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4月，我出生于山东省长山县陈桥村，此地今属淄博市周村区，古称於（wū）陵。战国时期，“上不臣于王，下不治其家，中不索交诸侯”的齐国处士陈仲子居于於陵（於陵邑古城遗址在今周村城南2公里处，俗呼“古城子”。西汉置於陵县，属济南郡），世染其风，崇尚自然，归本返真，道德至上。曾先后就读于陈桥小学、长山县第三小学分校（廿里铺）、光被中学（今淄博第六中学），1960年中学毕业后考入山东省曲阜师范学院（今曲阜师范大学）中文系。在校期间，受吴林伯、陈之任诸位先生的影响，对楚辞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本科毕业论文即以《论〈离骚〉的爱国精神》为题，初涉楚辞研究，曾撰写札記心得多篇，自订一册，李蔚洲老师题写封面《楚辞散论》。他的书法功力，深得姜亮夫先生赞许。
1964年春季，我考取国学大师姜亮夫先生的研究生，8月22日负笈抵杭，进入杭州大学（1998年9月并入浙江大学）语言文学研究室研习先秦文献。姜先生曾在清华国学院、苏州章氏国学讲习会亲受王国维、章太炎等国学大师的教诲，后又游学法、英欧洲诸国，学识渊博，著作等身，于小学、古史、楚辞、敦煌诸门学科皆有精深研究与造诣。我现在仍清晰记得与姜先生初见时的情景：第一次拜谒先生，是在一个炎热的下午。师母领我走进他的卧室兼工作室，从桌子到椅子到地板都叠放着书。先生戴深度近视眼镜，坐床沿上，缓缓地述说专业要求，并询及我的体魄、性情、爱好、学业，大致围绕语言和历史两个方面。“你从曲阜来，圣庙的礼器一定很可观”，先生说。我茫然，不能对（盖因当时孔府、孔庙皆不开放）。“你的语言学——”先生问，“可知语音有古今之变？”我回答：“路过上海，进餐馆吃饭，付账时服务员告知“八角”（kɔk），我知道是八角（jiao），“kɔk”（塞音[k]收尾的入声字）是古音，遗存在上海方言里。”先生释然。“我看了你写的论文，你是个爱读书的人。新生中你年龄最小，身体最好，要好好用功啊！”听着这饱含期待的话语，望着他一脸的和蔼可亲，我的紧张拘束消失了。说着，他从枕边拿起两张大卡片（足有三十二开大小），“你回去以后，把今天谈话的要点写在上面，交给我。”走在回宿舍的路上，我暗自庆幸，亏得没走神，否则，我这个及门弟子的第一张考卷就不及格！至于我的理解是否到位，悟性几何，先生自有判断，会因材施教的。
姜先生曾为我讲授《文字声韵训诂章句大义》《楚辞》等课程，导读《广韵》《说文》《国策》，精讲《离骚》《天问》，使我眼界大开。在随姜先生问学的过程中，我的读书范围日益扩大，精研原典日益求深，掌握了独立从事学术研究的能力。文革初期，被迫停课，下乡接受再教育，我先后做过农民、办事员、小学教员、中学教员。1968年6月，被分配到杭州市郊的一所中学（钱塘江畔的四堡、五堡、七堡一带）。1970年秋，由杭州市江干区朝阳中学调至余杭县博陆人民公社任教，并参与创办了博陆中学。这一段经历，令人难以忘怀。博陆镇乡风古朴，学生衣着土布，个个机灵，书包的形制几乎与南朝时期沈约所谓“卷帙”无异。学校设于博陆镇西大运河岸边慧日寺内，慧日寺始建于隋开皇十一年（591），高僧智鶱（一作智骞，一作道骞）晚年曾在这里职司“唱导”（或称导述），宣扬佛法，造《众经音》暨《苍雅》《字苑》《尔雅音决》《急就章音义》等多种著作。流传至今的敦煌写本《楚辞音》残卷，亦为高僧手笔。当时，日间萦绕于耳际的是博陆乡人保留着诸多古音的浓浓吴语方言，晚上又栖居于智鶱上人唱导佛法的慧日寺内，每当夜深人静，万籁俱寂，神接千载之上，这是一种怎样的缘份呢？
1973年1月，我奉命调入浙江图书馆古籍部。浙图古籍部位于西湖的孤山，风景秀丽，环境宜人，是潜心做学问的好地方。如果没有邱力成馆长的执着，没有李楚南、叶贞华两位人事干部的不懈努力，我这个乡下人是难以“入城”的。初入古籍部，面临着大量有待整理的古籍，而编目则是首要工作。众所周知，古籍编目本是一件非常繁琐的工作，日复一日，需要特别的耐心与细心，而正是在这个简单重复的编目过程中，我逐步进入了版本目录学的研究领域。其时，夏定域先生、刘慎旃先生、俞仲武先生都在古籍部上班，陈训慈先生则供职于毗邻古籍部之浙江省博物馆，姜先生的杭大寓所（今浙大西溪校区附近）距离孤山亦不远。我得以转益多师，时常讨教，于自身学问增长大有裨益，真当是“与时俱进”。老馆员徐敏惠先生（宁波乡贤徐时棟哲嗣）看在眼里，特题写朱熹诗句相赠：“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1977年，国家文物局筹备编纂《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先于上海、浙江、南京等三馆进行试点工作。邱力成馆长安排我主持浙江试点。我们先着手做馆藏善本的普查，继而地、县馆普查，每部善本都做了著录。1978年，在南京召开编目动员会议，浙图古籍部等作为试点机构代表向全国同行介绍情况。1980年，《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进入正式汇编阶段，我也赴京参与编纂。其时，名家荟萃，群贤云集，上海图书馆顾廷龙先生任主编，主持《善本总目》的编纂工作，冀淑英、潘天祯二先生任副主编，李致忠先生为编委会办公室主任。南京图书馆的沈燮元先生、北京文物局的魏隐儒先生，皆是一时之选，共同参与了编纂工作。其中，我负责的是集部“楚辞类”和“汉魏六朝别集”两个类目的编纂工作，首先要汇总、排比全国各藏书单位报送的卡片，有疑点则致函藏家，征调书影，接下来便是早出晚归，奔走于北京图书馆（文津街和柏林寺两处），北大、清华、北师大、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故宫博物院图书馆，中国历史博物馆，北京市文物局，琉璃厂中国书店等藏书单位，核对原书，鉴别版本，务求真实。在此期间，目睹楚辞类善本至多，因为情有独钟，故为之详作书录，写满了厚厚的两本册子。
1981年6月，应山东大学王仲荦先生之邀，参加《章太炎全集》的编纂工作，协助姜先生完成《春秋左氏疑义答问》的点校整理工作。章太炎先生自幼好《左氏春秋》，二十三岁肄业诂经精舍，“从俞先生游，转益精审，然终未窥大体”。二十九岁成《春秋左传读》五十万言，“然尚多凌杂。中岁以还，悉删不用，独以《序录》一卷、《刘子政左氏说》一卷行世。”（《自定年谱》）六十岁以后撰集《春秋左氏疑义答问》五卷，“为三十年精力所聚之书”（章先生《与吴承仕论春秋答问作意书》）。吴承仕收到书稿，转交黄侃校订，他会提出疑问，章先生即作补正，师生讨论，教学相长，最终集成五十余问答，多层次多角度展示出章先生研治《春秋》左氏学的心得成果。黄侃先生以三句话归纳全书的中心思想：“孔子作《春秋》，因鲁史旧文而有所治定；其治定未尽者，专付丘明，使为之传；传虽撰自丘明，而作传之旨，悉本孔子。公书所诠明者，梗概如此。”
1983年，被评为副研究馆员，1984年担任浙江图书馆副馆长。在长期“考镜源流，辨章学术”的学术实践中，我对传统版本目录学有了新的认识，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学术思想体系。1986年10月，应姜先生之约，调入杭州大学（今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任副所长，主持常务工作。1991年9月晋升教授，1998年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2005年8月当选浙江省首批特级专家。
我长期从事中国古典文献学的研究，主要研究方向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版本目录学，二是楚辞研究。晚年以后，研究所分配我点校《孔子家语》。在不同领域取得的成果，都得到了海内外专家学者的认可。
一、版本目录研究
《四库全书》编纂于清代乾隆年间，是我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部丛书，共收录古籍3503种，79337卷，36000余册，保存了极为丰富的文献资料。在纂修《四库全书》过程中，以纪昀为首的四库馆臣及时总结实践经验，继承我国目录学优良传统，撰集《四库全书总目》二百卷，为我国目录学发展史上集大成的名著。我在浙江图书馆工作期间，对《四库全书》所收诸书的版本进行了全方位的研究，既有个案的考辨，也有宏观的把控，撰作了《四库提要补正》，全书40多万字，杭州大学出版社1990年出版。姜先生评价此书云：“富章所用之方法，与其他诸家不同，且为古籍整理之重要途径：（一）追寻《四库》底本，明著版本；（二）详辨《提要》所据本与《四库》本之差异；（三）实录相关善本，以明《四库》本之优劣；（四）揭示文澜阁库书现状，考察清末至民国间补抄本之来源。”众所周知，古代文献典籍一般都有若干不同的版本，《四库全书》所收诸书，未必都采用了最佳版本，四库馆臣撰写《总目》所依据的版本，与《四库全书》所用底本并非完全一致。杭州文澜阁库书大部分毁于清末战乱，后人补抄，所据为何种版本？针对诸多疑难问题，我一一进行了深入研究，所得结论皆有据可案。正因为《四库提要补正》考辨有据，论证缜密，1992年12月荣获国家教委首届高校出版社优秀学术著作奖（国家部委级二等奖）。
自《四库提要补正》出版以来，不仅受到学术界的好评，而且影响力延续至今，已成为四库学不可或缺的重要著作之一。秋涛对此书的价值早有评论：“此书共收录提要四百二十多篇，通过对《四库全书总目》所录之书的版本源流、存佚、收藏等情况的深入研究和详细探讨，对四库提要有关版本方面存在的问题，谬则匡之，缺则补之，从而把四库提要的补订工作又向前推进了一步。”（秋涛《一部注重于补正四库提要版本讹缺的力作——评崔富章先生的〈四库提要补正〉》，《杭州大学学报》1990年第3期）。陈晓华以四库总目学史为研究对象，撰作博士学位论文，通过对诸家著作的比较，对《四库提要补正》取得的成就作了客观的评述：“针对《总目》著录版本的不足，不少学者进行了补正。但是，在崔富章的《四库提要补正》成书前，对《总目》的补正，虽多有关注，如叶启勋的《四库全书目录版本考》（连载于《图书馆学季刊》《金陵学报》）名为目录版本考，但其实只是各书版本目录的介绍。余嘉锡的《辨证》于版本一项，实未多言，涉及版本者，多是作为手段来揭示内容的谬误。胡玉缙的《补正》虽有版本的考证，但并不系统，有时也只是阙疑，不敢定论。因此，在《总目》版本的补正上，崔书至关重要。”（陈晓华《“四库总目学”史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4年）1997年1月，中华书局排印出版《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整理本，征引拙著《补正》百处以上。
《四库全书总目》价值重大，影响深远，传本甚多，主要有两个系列：浙江杭州刻本系列和武英殿刻本系列。近一百余年间，学术界一直流行“浙本翻刻殿本”的误说，对《总目》的整理和研究，造成严重障碍，并世学人，咸受其累。我从1992年开始，先后发表了《〈四库全书总目〉版本考辨》（《文史》35辑）、《关于〈四库全书总目〉的定名及其最早的刻本》（《文史》2004年第2辑）、《文澜阁〈四库全书总目〉残卷之文献价值》（《文献》2005年第1期）、《〈四库全书总目〉殿本刊竣年月考实》（《浙江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四库全书总目·韩魏公别录提要〉补正》（《文献》2007年第3期）、《〈四库全书总目〉传播史上的一段公案》（《文史知识》2007年第12期）、《天一阁与〈四库全书〉》（《浙江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四库提要诸本分析》（《文献》2012年第3期）等一系列重要论文，对《四库全书总目》的版本进行研究，辩证讹谬，提出正见：浙本刊成于乾隆六十年（1795）十月，殿本竣工于乾隆六十年十一月；浙本的底本为文澜阁所藏四库馆写本《四库全书总目》二百卷首一卷，殿本的底本为纪昀最终修订稿本《四库全书总目》二百卷首四卷。两个版本主体一致，细节有别，四库馆最后两年（乾隆五十九至六十年）的修订成果（包括彻底洗清违禁图书的影响），最终反映在殿本中。上述见解，破除了长达百年的错误认识，其学术意义不言而喻。201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举办第三届中国古文献与传统文化国际研讨会，安排我与周少川教授共同主持第六场讨论会，因事务缠身未能成行。会后孟彦弘教授特寄来《会议论文集》一巨册，集中载台湾大学中文系夏长朴教授《〈四库全书总目〉“浙本出于殿本”说的再检讨》一文，称赞我的研究结果云：“推翻了传统的‘浙本翻刻殿本’说法，整个考证过程举证历历，证据确凿，推论也相当合理。因而能一扫此前扑朔迷离的众说，拨云见日，得出具体可信的结论。”此文后来又公开发表在《台湾大学中文学报》第四十期。《总目》有多种残稿本传世，为研究《总目》纂修过程提供重要参照，但是必须首先确认其撰集时段。“关于上图、国博稿本的抄成时间，学界有过不少讨论。最早研究上图稿本的沈津先生及首个介绍国博稿本的黄燕生先生先后做出过推测，然皆未得其实。真正解决这一问题的是崔富章先生。他发现上图稿本中收录五种尹会一著作的提要，乾隆四十六年三月，尹会一著作因涉及文字狱而遭到禁燬，故此稿本抄成当在此前，应为乾隆四十六年二月进呈的《总目》初稿。崔氏的判断与稿本所提供的线索及纂修档案所反应的情况相符，实为不刊之论。”（苗润博《台北“国家图书馆”藏〈四库全书总目〉残稿考略》，《文献》2016年第1期）2019年2月，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影印殿本《四库全书总目》二百卷卷首四卷，周积明教授撰《前言》云：“晚清以来，学界普遍认为‘浙本出于殿本’。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崔富章致力于《四库全书总目》的版本考证。他以一系列论文举证，指出浙本《四库全书总目》翻刻之时，武英殿本尚未发放至各省，浙江士绅以文澜阁抄写本为底本翻刻。因此，浙本《四库全书总目》是《四库全书总目》第一个刻本。此论一出，遂爲定谳。‘浙本翻刻殿本论’至是被颠覆。”“据崔富章考证，《总目》颁发至文澜阁的时间当在乾隆五十七、五十八年之间。殿本《四库全书总目》，据纪昀‘校勘完竣’稿本，刊竣刷印装潢呈送御覽的时间是在乾隆六十年十一月十五日。”后出转精，显得成熟。浙本虽未“熟透”，然而可爱，譬如它在多篇提要中保存有被禁燬图书的内容信息。文献亦如生态，多样性为美。
二、楚辞研究
1961年12月，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出版了姜先生编著的《楚辞书目五种》。当时我正在曲阜师院读大二，在图书楼参考阅览室看到，如获至宝，每天提前到图书馆等候开门。三十年之后，上海古籍出版社重印《书目五种》，一同出版的还有我的《续编》。内容基本是我进入浙图古籍部工作，至参编《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期间学术成果的积累。在博陆教书时，姜先生曾给我一部《楚辞书目五种》，我仔细品味，觉得应该做续编。1973年进入浙馆，凡遇到楚辞类图书资料，必作笔记。1977年《善本书目》试点，全省各地调研核查，也是有得必录。直到1987年定稿，前后十五年。姜先生在序中说：“这样，我们奉献给诸君的就是一部比较完备的楚辞学工具书了。自然，学无止境，《楚辞》学有着长长的未来，这书也需要继续得到补充和修订。”1994年，《楚辞书目五种续编》（40万字）荣获中国屈原学会一等奖。2005年，我又完成了《楚辞书目五种三编》（稿本）。为了全面显示海内外研究楚辞的成果，我曾三度赴日本访书，得友人石川三佐男教授、汤浅邦弘教授、井上了君诸位相助，入大阪大学怀德堂文库，目验真宝，满载而归。期间还趁应邀赴台湾谈江大学讲学的机会，查访台湾藏楚辞类相关著述。2010年，在《三编》稿本的基础上，吸纳《续编》修订本部分著录，汇成《楚辞书录解题》，约110万字，著录图籍551种，近千个版本。原编、续编、解题三书，是迄今收录资料最为完备、著作体例最为完善的楚辞目录学著作，凝聚了姜先生与我研究楚辞文献的智慧与心血。黄灵庚在《楚辞文献学百年巡视》（《文献》1998年第1期）中有过一段评论：“崔富章继姜亮夫之后，作《楚辞书目五种续编》，非唯增补姜氏所缺，出[更]有纠误辩证之处，为当世《楚辞》版本目录学之殿。”
1996年到2002年间，我主持了国家社科基金重点规划项目“楚辞学研究丛书”。该丛书分为四个部分：《楚辞集校集释》（400万字）汇集历代楚辞文本的校注成果，为读者提供完善的文本整理资料；《楚辞评论集览》收集从古至今关于楚辞作家、作品的评论性文献材料，纵向展示楚辞研究的发展脉络；《楚辞著作提要》揭示历代楚辞学主要著作的内容、地位和贡献，反映两千年来楚辞学的总体面貌及成就得失；《楚辞学通典》则分门别类对楚辞作家、作品及其影响进行介绍，旨在普及。这四部著作，相互补充，互为依托，是国内乃至世界楚辞学研究承前启后的集大成之作。复旦大学杰出教授、鉴定验收组专家章培恒先生认为：“本项目汇集楚辞历代校注成果，自汉初刘安至本世纪1996年，时间跨度之长，为迄今所未有。收罗宏富，选择精当，版本之善，考辨之确，皆堪称一时无二。又采择历代关于楚辞论评中之具有代表性的见解，汇于一编，并对评论者的情况加以简单介绍，其采择范围之广，选择之客观及审慎，也可称一时无二。本项目的另两项成果为《楚辞著作提要》及《楚辞学通典》，前者对一百八十余种楚辞研究著作以提要的形式加以介绍和评论、辨证，对历代楚辞著作的大致面貌及其得失作了初步的总结；后者是对楚辞本身及楚辞研究中的各种具体问题一一加以介绍。此类介绍既是长期研究的成果，又极便于查阅，对研究者和一般读者都很有用。综上所述，本项目的四个成果堪称楚辞研究中承先启后的集大成之作，具有较高的学术质量，我认为应予通过并列入优等。”丛书出版时，更名为《楚辞学文库》，共计800余万字，荣获浙江省政府一等奖。
日本秋田大学石川三佐男教授评价说：“包括《楚辞集校集释》（上、下）、《楚辞评论集览》、《楚辞著作提要》、《楚辞学通典》共四卷五册（合计800万字）在内的《楚辞学文库》，具备前所未有的体系性、可靠性与便利性。本文库的问世，为今后海内外的楚辞研究者所提供的学问及文化上的帮助将难以估量。可以预见，今后的楚辞学研究，将是以《楚辞学文库》为基本平台，而本文库也将成为楚辞研究者所必读书籍之一。”（日石川三佐男撰，郑爱华译《日本学者所见之〈楚辞学文库〉》，《中州学刊》2005年第6期）
我对楚辞研究的兴趣并未随着《楚辞学文库》的出版而稍有衰减，若有心得，亦常付诸笔端，先后发表了《大阪大学藏楚辞类稿本稀见本经眼录》（《文献》2004年第2期）、《〈中央图书馆善本书目·楚辞类〉补正》（《文献》2008年第3期）、《〈楚辞补注〉汲古阁刻本及其衍生诸本》（《文史》2010年第1期）、《十世纪以前的楚辞传播》（《浙江大学学报》2012年第6期）等论文。其中《十世纪以前的楚辞传播》是2010年春天，应稻畑耕一郎教授邀请，赴早稻田大学演讲的内容，受到日本楚辞学界的高度赞赏。
在完成了楚辞目录学原编、续编、解题三书之后，2016年，我又攜弟子数人以“境外楚辞研究论著总目提要”为题申报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幸获批准，经过数年的收集材料、翻译原著、撰作提要的艰苦努力，完成了50多万字的初稿，经同行专家评审，鉴定结果为优秀，顺利结项，现正在进一步修改润饰，争取早日出版。其后我根据自己多年研究楚辞的心得，在《屈骚精神，亘古常新》一文中对楚辞研究提出了新的建议：“把两千年间不绝如缕的屈骚精神、屈骚传统诠释明白，条理出经验和教训，为新时期的文化建设提供参考和借鉴，是21世纪的楚辞研究者不可推卸的重要职责！”
三、《孔氏家语》研究
《孔子家语》是一部记载孔子及其弟子言行事迹的先秦文献，由孔子十三世孙孔安国编集成书，三国曹魏时期大学者王肃作注，传承有序，影响深远。正史《艺文志》把《孔子家语》和《论语》并列著录，属经部要典，是仅次于《论语》的传统儒家重要典籍。然而自南宋末年以来，《家语》被诬称伪书，论者多以为系王肃伪造，制约了其文献价值的开发与利用，对儒家思想研究造成了严重伤害。2011年春天，浙江大学古籍所启动了编纂大型礼学文献《中华礼藏》的项目，我负责点校整理《孔子家语》。《家语》有一部分跟礼有关系，跟大、小戴《礼记》皆有交集。我七十岁才接触这部书，四十四篇通读一过，作简单校勘，施以标点，数月而毕。任务交出去了，孔子师徒的群像却留在我的脑海里，时浮时现，不能忘怀，感觉甚是可爱。在很短的时间内，我对《家语》一书就形成了自己的看法，发表了《汲古阁刻本〈孔氏家语〉考——兼谈玉海堂影宋刻本》（《文献》2013年第3期）、《颜师古“非今所有〈家语〉”考辨》（《文献》2013年第5期）、《〈孔子世家〉补正》(《孔子研究》2013年第5期)、《〈家语证伪•王肃后序〉辨误》(《孔子研究》2014年第2期)、《〈四库全书总目·孔子家语〉篇发疑》（《文献》2015年第4期）、《孔子世家谱辨证》（《孔子学刊》第六辑，2015年9月）、《〈家语·冠颂〉与〈大戴·公冠〉比较研究》（《国学季刊》2016年第4期）等多篇论文，为清除伪书妄说，推动《家语》深度开发，寻绎孔子思想精髓，探索传统文化基本价值观及其实践路线，辨析《家语》版本等问题发表了独立之见解。正本清源，本是我一生的学术追求，为了还原《家语》的本来面目，目前我正带领弟子作《孔子家语校注》，此书已被中华书局收入《新编诸子集成续编》中，等待出版。
除已完成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等多项规划项目外，目前我还承担着国家社科基金“《孔子家语》研究”等项目。我还将自己在版本目录学、楚辞学等领域发表在海内外的部分论文编为一册，题为《版本目录论丛》，已由中华书局出版，以报答学术界的厚爱。朱新林以《博而不杂，约而不漏》（《光明日报》2016年6月6日16版）为题，对此书作过评价：“该书以版本学、目录学为理论基点，应用于《四库全书总目》《楚辞》《乐律全书》《訄书》等个案研究之中，正本清源，考镜源流，追根溯源，廓清了上述个案之中的很多重大学术问题，使得《四库全书总目》《楚辞》等研究回归正途，推向纵深。”
多年以来，在奋力开拓不同研究领域并取得可观成果的同时，我亦视普及优秀传统文化为己任，曾出版《嵇康集译注》（台北三民书局，1997年出版）、主编《中国文化经典直解丛书》（浙江文艺出版社，1996—1999年出版）等。在进行学术研究的同时，我还一直为研究生开设版本目录学、楚辞研究等课程，招收培养了数十名博硕研究生，接收了多名博士后，大多已成为教学与科研的中坚力量，有几位还走上了重要的“双肩挑”领导岗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