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1950年参加工作后，一直与笔相伴。当过秘书，办过报纸。20世纪80年代，我已年过半百却从修史编志开始，就一直从事社会科学研究方面的工作，并逐步加深了与社科研究的感情，退休以后，仍与社科研究不离不弃。今年已是九旬前夕，虽然视力大减，精力衰退，但与社科研究的情缘却越来越深。
这里我先作个自我介绍：我是浙江绍兴人，1931年6月出生，曾用名双麟、霜林。中共党员、浙江省社科系列研究院。1950年3月参加革命工作，历任杭县供销合作总社秘书科长、杭县报编辑、主编，《杭州农村报》总编辑、中共余杭县委办公室副主任，余杭县党史地方志办公室主任、《余杭县志》主编、《余杭年鉴》主编。曾任浙江省地方志学会理事、学术委员；杭州西溪研究院客座研究员、余杭县政协文史委顾问、余杭县（市）史志学会理事长、余杭县（市）良渚文化学会会长、余杭县（市、区）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讲师团团长。还参加中国苏轼研究会、浙江省中日文化研究会、浙江省徐霞客研究会为会员。
再说说我从事社会科学研究工作的情况：
（一）修党史。
1982年兼任县党史办主任，主要是发掘与研究史料、编撰余杭县、杭县地下党活动和地下革命斗争的历史，重要编撰成果有：①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于1985年8月主编《苕上怒火》。②1991年6月，为纪念建党70周年，编撰《余杭县革命斗争史简编》，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同时与县民政局合作，建立了由姬鹏飞题写碑名的余杭县革命烈士纪念碑，由我与陈惠仁撰写碑文。③2001年1月，为纪念建党80周年，我以区政协联谊会文史组长的名义，邀请区政协主席李小花、区老领导刘永根、顾文浩、王祖庭、丁观海等和全体组员去崇贤镇鸭兰村凭吊余杭第一个党支部诞生地旧址，请县新老领导向县委建议修复该遗址。事后，县委决定修复遗址并建立纪念室，由县委组织部承办、史志办协办，我在组织部安排下，作了些零星工作。遗址与纪念室均于当年6月完成，7月1日，县委书记率百余人冒雨参加揭牌开馆仪式。④2011年为纪念建党80周年，我应史志办之邀，撰写了《鸭兰春雷》、《西镇怒火》、《竹海红桥》、《地下尖兵》4篇文章，共二万余字，在《余杭史志》上刊出，全面系统通俗地介绍了余杭地下党各个时期的斗争历史。⑤对余杭县多处红色革命基地遗址复建新建提出建议与协助。⑥利用关工委讲师团讲课宣传党史，特别是地方党史，先后约有上百次。
对余杭地方党史的编研，我着重注意以下几点：
一是把地方党史放到全国全省党史的大背景下来研究。如杭县农村党组织为什么会在1927年初建，而且迅速得到发展，其主要原因是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杭县（当时杭州市、县尚未分设，杭县境域包括杭州市区）党的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党的活动重点转向农村，于1927年6月在西镇区鸭兰村成立了杭县农村第一个党支部。接着在10月成立中共西镇区委，又于第二年4月在鸭兰村大平庵召开了杭县党的代表会议，使杭县党的活动在农村迅速开展。再如1930年4月在省市党组织直接领导、有2000余人参加的农民暴动遭到失败，其直接原因自然是反动派的残酷镇压，但从组织上究根寻源还在于省市党组织执行了当时主导党中央领导的左倾冒险主义的指示，在条件尚未成熟的情况下，仓促发动西镇农民暴动并迅速占领杭州城市的决策不当有关。
二是我虽是兼任，但亲自参加核查有激烈争议的重要事件，保证史实正确无误。这里想说两件事：一件是解放时期闲林镇的地下党组织，当事人对隶属关系说法不一，有的说受上海党组织领导，有的说是受杭州党组织领导。对闲林党组织的名称，有的说是党支部，有的说是党工委。对此我们先通过查沪、杭党史及档案，知道抗战胜利后，杭州党的组织开始确实是由上海党组织派人发展起来的，但到后来成立了杭州市委，上海职工系统和文化系统都把他们所属的杭州地下党组织关系移交给杭州市委。但是对闲林党的领导关系和名称并无确切的文字档案资料，当时我想只有找到沪、杭地下党组织领导人，请他们提供书面或口述资料，才具有权威性，于是我带了三位同志拜访了闲林地下党组织的上海和杭州两个上级部门的负责人，江浩然和柯里。他俩都已调北京工作，我们先找到柯里，他肯定地说，是他从上海党组织那里接收闲林地下党组织的，当时就是闲林支部。我们再找到江浩然，他说得更明确：闲林镇的地下党支部是他负责发展的，他五次到达闲林，察看了当地的地势和民风，认为这一带是有利于打游击的好地方。他对闲林党支部讲过，如果当地能有了三个支部，就可以建立党的工作委员会，领导支部工作。柯、江二老还提供了找有关文字档案的方向。有了这样的权威资料，使几位当事人统一了认识——是闲林支部而不是闲林工委。还有一件事，鸬鸟镇太公堂村地处余杭西部深山区，抗战时，日军占领余杭县城和苕溪重镇瓶窑，却没有能进到这里。所以当时国民党领导的余杭县政府、杭县县政府和杭州市政府都迁避到太公堂。当时，当地老百姓称他们“三杭抗日政府”。可是在国民党顽固派发动惨烈打击新四军的“皖南事变”后，以顾祝同为司令长官的国民党第三战区就完全控制了浙西。当时的浙江省浙西行署及其领导下的“三杭”政府，都成了以与新四军搞摩擦为主，把抗日放到次要位置的顽固派政府，顾祝同还到太公堂来视察训勉。杭县和余杭两个县的地方武装保安队，在抗战之初，确曾和日寇作过战并取得过胜利，后来就调转枪口对付新四军，在杭县云会乡西南山还杀害过新四军战士。所以在1945年3月，由粟裕将军率领的新四军苏浙军区的部队，发动了第二次反顽战斗，顺路解放了太公堂，成立了抗日民主政权，任命肖松甫同志为中共余杭县委书记兼余杭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而“三杭”政府人员则望风而逃，躲进了临安的深山老林去了。抗日民主政府和县委在1949年10月才根据党中央指示离县北撤。但是对这段史实，当地有些人不够清楚。把抗日民主政府和“三杭”政府等同起来，还以为抗日民主政府也设在“三杭”政府大院里。为了用最具有权威性的史实向群众作宣传解释。我们先认真学习了中共党史、新四军军史和浙江省党史，进一步查阅了敌伪档案资料，然后去北京访问了老县长肖松甫和抗日民主政府黄湖区区长邹就真。肖松甫同志肯定地说：国民党在太公堂的三个政府属于国民党顽固派政权，解放太公堂是第二次反顽战役的一部分；县委和抗日民主政府的成立及其组成人员，也都是上级党组织早已研究好的。还说，他们如果不是顽固派而是真心抗日，何必听到新四军要来解放太公堂前一天就逃跑呢？所以太公堂战斗虽小也很顺利，但确实是“解放”而不是一般的占领。在读到抗日民主政府所在地时，他俩明确而肯定告诉我们：在径山脚下长乐乡的龙潭村。因为当时余杭县委的抗日民主政府下设了三个区：黄湖区、南涧区和临安县境内的横畈区，这龙潭村不但地势隐蔽而且交通方便，与三个区都有大路可通。至于太公堂村原来“三杭”政府的大院，我们只是解放它的第二天在那里开过一次士绅座谈会。邹就真同志也说，他还到龙潭村去领过黄湖区政府的活动经费。我们回来后，把这些“硬通货”充实进史料，我又多次去鸬鸟镇，向干部群众讲明事实真相，澄清模糊认识。我还写了对肖邹二老的采访纪要，在《余杭史志》刊物上发表，还邀请老家在余杭百丈镇的邹就真同志回乡考察，实际上是一次极有说服力的宣传。当然我们也尊重历史，对“三杭”政府前期的抗日斗争活动，给予肯定的评价，在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时，把“三杭”政府大院改建为余杭县抗战纪念馆，面对龙潭村，则因解放后不久这里已整村外迁，建为龙潭水库，这次也在水库旁边择地建立了余杭县抗日民主政府所在地纪念碑亭。
（二）篡县志。
1985年担任县志办主任和《余杭县志》主编后，主要做了几件事：
①主编《余杭县志》，1990年8月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②辅导部门与基层编志。我为取得辅导实践经验，先主编了《姚家埭村志》和《交通志》，以后辅导撰修的志书有人大志、政协志、商业志、供销合作志，临平、塘栖、余杭、良渚等镇志、绿景塘村志等专业志、部门志、镇村志共26部。
③参与评稿活动。首轮修志，根据省方志办提出的要求，采用了“众人集资、众手修志、众口评志、专家参与、主编主事”的操作方法，对提高志书质量很有帮助。我也应邀参加了除温州地区以外的市、县志30余部。同时我提出了“评稿后的修改是总纂工作的深化”的指导思想，得到省方志办认可，在全省介绍推广。
④整理编纂《杭县志稿》。杭县在解放前曾修过县志，但未成志，留下一大捆资料和部分草稿。我们在编纂《余杭县志》的同时，将其整理编纂成《杭县志稿》后付梓，为尊重前人努力，定名《杭县志稿》，实为县志办编纂的又一部志书。
⑤参与《余杭通志》前期工作和志稿评审。
编纂县志时我把主要精力放在提高志书质量上，这也是我进入社科研究工作的起点。开始接受修志任务时，我对如何修志知之很少。当时省方志办隶属省社科院，由魏桥副院长主管。魏桥先生是余杭仓前人，对余杭修志非常关切。当时我已 55岁了，抱着“人到五十五，修志当学徒”的态度，从虚心学习入手起步。我的第一个师傅就是魏桥先生，以后又结识了潘一平、俞佐平、顾忠兵、陈桥驿几位大家。我是虚心求教，他们都不吝赐教。我把向老师学来的东西，现贩现卖，组织县志编辑同仁一起学习，边学边干，大家都把保证志书质量作为第一要务。重点要说几件事：（1）准确体现地方特色。经过大家反复讨论，我认为余杭县志应突出省会近效县这个地方特色，作为统率全志的主线。我从四个方面来认知：即余杭县政治上孕育杭州，地势上拱卫杭州，生产上服务杭州，发展上依托杭州。同时，我们又明确在体现这一宏观特色的同时，还要在简章中突出余杭是良渚文化发源地、余杭水陆交通发达、经济发展全面、文化内涵丰富、名人名医较多等微观特色。这一思路得到省方志办领导的肯定；把拙作《县志体现地方特色浅见》一文在《浙江方志》上刊出。此文也引起了中国方志办的关注，傅能华研究员来杭州找到我，认为这对各省的省会郊县都有参考价值。在他的指导下，我把此文改写为《省会近效县特色粗探》，在《中国地方志》1989年第二期上刊出。这件事使全编辑部同志都受到鼓舞。（2）精心编写经济部类篇章。我认为体现时代特色是一部志书的灵魂和闪光点。历史上任何一部志书，都不可回避地要反映它的时代形象。我们编纂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代志书，理当很好体现新中国成立后余杭县的巨大变化，这是余杭史志工作者不可推卸的任务，也是神圣的职责。如果说政治方面的巨变是写党史的重点内容，那么记述经济方面巨变的重任就责无旁贷地落在方志工作者身上。但问题在于在旧志中记述经济的内容很少，历代县志都只记土地、赋税和物产，其他经济发展方面的内容基本上是乏善可陈，所以我们把写好经济部类的篇章，作为全志内容的“重头戏”，也是志书体现时代特色的主题。我们认真学习党和政府有关经济建设的重要文件，向各方专家和行家里手讨教，拟出了经济部类编章纲目。这时我想到这样的纲目设计只能记叙各行各业的发展变化，难以理清经济发展的全貌，而且当时全国已开始进入经济改革，经济体制的改革是关键，因此，经济部类应该设置一篇能统领经济各篇的带全局性的《经济发展》篇，置于经济各篇之前。《经济发展》篇内设《国民经济发展》《生产关系变革》《经济体制改革》等章，而把异军突起的乡镇企业作为第四章。这个思路得到省办和县委认可，也为多位县志同仁所接受，有的还邀我去讲课。（3）精选入志资料，重在体现资料的权威性。下面想着重说一说杨毕冤案入志的问题。余杭杨乃武毕秀姑冤案，为清末全国四大奇案之一。对此案我们收到许多资料，光在《申报》上见报的就有数十条。但是这许多资料案情内容很不统一，情节差异之处不少，褒贬毁誉也不尽相同，要辨别真伪实属不易。所以我要一位编辑先与司法部门商量，写出了一份初稿。但我看后觉得尚欠火候，不敢贸然点头，办内同志间也有不同意见。我正在为难踌躇之际，却遇到一个大好机会。那时，海盐邀我去评志稿，在会上我见到了中国方志办顾问、海盐籍知名学者，已年过八旬的傅振伦老先生，我知道他还是清史专家，就冒昧向他请教杨毕冤案入志资料如何选用的问题。傅老态度诚恳，但语气坚定地对我说：“这样传播面广的大案，志书一定要慎重落笔。一般资料很难选用，应该到国家档案馆，有可能去清代放档案的“皇史晟”去找资料，特别是要以刑部定案奏折为主要依据。我听了他的话，派人到北京找到了杨案定案的刑部奏折。在司法章中杨案只是简单提及，而把奏折放入附录，这对减少杂音起了很好效果。还受到陈桥驿教授的赞许。上面讲了3件事，其实在志书如何保证质量问题上要说的话还有很多。但我觉得不管怎样对一个属于社科系统的地方志编纂者来说，一定用科学的视觉和发展的眼光，要看到志书的质量提高和进步是无止境的，我们《余杭县志》得了全国二等奖，这对我永远是个鞭策，要学习到老，永不满足，89岁的我依旧是个小学生。
（三）编年鉴。
上世纪90年代，我延迟退休5年。这5年中主编了1991卷、1992卷、1993卷三卷。《余杭年鉴》均由出版社正式出版，这也算是我修志的后续工作。
县志出版后，我抓紧向县领导提了两条建议，一是用好志书，二是编写年鉴。这两条建议，县领导都接受了，第一条，我已写了《重修志也要重用志》一文，刊载于《中国地方志》1991年第三期，这里就不再赘述了。第二件事想多说几句。
县志出版后，一位老领导问我：“修了一部志，有什么体会？”我说：“有，志非亲修不知难！而资料收集是第一难。”当时另外还有两个情况，一是中国地方志领导提出25年左右要续修一次志书。另一个是县方志办无事可做出现散伙苗头。我把这几件事联系起来考虑：方志办把县里几个笔杆子集中起来很不容易，撤销县志办实在太可惜，如果能接着编写年鉴，既可保存机构、稳定人心，更可服务党政机关，又能为续志准备资料。县委领导同意我的建议，但要我延迟退休，再干五年编年鉴。
那时已是1991年，编年鉴最快要第二年动手编1991年的年鉴。而县志下限是1987年，在1991年出年鉴，这1988、1989、1990三年的事，怎么写呢？当时出现了三种意见，我也是外行，难提中肯之见，于是经请求同意后参加了在西安召开的全国年鉴学术研讨会，在会上征求了7位专家和同行的意见，回来后，我确定了“第一卷写三年，条目分年记，三年总情综合写，重要数据一张表”的模式，而在纲目设置和文字表达上引入地方志的一些元素，力求开局就要高质量。第一卷年鉴出版后，得到县领导和各部门的好评，我又在辽宁省兴城召开的年鉴研讨会上作了发言，并提出了“志成编鉴，理成当然”、志与鉴可“互补短长”和为下届修志作准备的观点，得到与会同志认可，也引起了全国方志办的注意，把拙作《编好地方年鉴是发展方志事业的重要一环》一文在《中国地方志》1993年第三期刊出。《年鉴信息和研究》、《黑龙江史志》等刊物也发表我对志鉴关系的论述文章。这样，我退休后又编三卷年鉴，其中1993卷获得了全国一等奖。现在编写年鉴已成为余杭史志办的经常性工作，逐年出版，多次获奖。
（四）良渚文化研究。
1985年我担任余杭县良渚文化学会会长后，以认真学习的态度做了些研究考察工作：①对良渚遗址作了些粗浅的考察，写了几篇文章，其中两篇在《浙江学刊》上刊出。②主编《文明的曙光—良渚文化》一书，于1994年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1996年在临平召开的纪念良渚文化发现六十周年暨良渚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作为献礼作品，赠送给到会中外专家学者，得到他们的肯定，并被认为是第一部研究良渚文化的论文集。③通俗化宣传良渚文化，在干部群众及学生中普及良渚文化基本常识，帮助群众提高保护良渚文化遗址和文物自觉性，我先后宣讲数十次。④参与原良渚文化博物馆的筹建工作。⑤参与良渚文化申遗的前期启动工作。
下面想重点说一下主编《文明曙光》一书的一些情况。1992年9月，余杭县发掘良渚莫角山遗址，引起了考古专家们的重视，苏秉琦、严文明、张忠培等专家认为中华文明曙光是从良渚这里升起的，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当时我也曾写过一篇《良渚莫角山遗址发掘与中华文明的起源》的文章，发表于《浙江师范学院学报》1995年第二期。1993年，省里决定1996年要在余杭召开纪念良渚文化发现60周年暨良渚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因此，余杭市领导决定编纂一本良渚文化论述专文集，定名《文明的曙光》，向大会献礼，并叫我主编，我是心怀忐忑又责无旁贷，只好加强学习并和文物部门多次作了商讨研究。经过大家努力，认真地向专家约稿，得到他们的大力支持，苏秉琦、严关明、张忠培、李学勤、吴汝祚、陈桥驿、游修龄、黄宣佩、汪遵国、牟永抗等专家和美国、日本的几名学者都寄来了专文，明确地论述了良渚文化是中国文明的曙光的观点。当时领导还责成我们要自己写一篇《良渚文化综述》，以显示余杭对良渚文化的重视和对文明曙光的认识。这篇《综述》开始由我们余杭最资深的文物考古工作者沈德祥先生执笔。初稿送上去后，余杭市领导觉得稿偏重于遗址发掘工作，对文明曙光的认识和我们的态度写得不够，要求重写并责成我执笔，于是我这个被赶上架的鸭子，只好日夜苦学苦干。当时，我想到一件事，听专家们说过，有的人对文明曙光的论断有不同看法，主要是认为不符合国外学者对文明起源“四要素”（城市、大型建筑、青铜器和文字）。他们认为莫角山等遗址还没有具备这些要素。我对考古学是个初学者，但我学过社会发展简史，我认为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的角度来看，良渚众多遗址，特别是莫角山、反山、瑶山诸遗址是文明起源地的观点，是合乎情理和科学的，我大胆地对良渚文化是中国文明曙光的五个方面作了阐述：即一、当时生产力已发展到一定水平；二、礼仪制度已建立；三、文字开始萌芽；四、贫富差别已很明显，等级社会已经出现，权力开始向少数人集中；五，很有可能已出现了城市。
《文明的曙光》一书于1996年3月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并在当年11月召开的纪念良渚文化发现60周年暨良渚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作为献礼著作。老实说，当时我已做好了被专家批评甚至要挨骂的思想准确，所以诚恳地向多位专家征求对该书特别是《综述》一文的意见。想不到专家们都基本肯定我们的编研成果。对《综述》中关于文明曙光的论述，也无否定的意见，还赞扬认同这是良渚文化第一部论文专集，鼓励有加。那时我最担心的是对文字方面的论述一定会挨批，但是因文中有了李学勤先生对良渚文物中符号释疑并肯定这些符号是文字雏形的论断，我也没有听到专家们对《综述》中有关论述的否定性批评。这使我本来提着的心放了下来，而研究与宣传良渚文化的信心则提高了许多。
（五）从事余杭地域文化研究。
退休后继续重视发掘余杭历史人文资料并作了些研究，主要课题有临平、塘栖古镇经济社会发展史、余杭县名考、塘栖枇杷何时开始成名品等有争议史料的考辩，以及良渚文化与防风氏国、章太炎革命生涯等，也研究过故乡绍兴的师爷文化和绍剧文化，写过一些论述文章，有的在省内刊物上发表。
但多年来我最花精力的是《余杭奇人陈元斌》，此人出生于明末西溪陈家桥（今属闲林街道万景村），他33岁去日本流寓52年未归，在日本创编柔道，是柔道鼻祖，又是全方位传播中国文史的文学家、哲学家和方志学家，又是传播赵孟頫书法的书法家、传播朱丹溪学说和针灸术的医学家，还是擅茶道、善制陶、营美食的方技家。但他的事迹因种种原因，在国内、省内、市内、区内的记录极少。县志出版后，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衷尔钜来信提示余杭还有这样一位人物。我为此花了多年功夫，搜集资料、对照考证。经过三次试写，才于2018年10月写成《余杭奇人陈元赟》一书，由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已引起区内文化旅游界、武术界及家乡人士的关注，并有来自日本名古屋和北京以及当地越来越多的人士对其人其事感到有兴趣进行研究。
(六)作品及荣誉。
①著作:
主编的《余杭县志》，1990年8月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获全国地方志优秀成果二等奖；
主编了《余杭年鉴》1991、1992、1993三卷，其中1993卷获全国年鉴优秀成果一等奖；三卷均由出版社出版；
主编的《余杭革命斗争史简编》，1991年6月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获浙江省党史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
主编的《姚家埭村志》，1996年10月由黄山出版社出版；
主编的《余杭交通志》，1997年10月由杭州出版社出版。
主编的《文明的曙光良渚文化》，1994年6月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霜林集》，系自撰散文与论文合集，1994年1月由上海科技文献出版社出版；
《致悦集》，系自撰散文与论文合集，2007年4月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
《余杭奇人陈元赟》，2018年10月由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
②论文。先后撰写社科系列论文若干编，其中有9篇在国家级刊物上发表,20余篇在省级及大专学校级刊物上发表。
论文中《省会近郊县特色初探》一文获浙江省优秀地方志论文一等奖。
《霜林集》的论文收入中国地方志领导小组办公室编纂、中国方志出版社于2006年10月出版的《新方志理论著作提要》一书。
③个人主要荣誉。
1993年被评为浙江省地方志优秀工作者，事迹收入由中国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当代中国志坛群星集》，出版时间1998年12月。(收入该集的浙江方志工作者共四人，另三人是省志办主任俞佐萍、临安县志主编蔡涉、慈溪县志主编周乃复)。
2004年被评为余杭区首届文化名人。
2005年4月，个人事迹以《余杭的“活字典”》为题收入《杭州市第一批保持共产党先进性教育活动资料汇编(先进典型事迹)》。
2010年1月被评为余杭区优秀作家。
最后想说几句对参与社科研究工作后在感受。主要是两个方面：
首先是在文章写作方面，我参加工作至今近50年里，一直以笔为伴，以写为业，主要是当秘书、办报纸、搞社科研究。这三者都要求我认认真真、兢兢业业、不骄不躁、埋头苦干，出不得差错，来不得马虎，挨得起批评，经得起表扬。开夜车是经常事，吃冷饭也不稀罕。但当写出的文章受到领导表扬、同事称道、媒体赞扬、报刊发表时，那种苦尽甘来，花红果硕的喜悦，真有飘飘若仙的感觉。做笔头师傅的成就感，油然而生，觉得当“写手”虽苦，但乐而为之。
但是当秘书、办报纸、搞社科研究（主要说修志），虽然都是动笔头，但差别大得很，甘苦酸甜的感受也不尽相同，简单地说：当秘书最主要的感觉是“紧张”，写出来的东西，千万不要出差错，为领导写报告文稿，写总结材料真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因为一旦出错，就是原则问题、政策问题，只有小心才能驶得万年船。怎么办，只有自己多下点苦功：一有空，抓紧学文件；一有闲，多跑跑基层，吃透了两头，才能服务好上头。再说办报纸，最主要的感觉是“兴奋”。我的三个行当，比较起来，最容易看到成果，听到好话的是办报。今天忙碌一天，明天就见到成果，而且听到的表扬总比批评多，所以兴奋也总比沮丧多。至于写社科研究方面的文章，最主要是要“严谨”。以修志为例，志书要做到言必有据，记必凭实，资料必须经过考证核实，谨慎选材，对文字用语，志书更有特殊要求，要合符志体，不能滥用古文，避免出现晦涩难懂的文句；也不能用大白话，的吗呢了一大片；还要摒弃程式化文句和形容词修饰语，更不能用套话、空话、过头话和第一人称，种种专业化、规范化要求，都是历史形成的范例，必须遵守，对古文功底更是一次逃不过的检验。文笔要从简从明，史实要详今明古。“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天天过着严谨思考，严谨落笔的日子。当然这也是一次务实的学习和进步。
其次，搞社科研究最重要的是要坚持真理、尊重客观、明辨是非，这对我的思想修养直接起到有益的影响。一、我认为这也是做人之道，做史就是做人。我常以此自勉，当然这方面我还做得很不够，但遇到不愉快的事或和别人有激烈争执理，事后常能作些思考，尽量做到有自知之明，对的要坚持，错的避免重犯。二、我感到搞科学要有实事求是的态度，记史实一定要务实，避免需要纠正及不符合事实的东西入史进志，譬如我在新编《余杭县志》人物中，把唐朝的褚遂良和褚无量两位名人都入了志，此后有人就说这二人都是三国时临平侯褚泰的子孙，都是临平人，也有人批评我把褚遂良收入余杭县志是不对的。我认真查证了有关资料，弄清楚：二褚确实都是褚泰的后裔，但同祖不同支。褚遂良这一支家在杭州庆春门内褚家塘（现为庆春路），不是临平人。褚无量确住在临平，但当时临平还属于盐官县，后来才划为仁和县（唐朝叫钱江县）的，而褚遂良住地褚家塘在杭州城内，不属现余杭县境，按照志不越境的要求，不该入余杭志书，这也是有道理的。 三、科学是无止境的，永远是向前进的，做人也要这样，切不能骄傲自满，故步自封。退休以后，有人因我主编的县志、党史和年鉴都得了省级以上奖项，就对我赞许不断，但我自知我的文字功底并不好，而且我写的东西不够活泼清新，很多年轻人不喜欢，因此我不怕难为情，要求加入余杭区作家协会，成了一位最年老的新会员。在作家协会里，我交了不少朋友，老中青都有，也有一些爱好历史文化的忘年交。这使我思想放慢了僵化速度，文章增加了可读元素，今年1月份还有1个优秀作家的名堂，这说明我虽已是退休，但还是有缓慢的进步的，我的社科研究方面的文章，还是能起些有益作用的。四、社科研究同其他事业一样，也要走群众路线。要加强党的领导，发挥专家作用，依靠群众合力，才能取得好成绩。我搞过多年农村工作，对党的群众路线的作用和力量是深信不疑的。所以，在修志时，我根据省方志办领导的修志既要依靠群众，也要发挥专家作用的指导思想，定下了“众人集资、众手修志、众口评志、专家参与、主编主事”的操作方法。一开始就经县委县府同意，从各机关抽调了数百人收集资料和撰写初稿，为县志编写打下了基础。对于发挥专家作用，我一是向各行各业专家请教，请他们参与编写或审查初稿，并从这些专家中挑选了九位到县志办作编辑，二是请省市及兄弟县专家来评稿，这是专家参与的很有效的办法；三是请专家来上课，除举办修志人员培训班外，我在进入总篡时如何做到文字又简又明，亲自到上海请一位《辞海》分卷主编来讲解乡间辞海时如何做到简明的。至于培养自己的修志专家，我强调要在编稿同时，认真学习修志理论和撰写学术论文，并于1987年成立了县史志学会（是浙江省第一家），创办了《余杭史志》刊物，开展学术交流研讨活动。采取这些办法后，有效地提高了修志人员水平，也为今后修志培养了专家。但我也向同志们强调专家不能自封，要有真才实学，有显著业绩，决不能稍有所得，听到表扬就飘飘然起来，自命不凡，自封“专家”。即使真正被公认为专家，也不能把专家名号挂在嘴边，炫耀自己。要牢记“谦受益、满招损”这一古训。我还认为，对修志来说，“专家”二字更具有群体概念，因为一部好志书，是一群专家共同努力而出现的。县志出版后，为指导部门志、专业志编写，我应余杭市交通局局长张竟成的邀请编撰交通志，他们叫我修志专家，我虽谦逊地否认，但也认为自己县志都编成了，编交通志不会有多大困难。但一上手便觉得不对，局里各部门送上来的资料，我有许多根本看不懂，对如何选用入志资料，辩明其是非优劣更加困难，只能去请教局里懂行的专家，有时还在他们陪同下，作现场学习考察，才敢下笔。因此交通志编好后，我坚决不肯具主编之名，我认为没有局里领导和专家，光靠我们编志小组是无法成志的。最后是张竟成为主编。此后我就主张：部门志编写应以该部门有一定写作能力、又懂行、又明史的专家当主编，并组织精通业务的专家群来共同协作成志。
我上面这些粗浅的体会，归纳成一句话，社会科学研究丰富了我的后半生的生活，也帮助我提高了思想境界。我的后半生与社会科学事业结了深缘。
（余杭区社科联供稿2019年7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