些一般性乃至常识性认识，满足于几十年前的研究成果，而应该拓宽视野与思路，更新观念与方法，始终使这种研究保持“进行时”状态，不断展开深度阐释。正是在这种意义上，19世纪现实主义是一片丰厚的文学土壤，尚蕴藏着丰富的亟待开发与运用的“矿藏”资源；“现实主义”无论在理论上和创作实践上都未曾“过时”和“终结”，它是一种无所不在的人类精神文化遗产，有其恒久的艺术价值与魅力。因此，就其存在的现实性与恒久性及其对后世文学之深远的影响而言，19世纪现实主主义及其各种“变体”的现实主义，都有其“说不尽”的“无边性”。在“网络化-全球化”的新时代，我们有必要借助各种新理念、新方法作深入的研究，并对其作出更全面、更合乎其本源性特质的阐释，进而为建构有中国特色之外国文学和文学理论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提供理论支撑与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