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63年，《耶稣会史·中国卷》Dell’Istoria della compagnia di Giesv. La Cina, terza parte dell’Asia）（共4卷）在罗马刊出。这是一部史书，同时，也是意大利文学史上一部重要的巴洛克文学代表作。作者巴尔托利（Daniello Bartoli，1608—1685）是意大利巴洛克文学的重要代表人物，在意大利文学史上被誉为“意大利散文的但丁”。在此书中，作者用热情洋溢的“巴洛克画笔”，以及详尽的史实，向欧洲读者全方位地介绍了中国。因此，这本书也是研究16—17世纪中西文化交流史的重要文献。徐宗泽、方豪等学者都利用过这部著作，比利时著名汉学家钟鸣旦（Nicolas Standaert） 则称其为“最著名的一部书”。
为了让欧洲读者从根本上了解中国的文化，巴尔托利认为对孔子的认识是最为重要的。因此，他在《耶稣会史·中国卷》中专门介绍了孔子。为了说明孔子的历史地位，巴尔托利根据西方文化传统介绍了孔子所处的时代背景。巴尔托利这样写道：在基督教《圣经》所说的“大洪水”之后，是中国历史上的“黄金时代”，中国先民按照自然法则过着纯朴的生活”，中国最初的几个皇帝也是“智慧过人，德行出众的人伦典范”。这里所说的“黄金时代”，无疑是对中国典籍中“大同”社会的翻译。他继续写道：到了周朝后期，“统一的帝国被诸侯割据所取代，王公贵族们再也没有高尚的美德了，整个社会四分五裂”。在这样的背景下，“只有孔子用他的激情和心灵，毅然背负起这样的重任：改革国家，恢复古代那种诚实的礼制和公正的政府”。“大同”社会的景象和“改革家”孔子的形象经他的巴洛克文笔，生动地展现在欧洲读者的眼前。
巴尔托利接着介绍说：“孔子（Confusio），公元前551年出生在山东省陬（Ceu）这个地方，那时在希腊是七贤鼎盛的时期：学院和学院哲学家还没有出生。他终生追求美德，砥砺前行，不畏艰辛，直至73岁去世”；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孔子从他的三千弟子中挑选出一批优秀者，周游列国，向各国王公进行游说”。巴尔托利还写道：“虽然孔子在他自己的国家里并没有取得成功，但当他来到其他国家时，却受到了王公贵族们的广泛敬仰。许多国家的统治者还提出要把官位及荣誉授予孔子，但都被他拒绝了。因为他认为，对于广大民众的福祉来说，与其让他亲自去管理某些事务，还不如激励更多的国王去好好治理自己的国家。”他总结说，孔子的贡献就在于：“他以道德来教化中国人，并且以自己正直的生活来诠释这些道德；他部分地恢复了远古黄金时代的社会秩序；他要求人们尊敬在世的长辈，并且创立了祭拜先祖的风俗；他以伦理纲常为纽带，使曾经分裂的人民重新团结在一起；他整理了古代典籍，剔除了那些对青年人不利的内容；他复兴了已经衰落的文学，振兴了岌岌可危的伦理道德；他的箴言是留给后人的宝贵遗产；因此，当他逝世时，无论平民还是贵族都无比悲哀，他的弟子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可见，巴尔托利对孔子是充满尊崇的，他所塑造的孔子形象，围绕的是“道德”“礼制”“社会秩序”“公平正义”“教化”这些儒家核心词汇。
巴尔托利年轻时，先后6次向耶稣会总部申请去东方传教，但都未获批准。当他担任耶稣会官方史官后，就将自己年轻时远赴东方传教的梦想，转化成了写作的热情。他的《耶稣会史·中国卷》是在同会会士从中国寄来的原始资料的基础上完成的。这些会士，像利玛窦（Matteo Ricci）、罗明坚（Michele Ruggeri）、卫匡国（Martino Martini）等，对中国文化也都有很深的造诣，因此，巴尔托利的这部著作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同时，精湛的“巴洛克手法”使得这些珍贵的史料又具备了极高的文学性和文化传播性。巴尔托利对孔子言论的诠释也是如此。巴尔托利写道：“孔子自己说，他从15岁开始踏上了追求美德的道路。他认为，以德行事的标准是：明智、自愿和愉悦。孔子70岁时自觉欣慰的是，一直以来就是按照这三条标准，从自己的内心本意出发来做事情。”显然，这段话主要源自《论语·为政》中的名句：“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而所谓的“明智、自愿、愉悦”，应当是源自《论语·子罕》中的这段话：“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巴尔托利将“知”和“仁”理解成“明智”与“自愿”，大体上正确，但将“勇”理解成“喜悦”，略有偏差。不过，他用欧洲人的思维模式和文学手法，形象、生动，也较为准确地向17世纪的欧洲读者解读了《论语》中的名句，也是难能可贵的。
巴尔托利是第一个在意大利用意大利文出版著作来介绍孔子的意大利人。他的作品流传很广，影响深远。因此，他对孔子形象在欧洲的构建和传播所作出的贡献也是值得重视的。《耶稣会史·中国卷》问世后，广受好评，并且产生了持续的影响。该书1670年被翻译成拉丁文等在欧洲其他国家出版，19世纪也先后再版过四次，直到20世纪末还再次重印出版。
意大利是连接“一带一路”的重要国家，16—17世纪孔子形象在意大利的构建过程，也是近代欧洲中国形象构建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审视孔子形象在意大利形成和流传的滥觞，对我们在“一带一路”视野下研究中国文化的影响力以及中国形象在意大利，乃至欧洲的构建过程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和国别史等研究专项“罗马耶稣会档案馆所藏涉华拉丁文手稿整理与研究”（19VJX043）阶段性成果）
作者：邬银兰 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1年12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