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假期，我们想和你一起，去看一片屋顶，一株水稻，一件衣服，一艘公交船——在这些量词和名词的组合中，走入浙江人的日常生活——去完成与一位作家、一位建材老板、一位基层村书记、一位水稻研究科学家、一位退休美术教师、一位服装厂90后掌门人、一位运河上的公交船司机的交谈。
每一个人的生活，背后都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大众生活。
中秋与国庆，双节重叠，对于历来注重家国一体的中华民族而言，这个长假有双重的含义。
家是小之国，国是大之家。
正因如此，在这个特别的长假，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以下简称浙江省社科联）与钱江晚报共同推出“美好生活+”特别报道——从大众衣食住行的日常，走入时代之变。
浙江省社科联党组成员、副主席谢利根先生认为，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浙江人民的生活单就衣食住行的基本物质需求而言，已经从“有没有”到了“好不好”。
在他看来，从老百姓最有切身感受的事例和日常的生活经验中去研究、总结，能更引人深思地去考虑我们整个国家人民美好生活的实现程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性，并进一步增强我们的自信心。
“我们所处的新时代，整个国家的发展离不开每个家庭与个体的奋斗；同样，国家的强大，又为其中的组成单位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和坚强的保障。”所以，国家有了好的举措，也需要每一个人兢兢业业的努力，当个人与家庭的发展，融入到国家发展的大格局当中，能借助到更多的力量，特别是浙江正在奋力打造“重要窗口”，更需要每个人、每个家庭担当起自己的责任。
这一次，在记者采访一个个日常故事的同时，浙江省社科联发挥其专家资源优势，邀请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新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卓勇良先生，写下了自己独到的观察。
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收官之年，也是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接力之年。
在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中，我们的国家和人民在持续的奋进中前行。
无论是一片屋顶的故事，还是一粒稻米的故事，其背后，是浙江几十年的发展中，无数个家国并进，共同奋斗的经历。
美好生活+住 ▏一片屋顶，变迁中的小日子小心思
几乎每一位外乡人，在进入杭州城区之前，都曾被沿途的农居房顶所吸引。
尤其是从萧山机场，一路而来——一般来说，平顶覆红色的琉璃瓦，放一座“埃菲尔铁塔”；尖顶覆蓝瓦，顶一尊“东方明珠”。
而杭州人，对此早已习以为常，并接受了这些房顶在近几年的慢慢消隐。
如果非要为滨江区长河街道的戴志法先生和萧山区戴村镇沈村的沈勤建先生找一个交集，那就是他们也曾无数次从这条路经过。
作为本地人，他们知道，那些“铁塔”与“明珠”在作为避雷针的同时，也附加了乡人对于生活的愿景。
其实，那些引人注目的房子，盛行于2000-2010年。当我们走进萧山人的生活，会发现房子在他们的记忆中，刻下了许许多多的印痕，这些印痕的背后，是琐碎而奋进的日子。
1
二十多年前的“方方正正
戴志法生于1966年，在他30岁之前，今天的滨江区长河街道属于萧山（1996年5月，长河镇曾划归西湖区托管，这一年12月，杭州市设立滨江区，管辖原属西湖区的浦沿镇、长河镇和西兴镇）。
戴志法记忆里的少年时代，居住条件比较简陋，基本看不到高大的房屋。
即使到了上世纪80年代初期，长河一带的农居基本都是一层的矮房子，而围垦时代盛行的草房，依然还能看到。
1983年，17岁的戴先生，跟随一位师傅学习木工，进入了“造房子”的行列。
在人生的前二十年中，戴志法一遍又一遍地走在自己所在的汤家井村的土路上，四季轮转，棉花、水稻依照时令种植，但农村的变化看上去却不大。
戴志法家有两次自建房经历。第一次，是近半个世纪前，那时的他，只有八九岁，而那幢只有一层的老房子，是他的父亲亲手搭建而起。第二次，是1993年左右，毫无疑问，彼时已经学成木工的他参与了这幢房子的建造，今天再来形容那两层楼，他用了两个词——“简简单单，方方正正”，楼顶是坡顶，覆盖那个时代比较常见的大瓦片，今天的长河，这种房子几乎全部消失了。
2
发生在墙上的变化
就在戴先生一家迁入新居之后，萧山西南部浦阳江以南的沈村，沈勤建也在一幢二层楼中，度过了自己的少年时代。
80后的沈勤建是戴村镇沈村村党委书记，和很多同龄人不同，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对本地的房屋变迁，我算是比较了解的人。”
如今，沈勤建的父母仍住在上世纪90年代建造的房子中。如果要说这幢房子和今天的住房的最大区别，他认为，现在的房子，客厅越来越大；而原先的房子，进来必须有个堂屋——也就是正对着大门的一间。
这幢老房子，不是沈勤建记忆里的唯一。
家里更早一点的房子，是他做泥水工的父亲自己建造的：两层，夯土筑墙，占地60平方米，6米高。
夯土的工艺，大体是墙体两侧用模板夹起，将泥土、石灰、草筋、石块，填在模板之间，夯实，一层层堆积起来，形成坚固耐用的墙体。
那座老房子总共两间，一楼和二楼之间的地板，左边和右边还不一样。
“左边是木地板，脚步落地，声音很大，有晃晃的感觉，和很多老房子一样。右边一间的地板是用水泥浇出来的条板铺成的，这在当时，还比较先进。”他还记得，那个屋顶是“人”字形的木结构，上面覆盖着黑瓦片。
1978年，沈村一带的乡里成立了建筑队，沈勤建的父亲成为其中一员，时常外出帮别人盖砖瓦水泥房。当然，沈勤建是后来从父亲的讲述里得知了这些信息。
到了1990年之后，砖瓦房开始普遍走入了萧山人的生活——湘湖一带原来曾是个砖瓦厂，跨湖桥遗址就是在砖瓦生产过程中被发现。
外乡人首先看到的往往是萧山的屋顶，但生活于此的人却有另外的感受。
在沈勤建的眼里，墙体也承载了诸多时代的变迁。
在他看来，砖瓦房走进人们的生活后，墙体的装饰，墙上的窗户、门——它们的材质、颜色都在变化。
从木质窗户，到上世纪80年代的水泥浇筑窗框，到后来的铝合金、塑钢窗，配套玻璃的颜色、材质、功能，也随之变化。
墙面则由最开始的石灰，发展到多种多样的涂料，“90年代马赛克出来了，那时候的房子，都是用马赛克贴，后来有了条形方砖，方砖的颜色越来越多，现在用石材，有花岗岩、大理石，还有仿石材的大方砖，轻便，价格也很便宜。”沈勤建果然像他说的那样——“对农村房子的变化了解的比较多”。
3
戴先生的一件“大事”
如果要从房顶看变迁，沈勤建觉得萧山围垦时代的草房子是比较有特色的。
萧山的南部片区，历史比较悠久，能留下来的有年头的老房子，都是木结构的瓦房，类似沈佩兰故居的样式。
而像瓜沥镇凤升村一带就曾有许多草房子——这些房屋的墙壁和沈村以及其他萧山的农居一样，是以夯土筑造，不同的是，房顶覆盖稻草或茅草。
萧山的三大区块，南乡、山地、塘里，就农居而言，大不相同。
“东片现在的房子造得比我们好。他们以前住草房子，但他们很勤劳，赚了钱的第一件事，就是造一座好的房子。”沈勤建说。
虽然有这种差别，但是对于更好居住条件的追求，几乎是所有人的目标。
2006年1月7日，戴志法做了一件“大事”，还上了第二天的《钱江晚报》。
那天下午，来自四面八方的老百姓，涌入村里的一间会议室。村里的7套营业房、20间辅助用房，成了60多位竞拍者竞争的目标。最后，戴志法以60多万的价格拍到其中一套“小洋房”。
“房子刚造好，公开拍卖，谁高谁得，而且一次性付清，因为本身还不是很富裕，压力很大，但我们老百姓想改善居住条件。”时隔14年，戴先生依然记得参与竞拍的场景。而他当时住的房子，在一座山脚下，车辆无法进出，只能靠手拉车来完成简单的运输。
其时，戴志法已经由一位木工转型成一位建材商人，主营陶瓷。“滨江已经开发了，我们也动些脑筋，想自己创业。”戴志法说，正好滨江区也开始招商，为他创造了一个机会，戴志法由此开始走进了建材行业。
而沈勤建，作为一名基层村书记，对乡村民居的变化，也是看在眼里的。
现在村民造房子，外观都是按照镇里提供的图纸进行建造。“第一批图纸，包括外部的砖的颜色都是一样，后来我们就不去强求砖的颜色的一致，尺寸一样，至于你要穿什么衣服，自己决定。”农居的外观变化，有目共睹，但沈勤建认为，农居最大的变化在于室内的装修，因为农民要住得舒服。
4
农居已不是想象中的样子
《萧山建设志》有这样一段对于农居的描述——
“农民的住宅建筑发展尤其迅速，从50年代的茅屋、泥墙、竹木屋架，70年代建造一层瓦房到80年代翻新建造二至四层砖混结构住宅。90年代，房屋造型由坡屋顶到平屋顶、退台阶梯建筑，并应用高级装潢、高级墙面装饰。2000年之后,农房造型有坡屋顶加翘脚、琉璃瓦、园林布景、花格门窗、装饰雕刻玻璃……”
而戴志法和沈勤建的讲述，带我们回溯了这种变化。
单从戴志法的经历而言，从自建房到小洋房再到高楼大厦，他最深切的感受是：“农民房也都是二三十层的高楼了。”
是否可以说，戴志法即是农居改变的见证者，又因农居的改变实现了生活的改变？
在接受采访时，他沉思了半秒，给出了肯定的回答。
2006年1月7日《钱江晚报》写到戴志法的那篇报道，标题为：“山村营业房成了香饽饽”，可今天再到长河街道，哪里还是山村的样子。
【观点+】
理想的居所
□卓勇良（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新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关于住房的问题，我总是想，事关人文关怀，并不能完全由市场决定；事关市场对于要素配置的决定性作用，政府也不能过度干预。我们或许需要有一系列多层面的差别化政策。
城里极少数低收入及住房困难家庭，政府理应出手相助。政府更应让这样的家庭，不必为子女婚房而陷入深度焦虑，杭州似乎做得不错，当然也有很大改进空间。
那些刚入职的大学生，应该是政府住房政策关注重点。发达经济体几乎都有类似政策，我们不能让住房毁了年青人对未来的美好憧憬。我30年前曾应邀去日本一位年青同事家，他住在政府的郊区公寓，两室一厅，两个孩子，非常拥挤，但好歹是一个“窝”。他后来用岳父的一块地，盖了一栋两层楼房，厅占了整个一楼，楼上四个房间，都并不大，我住过一晚。
我是不主张把闹市区旧住宅一拆了之的。这是城市记忆，是我们欢乐的源泉，我们就来自那里。但坦率说，有些旧房子由于制度和技术经济等多方面因素，相当一些不具文化价值，确实很纠结。
但保留和整修这些旧房子有多重实际意义。因为这可以让居住在此的老人，过一种有“根”的晚年生活，权当是给老人的晚年礼物。同时相当一部分将成为出租房，令刚入职的年青人有一个方便的住所，早上多睡一会，亦减少城市拥堵。
至于高档住宅，政府完全应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因为这无关民生，无关房地产市场的整体秩序。即使是对同一个小区，有些高档，有些低档，政府也不应一刀切。
美好生活+食 ▏一株水稻，能催生无数种可能
如果有人问中国水稻研究所在哪里，多数人脑海立刻涌现的答案会是——大概在北京吧！
其实，这个以水稻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多学科综合性国家级研究所，就在杭州体育场路上，毗邻热闹的武林广场。
浙江地处江南丘陵地带，耕种面积有限，并非中国的产粮重镇，但却并不妨碍它在中国水稻史上占据着重要的一席之地。
而且，眺望远古的良渚和河姆渡，稻在文明的进程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1
很害怕过暑假
具体到每个人的生活，稻是最基础的实物，江南人的日常，都是由稻米开始的。
中国水稻研究所的沈希宏博士说，浙江人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研究水稻，为了促进水稻产量进一步提高，品质不断改进，生产出更好吃的米，浙江人付出了不竭的努力——“比如说，以甬优、春优等品种为代表的籼粳杂交稻就是在浙江首先研发成功的。”
除此之外，一个名为“中嘉早十七”的稻米品种也是在浙江研发成功，这个品种是近年来南方种植区域最大的品种，很适合做米线。
从杭州出发，往西南300公里，是作家周华诚的家：衢州市常山县。
周家稻田里所种植的长粒粳正是沈希宏博士推荐的品种。
对于童年，周华诚印象最深的就是：“很害怕过暑假”。
每年的暑假，正好赶上田里最忙的时候——很多年轻人不太了解的“双抢”时节，全家老小都要去田里抢收抢种，烈日炎热，十分辛苦。
幼年时不堪农活重负的周华诚并没有想到，自己与稻田的缘分并没有终止于少年时这种不太美好的经历。
时光过去30年，当年的孩子已经长大成人，周华诚的父亲虽然老了，但一直在坚持耕耘。前几年开始，每逢插秧和收割季节，周华诚就从杭州赶回常山，与父亲一起去田间忙活。
还是那片稻田，可眼前的景象却大不相同了。
“记得我小时候，村子里都种两季稻——早稻和晚稻。而现在我们只种一季，这样稻子的生长期长，口感就更好。”
以前村里的农民和周华诚的父亲一样，恨不得把田里的角角落落都种满，大家选择的种子都是产量较高的品种。而现在，大家普遍都把质量和口感作为选择种子的依据，也不再把稻子种得挤挤挨挨，保证了稻子可以从土壤中汲取到充分的营养。
“生活条件好了，食物的选择变多了，市场上买米也很方便，所以大家也就不需要再拼命地追求产量，而更倾向于种出一些绿色可口的米。”周华诚说。
2
科学家和农民的共同目标
变化不止出现在周家。
以前村里家家户户都种稻，而现在单门独户的水稻种植越来越少，取而代之的是以种粮大户为主的集中式种植。种粮大户的规模较大，机械化程度也越来越高，社会分工进一步细化，像插秧、耘田这些从前必须要手把手操作的程序，如今都可以通过机械进行。
机械化的集中式种植降低了劳动力成本，加上政府的一些专项扶持资金，集中式种植的整体效益远超散户种植。而农民从农活中解放出来，选择进城务工或者做些小生意，日子也过得愈发好起来。
2014年，周华诚发起了“父亲的水稻田”众筹项目，邀请生活在城市的人和他一起，走进他老家常山的稻田，感受春种秋收。
参与众筹的人，不仅可以去田间体验农耕，还可以认购收成的粮食。每年，大家要从周家稻田里买去1000到2000斤的米，每斤50元。
周华诚家的稻田种的是长粒粳。这种品种口感软糯，有一种自带的香味，吃过的人都赞不绝口。加上农药化肥用得少，绿色指数也更高。
因此虽然价位比市场上普通的米要高，仍然供不应求——“十月份收成的稻米，四月份就预订完了。说明大家对米的要求，从过去的吃饱，变成了现在的吃好。”
稻米，是南方人最重要的主食。对于稻米的吃法，老祖宗也一早为我们留下了优秀的作业。
除了煮饭，还可以包粽子，爆米糖，酿酒，做酒酿等等。现代人对身体健康越来越重视，人们在煮饭的同时，还会加入一些黑米、紫米、红米之类的品种进去。
浙江也有一些农民专门种植黑米。黑米的营养价值较高，但产量比较低，因此价格相对高一些。“这要放在以前，大家不会种的，因为产量低，不划算。但是现在浙江有人专门种这些小众的稻米品种，因为有需求有市场，能赚到钱。”周华诚说。
6年间，周家的这片水稻田也搭建起了浙西山村和中国顶级农业研究机构的关系。
“浙江的丘陵山区其实能出好米，因为海拔相对较高，昼夜温差大，对灌浆有好处。因此浙江的水稻研究目前致力于水稻研究和品种改良，着力打造优质的品种和品牌，让大家吃得健康，吃得安全。”
这是沈博士在水稻科研上的目标之一，而经常与水稻科学家打交道的周华诚也发现，越来越多的科学家开始投入到稻米的品质研究中。
3
记住那些看不见的水稻
稻米作为实物，以前仅仅是物质生活的功用，但如今，它也可以参与精神生活。
“水稻是江南乡村文化的重要代表。伴随着稻米种植而进行的农村生产和农民的生活样式，是乡村文化的重要内容。记录、整理、传承这种种植方式和生活方式，可能将来会成为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几十年来，乡村的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农民的生活方式和节奏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周华诚说，水稻像是一个文化符号，记录、伴随并引导着这一切的发生。
在稻田里，周华诚和朋友们一起写诗，画油画，办摄影展，把稻子的整个生命历程拍成照片，挂在结满沉甸甸果实的稻穗上展示。
有一年，甚至还请来了“喝彩”的非遗传承人来稻田里为丰收歌唱。
因稻而生的一些中国人的文化启蒙，开始换了一种方式，与大众亲密接触。
当我们和我们的孩子，背诵“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时，或许都未料到无论是水稻还是粟米，在当下的生活中，会衍生出这么多可能。
当更多如作家周华诚这样的“稻田工作者”的灵感被稻田点燃的时候，我们的面前便铺开一条特别的“稻路”，由此，可以感受自然之道，也感受到时代变迁、社会进步。
时间过去了一个世纪又一个世纪。中国人对稻米的热爱与信仰从未改变。
人们对于稻米的期待也在改变。希望它越来越绿色，越来越可口，越来越优质，也附加越来越多文化的意味。
21世纪的水稻，不再需要人们一粒粒去亲手播种、灌浆、收成。甚至，随着我们饮食结构的变化，它可能已经不一定是餐桌上必然出现的风景。
除了加工食物，一株水稻可以成为饲料、油品、工业原料、包装材料、肥料，还可以用于酿酒、制衣……它衍生出了更高级的状态，并全方位参与着人类美好生活的打造。
所以，坐在餐桌前，即使摆在你面前的不是一碗洁白晶莹的米饭，但新的美味，一定不乏水稻的参与，只是它以你“看不见”的状态存在着。
“民以食为天”，今天的食，可能不是稻米不是小麦，但丰富和多元的背后，是一粒稻米所拥有的可能性。
【观点+】
食之有味
□卓勇良（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新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浙江人不屈不挠和艰苦耐劳的习俗，很可能与水稻种植有关。19世纪末期浙海关的一位外国关长曾说，浙江人成天在混浊不堪的黄泥汤里劳作，其忍耐和辛苦的程度令人敬佩。
一粒稻米映照着中国发展的辉煌业绩。改革开放前，我们家吃的是“标一早米”，0.141元一市斤。前几天家里领导说，要换吃袁隆平大米了，很生态很贵的哦。其实当时吃那“标一早米”没感觉什么不好，但现在根本不可能去吃了。是我娇贵了吗？肯定不是，我还是我；是时代进步了，饮食文化变迁了。
上世纪70年代初，我在兰州工作的舅舅来我们家。我妈让我去宁波东门口的东福园饭店买了一碗菜，有一种食材我从未吃过，异常美味，形状和嚼感都跟塑料相似。我来杭州读大学后第一年回家过年，第一件事是买这个“塑料”回家。其实就是油炸肉皮，杭州人称“发皮”。
关于“食”的巨大变化故事很多，说奇怪也不奇怪。英国学者有位说中国一年等于他们5年，那么40年就等于他们200年。问题是中国两千多年是一个单曲循环的过程，所以这200年如果放在早先，多半不会有什么太大变化。而放在改革开放当中，就相当于英国从18世纪产业革命以来的一个过程了。
从传统走向现代，从计划走向市场，是当代中国人，改革开放、努力奋斗的结果。在具有如此深厚的传统文化的中国，只要充分激发民间活力，只要放手让人民群众自主选择，一个“食”字以数十年而超越别人的两三百年，完全是历史的必然。
美好生活+衣 ▏一件美衣，用时光搭配出流行和精致
“我们这一代，几乎每个做妈妈的人，都会做衣服，每个画西画的人，都是裁缝，每个画西画的男人，都会做油漆，做木匠。”
今年78岁的叶老师，是一位退休的美术老师。
和她见面不到十分钟，她开始给我的蓝色连衣裙搭配包包。
在“没有一个老太太的房间比我更乱”的卧室里翻了3分钟，叶老师拿出一只白底蓝色绣花的布袋子，给我的裙子一搭，很配。
1
那些小女孩的梦想
叶老师经常去零料布市场，买回“半车的布”，有些白色全棉布放在柜子里二十多年了。
她裁衣服像变魔术，用绿色的小格子装饰领子，胸前再切一条小格子，揿一条花边，边上钉几颗小扣子，一件文艺范的T恤就出来了。
“用最差的布料，点缀出最美的生活。”正是这样手艺，让叶老师和家人即使在相对艰苦的年代，也能生活得有美感。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度过少年时代的人都记得，那时衣料紧缺，很多衣服都是哥哥姐姐穿小了，再给弟弟妹妹穿。而很多人的愿望是在新年得到一件全新的、真正属于自己的衣服。
这种感觉，对于大大咧咧的男孩来说，或许不够强烈，但是，对女孩儿而言，是一个美丽的梦想。
叶老师女儿的衣服，就是妈妈做的。
“衣服在于怎么点缀，不在于价格，女孩子嘛，可以随心所欲穿她喜欢的，我喜欢根据肤色、脸型、发型，给她搭配好。”小女孩到了去学校，老师常常会细看她的衣服——“怎么那么别致？”
儿子的衣服，叶老师也不放过。
她的儿子上高中时的一个冬天，这个大男孩穿着带花的棉袄去了学校，同学很惊讶：你怎么穿花衣服？
“我妈妈的！”他很傲娇，“我穿妈妈做的衣服不丢脸。”
2
做包包“上瘾”的叶老师
上世纪70年代末，互赠一件“的确良”衬衫，谈恋爱必备。
但这个时候的叶老师，在这些基础款之上，已经非常超前地注重衣物的搭配了。
当时，她在少年宫任课。骑着自行车，又要背大画架去上课地点，很不方便，也没有合适的包，她就干脆自己做一个大的背包，这样的装束，在街上骑行非常“拉风”。
从那以后，叶老师对做包包“上瘾”了。
就拿这10年来说，叶老师做了400多个包，没有一只是重复的，“一批一批地送。”她算了算，现在做的包包已经是第四代了，年轻人时常背着她送的包去相亲。
对叶老师来说，“上瘾”这件事，不局限于做包包。
1990年，虚岁50岁生日那天，叶老师给自己做了一条连衣裙。后来的一个暑假，她做了28条裙子，没有一件重复，自己穿，也送人。
还有一次，她一口气买了60件白色T恤，自己设计了十二生肖的各种图案，比如牛，就有五六种——卡通的、古典的、现代的，等等，专门画在衣服上送给学生，属相是什么就画什么。
作为叶老师的朋友也是很幸运的，他们几乎都“被送过”她亲手做的各种衣服、包包、鞋子。
3
还记得“大丽菊”牌女棉袄吗
让我们再把时间拉回到上世纪80年代，当时，杭州的服装主要是由数十家半机械化的服装加工厂提供，织锦缎的女性旗袍，是当时的潮流风向标。
上世纪60年代杭州姑娘的流行风向标，利民生产。
到了上世纪90年代，杭州姑娘最喜欢的夏季搭配则是一步裙、超短裙，搭配松糕鞋。
这二十年，就在叶老师创造着服饰个性之美的同时，杭州城的很多女性追赶潮流的方式，是去吴山路的利民门市部做一件中式服装。
这是当时最时髦的女性服装，因为定制的客人太多，每天限量20件，门市部不得不限号。
新中国成立前，杭州的中式服装业，叫成衣业。前店后坊的成衣铺，是杭州中式服装业的最初形式。而说起杭州有名的成衣铺，老杭州估计会马上报出一块牌子：振兴祥。
杭州利民中式服装厂，我国历史上完整保留至今从未间断过的中式服装生产的老字号，算起来，已经有123岁了。“振兴祥”（注：振兴祥中式服装制作技艺，是2011年入选国家非遗名录的名字）就是这家服装厂的品牌。
现在，利民的门市店，在青年路20号。
90后的杭州姑娘包蕾妍，是“利民”的接班人。鹅蛋脸，长发扎起打了一个古典的发髻，文艺的藏青长裙，小包的气质和自家的品牌很是契合。
上世纪80年代，小包还未出生。但是，她从爸爸的讲述里知道，那时的美好生活，或许就是一件女性穿在身上的丝绸棉袄。
当时，利民做的“大丽菊”牌中式女棉袄，几乎是姑娘们的日常穿衣风向标，而且全国各地的供销社都会派专人驻在杭州，抢购利民生产的织锦缎云花袄、骆驼绒夹袄，还有传统的中式丝绸棉袄。
小包的家里，还有很多当年的工具，像顶针、皮刀、曲线板。一块三角形的“黑铁”，叫火熨斗，以前没有电熨斗，熨衣服都是纯手工，先放在火盆上加热，再把衣服烫平整，冷了再加热。跟它配套的是一块长条形的“手臂熨垫”。长衫、旗袍的袖子可以穿过去，套在上面熨烫。
4
78岁与23岁的坚持
无论是78岁的叶老师，还是23岁的包蕾妍，对于美，一直各有坚持。
微信中小包的头像，是穿着旗袍的。
“我平时也穿旗袍，虽然没有便服那么多，但一穿上这一天整个人都会感受不一样。我爸经常说，你一穿旗袍，精神面貌就会自然而然改变，你穿着旗袍的时候，会觉得自己有种不一样的气质，有种不一样的心态。”
也正是因为喜欢，小包接下了父亲老包的衣钵。
老包做衣服有点“猛”，小到一个拉链，都要用最好的牌子。机绣的花纹，他已经彻底抛弃，店里的旗袍，不是手绣，就是手推绣——“手”的成本极高。为了一件衣服最起码的标准：穿起来舒服，很多旗袍用了重绉面料（真丝面料的一种），因为加厚，成本又高了，但是，更垂，不容易皱，穿起来挺括，他觉得值。
而小包呢，会在花色和布料上做点小文章。比如使用新式的风吕敷面料，新出电脑喷绘旗袍。而像老底子爸妈结婚时穿的织锦缎，现在已经不太有人能穿出那种感觉了，就少做一点。
对于做衣服这件事，小包坚持不开网店，也坚持量身定做。
对于很多网购的年轻人而言，量身定做是一个相当繁琐的过程——来店里，量身，先打样一个半成品，让客户来试样，有什么地方要调整就再调整，再试样，试到满意为止，再开始做衣服上的绣工，比如镶边、绣花，然后出成衣，如果满意，就拿走，如果不满意，再修改。他们要保证这件衣服你穿得合身、舒适，没有疙疙瘩瘩。
她说，量身这件事，其实很微妙，每个人量出来的尺寸都会不一样，手有松紧。特别是女孩子，“像我去量的话，吸气，勒紧，就喜欢把腰量小一点，这个时候你报过来的尺寸做出来的旗袍就会很尴尬，不会好看。我没看到过你这个人，没有亲手量，肯定不行。而且有的地方，不是你给个尺寸我就能准确做出来的。”
有一次，她碰到一个客户，高低肩特别严重， “如果光给一个肩宽尺寸，我怎么能知道你高低肩严不严重？”
当然，她可以按平肩的尺寸去做，但这等于是冒险，“你一穿起来就会有高低。”
有的人跟她说，我的身形已经调整不好了，有没有办法给我做成——虽然我看起来高低肩，但看起来很平整？
“那我的衣服就按照你的身形做。有的人有些驼背，有的人后颈特别长，这些问题，如果只给一个肩宽、胸围、腰围，都是看不出来的，甚至拍张照传过来，但因为拍照角度的不同，都会造成偏差，永远都不会跟老师傅贴身量，打版来的准确。穿衣服这件事，必须得认真，得舒服，一点不能将就。”
小包继承了父辈的“传统”，而叶老师在坚持着自己的创意。
接受采访这一天，叶老师穿了一身黑。
“我经常把墨汁搞上去，就没办法了，经常穿黑色。”不过，这些黑色上，时常会有一朵特别的花。
再低头一看，叶老师的鞋子上，盛开着一朵牡丹，粉色花瓣，绿色叶子——这也是她自己画的。因为，画画的时候，颜料掉到黑色布鞋上，洗不干净，她干脆画成一朵花。
不愿出镜的叶老师，只让我拍鞋子和包包
女儿的牛仔裤有污渍洗不掉，她就画上一个非洲风格的图案。
“我喜欢在黑的衣服上画很鲜艳的图案，会根据衣服搭配图案，点线面的组合，曾经有个品牌的牛仔裤卖不出去，我就在裤子的一边设计图案，卖得非常好。”叶老师很骄傲。
年轻人买的白色帆布鞋，喜欢请叶老师在上面定制花样。
“叶老师，你家的桌布好漂亮。”我们坐在圆桌前聊天，玻璃下压着各种各样的“蝴蝶”，我随口说道。
“那是我做的！”叶老师笑。
疫情期间，她的腿也受伤了，不能出门。有一天，她在楼下捡了一些落叶，压扁后，画上各种颜色，变成了一只只彩色的蝴蝶，没有一只重复，画了500多只，“一分半钟花一个。”她笑，“我给小朋友画一个，写上一句话，他们就特别开心。”
来跟叶老师学书法的大小朋友，都得到过叶老师做的“蝴蝶”。
【观点+】
“霓裳羽衣”新曲
□卓勇良（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新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1988年，我陪日本的一个银行考察团去鄞县青春服装厂。令我意想不到的是，这家创办于1984年，厂区狭小、产品不咋地的厂子，居然成了后来的雅戈尔。从丑小鸭到白天鹅，映射着浙江纺织业的迅猛发展。
纺织业曾是浙江支柱产业。
那是一段激情澎湃的岁月。
我1986年在当时的绍兴县调研乡镇企业时看到，地基刚刚打好，外墙砌了一小半，地坪尚未浇注，机器已安装就绪并开始轰鸣，拉货卡车已等候在外。
纺织业技术进步迅猛，产业链快速延伸。绍兴县纺织业，从铁木织机起步，“无梭化革命”很快展开，2000年全县近3万台织机，无梭化率62.4%。全省各地的服装业多层面快速发展，一批骨干大企业脱颖而出。浙江化纤业产值，目前已占全国约1/3，并开始生产经营更上游的石化原料等。浙江各地原本屡被指责的纺织业的所谓重复生产，早已形成了差异化发展格局。
纺织业毕竟是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注定难以走远。
我最近问一个纺织大镇的情况，确实不太行，可谓“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然而，浙江纺织业早已开始脱胎换骨式转变，产业占比持续降低，技术持续提高，全球竞争力持续增强。更重要的是早在20年前，一些纺织大县开始着力发展非纺产业，新的主导产业加快崛起，区域发展依然较快。
美好生活+行 ▏一艘公交船，载着杭州人的繁忙与闲适
德胜桥对岸有一艘货船过来，杭州市水上巴士公司船长叶德平师傅开始降速、调整方向，这个过程平稳顺畅。
我坐在驾驶室里能看到这个避让过程，但船舱乘客可能一点都感觉不到一路上的变化。
2005年，叶师傅调到杭州市水上公共观光有限公司，一直在为水上巴士公交这条小船掌舵，他见证了杭州水上交通从运营初期发展至今的整个过程。
这些年，大城市经历了大体雷同的以车代步的变化。
但是，江南多水，运河上的这样一条公交小船，则在杭州人的生活里，扮演着既市井又浪漫的角色。
1
运河上的叶师傅
“你从武林门站上的话，12：40上。”我跟叶师傅约采访时，他正准备从濮家站发船。
武林门码头的大厅，乘客队伍老长，我一边排到“龙尾巴”上去，一面看时间，还庆幸“12：39，赶上了”；朝河面上远眺，船已经往码头靠过来了，水手在舱外泊船。
“45，46，47……”看到一对情侣，码头管理人员交涉了一下，冲着后面人群喊，“这班还能上一个人，后面有没有单独上船的？其他乘客请等下一班。”
叶师傅从驾驶室往船外走，给我打了个电话。借采访，我从遥远的队尾插了上来，“扣折扣”（杭州话，刚刚好）踩上叶师傅的这趟船。
我是杭州人，但却第一次坐水上巴士公交，上船才知道，刚才师傅点人数，是因为一趟船核载48位乘客，一张站票也不卖的，即便小婴儿，也占一座。
叶师傅今年55岁，是富阳人。过去他是一名大货船司机，开领航船，后面拖着12条共1200吨的驳船。
1985年叶师傅踏上工作岗位，先是在钱江航运公司的大货船往返杭州、上海——去上海的时候运黄沙，回来运煤炭。那个时候比较辛苦，全程大约走完要36小时，两个司机，每人每轮睡6个小时替换开船。开黄浦江比开运河要难一些，要熟知每天的潮水、一年台风的情况，这样才能准确避让，安全通行。
后来，他又在三堡的船运公司工作了一段时间。
现在他过的是“做一周休一周”日子。工作的一周，他每天早上5点半起床，在一号线上一天开8趟，晚上住在船上；休息一周，他回富阳去。
当然，关于这些，是船在停靠的间隙，叶师傅告诉我的。
2
坐船上下班的小伙子
船，是掐着点开的。我坐在驾驶室里看叶师傅开船，能感觉到船速不快，叶师傅说：“15码。”只要没有遇到大型的货船需要避让，一般就保持这个匀速，到港的时间，“可以精确到分的。”
比如每天早上 7：00从濮家发出的第一班船，途径艮山门，武林门，信义坊，拱宸桥，终点站运河天地，到达的时间分别是7：10，7：20，7：36，7：52，7：57。
也是由于水上巴士公交这般稳定特性，我在船上听说了一场梦幻式的早高峰。
故事是服务员董姐讲起来的——一条水上巴士公交运营，舱内有至少四名工作人员，船长、轮机长、水手和服务员，董姐是和叶师傅搭班的服务员。
“你工作日现在这个点来，乘客基本上集中在武林门和拱宸桥站上下，老人、带小孩的和零散的游客比较多。如果你早上来，会遇到我们的许多老乘客——他们是坐船的上班族。”
董姐说的老乘客，基本是年轻人，至少坐了五年船上、下班，船上整个班组都熟悉他们。有的时候，班组在某个站点会想着某个熟脸儿，今天怎么还没有上船？就会多等个半分钟、一分钟样子。
小年轻多半就是睡过头，晚出门了一丢丢，多这几十秒，就必须狂奔追船了。“他们错过一班就要等半小时。”
有个男乘客心细，加了董姐的微信，水上公交有时候会因为天气、水位等原因停航，他就会提前问问董姐。
“这个小伙子，每天从信义坊上船，到濮家下，他在附近华润万家上班。”董姐说。
我坐在下午的船舱里，想象了一下这些上班族的早晚高峰：有卡座，不堵船，还有“温馨一分钟”；上了船一片静谧，有瞌睡打，有风景看，太幸福了。
关键是，这么优雅的早晚高峰，票价只要三块钱。
3
爱看水的杭州人
叶师傅开的这条一号线船，全程沿京杭大运河市内段线路走。
秋高气爽、丹桂飘香中，我就这么在大运河上这么徜徉着，想起来杨步伟女士回忆她和先生赵元任（著名语言学家）初识的情形：“赵元任荡啊荡的来了。”
虽然赵先生江苏人，但苏杭人其实是很像的。荡荡儿（接近“逛”的意思）的生活，杭州人最乐意了。坐船，就是杭州人最喜欢的荡法之一。
杭州人亲水。
这座城市水网密布，江河湖海溪（钱塘江、京杭大运河、西湖、东海、西溪）全部连通。杭州市水上巴士公司负责人说，2004年杭州水上巴士正式开始运营，当时只有1条船，1条线路。这十几年来，水上公交迅速发展，现在稳定运营的是比较成熟的4条水上公交线路，投入了26条船，覆盖了杭州几大水系，水上公交一年承载乘客94.35万人次。
看水，是杭州人的一大爱好。
南宋的杭州人马远先生，就喜欢看水，这位绘画大师传世的最经典作品，就是《十二水图》。
800多年后，我坐在杭州水上巴士的船舱里，头一扭，就看到了好几种水样——
细浪飘飘，鱼纹状的线条组成细密波纹，向远处渐渐虚化，风平浪静，安静祥和；
偶起一阵风，“秋水回波”里柔婉的双勾线波纹就来了，贴水飞翔的白鹭，浩渺无边的水面，袅袅兮秋风，湖水清兮波浪细；
和货船交汇时，平缓的线条渐渐起伏，组成如鳞的波浪，越来越向远方淡化，最后水天交融。
如果坐遍水上巴士的4条线路，能看到更多样式的水纹。
4
水边的大世界
水好看，水边上也好玩。
我跟着叶师傅走的这趟船，走了一个来回，等回到濮家站，有15分钟休息时间，我就跟着班组上岸荡了一小圈。
那是个码头小公园。拾级而上通向一座宽敞的亭子，我刚上岸，水手师傅就递上来两瓣大红柚子。
董姐的小姐妹，也是班组的另外一位同事，今天轮休，正带着14个月大的儿子，在码头放风。她凑好时间，带了一大包吃的，在等着大家到港吃一顿下午茶。
董姐手里拿着粽子，问我要不要，我啃着柚子一下没有手接，她就先剥开一个粽子尝尝：“哎，怎么是咸的？！”原来，是她包粽子时，多撒了一把盐。
董姐知道我吃不惯甜咸粽子，再去口袋里挑出来一只肉粽给我。正饿着的时候，这阵子咸香刚巧压住嘴里汁水饱满的柚子，杭州惬意的秋天，都叫我给吃进心里去了。
若是时间充裕，水上公交沿途各个站点的陆地上，另有一番大世界了。走上去看，拱宸桥边的桥西直街、各种工艺美术博物馆，信义坊的美食街、富义仓遗址……武林门，更不用细说了。
现在运河沿线所有的游步道全部打通了，环线39公里。乘船、环河、上岸，市民可以有很多“走运”的选择。
我的一位同事，就是坐船“走运”大军的一员。运河上的航线开通后，她时常带家人周末乘船——那才是真的走在风景里，这也是很多人小日子里的日常。
15：10分，叶师傅再次起航。
一小个瞌睡的功夫，船又到武林门码头了。我下船时，傍晚的杭州城中心华灯初上。
当年乾隆爷南巡杭州时，乘坐御船顺江南河进入杭州港之德胜桥新码头门，然后从武林门登岸入城的。我走进杭州大厦的天桥，想着：当年乾隆帝下了船，大约也像我们这样一头钻进了热热闹闹mall的世界吧。
【观点+】
大道致远
□卓勇良（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新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由公交船的话题，我想讲一讲浙江的路。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在一篇公路研究的文章里呼吁，如不抓紧采取措施，浙江的公路体系将在90年代初期崩溃。可是钱呢？
这时绍兴一条公路建设的体制创新，触发了浙江交通的迅猛发展。当时绍兴为了解决104国道拥堵问题，决定建设一条南北复线。而关于建设资金，他们在全省率先采取“四自公路”的做法。所谓“四自公路”，就是按“自行贷款、自行建设、自行收费、自行还贷”方式进行建设和营运管理的公路。
“当时绍兴的路很堵，特别是104国道，真的是日堵、夜堵、天天堵，老百姓迫切需要多几条路来为104国道分流。于是我们建起了104国道的北复线和南复线，以减轻国道负担。”2019年，绍兴市公路部门一名干部如是说。
浙江交通大发展是改革开放的成果。浙江第一条高速公路，杭甬高速公路，利用了世界银行1.8亿美元贷款等资金。至今仍有人认为不应先修杭甬高速，而应先修沪杭高速，这是典型不了解情况的想当然。当时先行通车的是杭州至上虞的约80公里，这段路汇集宁波、温台和金衢3个方向车辆，全省最堵。沪杭方向当时有两条公路，略好一些。急所先行，就这么简单。
浙江人从交通建设的投融资改革中尝到了甜头。民营资本的加入成了浙江交通建设解决资金问题的重要方式。重大交通项目有力促进了浙江民营经济发展。在这个民营经济率先崛起、率先壮大、率先转型的省份，如果重大交通项目没有民营资本加入倒是比较奇怪的事。民营企业也分享到了丰厚收益，一些企业的第一桶金即由此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