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2月29日，曾任浙江丽水学院院长的朱土兴教授新书《回望》首发仪式暨出版座谈会在浙江省委党校举行。这本40多万字的著作凝聚了朱土兴教授四十多年的理论研究心血和思考，选编集结了他在不同时期、不同岗位撰写的学术论文、调研报告、决策建议。来自省委党校、省社科联、省社科院和部分高校领导、专家对此书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一致认为该书既是他人生轨迹的记录，更是我国改革开放理论不断深入发展的反映，不仅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而且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今天，让我们来听听一个共和国的同龄人、一个学者、领导者，如何讲述他的学术人生。
从“石头村”走来
我出生于农历1949年10月12日，老家在缙云县一个名叫“石头村”的地方。“石头村”是它的俗名，它的行政命名是“岩下村”，因坐落于巍峨险峻的百丈岩下而得名。之所以又被叫“石头村”，皆因整个村子的房子都是用石头垒砌而成的。今天，它已成为一处远近闻名的旅游景点，是“丽水市美丽乡村”、“浙江省特色旅游村”、“浙江省历史文化古村落”、浙江最美五个古村落之一，被列入第三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但在昔日，这里可是条件恶劣的穷乡僻壤。它地处仙居、磐安、缙云三县交界的大山里，不通公路，赶集交易都得起早摸黑，肩挑背扛，翻山越岭；资源贫乏，耕地少，祖祖辈辈不得不靠挑私盐挣脚钱维持生计。石头村海拔600多米，终年气温比较低，特别是冬天，天寒地冻，为防冻裂、坍塌，建筑都采用石头，石头墙、石头路、石头拱桥，放眼望去，“无处不石头”，远看就像一座神秘的“石头城堡”。我生于斯，长于斯，艰难封闭的环境，让我从小就产生向往山外、走出大山的梦想；坚硬刚强的石头，赋予我吃苦耐劳、坚韧不拔的品格。据我所知，我是解放后从石头村走出的第一个初中毕业生、高中毕业生和大学生。村党支部书记朱刚强对我说：“你是建村600多年来，官当得最大的”。
对我童年和少年时期乃至一生影响最大的有两个人，首先是我父亲。我的父母都是大字不识几个的农民，父亲9岁没了爹，自小和奶奶相依为命，受尽没有文化的苦头，他认为只有读书才能改变命运。解放了，子女有上学机会了，他下决心不管自己多苦多累，一定要让几个孩子读上书，培养成人。自我一到学龄，父亲就马上送我到学校读书。另一个是石头村小学老师朱进朝，可以说他是我今生遇到的第一个贵人。他教学水平高，且爱生如子，对学生学习、生活关怀备至。尤其对我像对他自己的儿子一样，不仅学习、生活严格要求，而且教育引导我如何做事做人，确立人生的奋斗目标。我也暗暗下决心，要像他一样，当一个好老师。
我的小学一年级到四年级都是在岩下村小读的，是复式班，一个教室七八十个人，语文、算术、音乐、美术、体育都是一个老师在教。尽管学习环境差，师资不足，但老师教得用心，学生学得刻苦。五年级到六年级，去离家15华里的乡中心小学就读，这是我住校生涯的开始。初中是在壶镇中学读，离家30华里。高中到了离家100华里的缙云中学。从高小到高中，路程从15里延展到100里，靠的都是两条腿，都是肩挑一付担子，脚穿一双草鞋，走着来走着去。担子一头是菜和米，一头是柴禾。菜是霉干菜、咸菜；柴禾用来抵蒸米饭的柴火费。买不起胶鞋只能穿草鞋，双脚磨出一个个血泡，只能咬牙忍着。去缙云中学上学或放假回家，凌晨两三点钟就得动身出发，走十多个小时。虽然壶镇到县城有班车，票价仅7角5分，但舍不得买，也买不起。我就这样从一周一个来回到半月一个来回，再到一学期一个来回，一步一个脚印地越走越远。
三次铭心“修炼”
我属于高中老三届，生不逢时，高中期间遇上了文化大革命，中学停课大学不招生。
1973年“批林批孔”之后，国家曾经试图恢复高考，我也参加过县里组织的考试，据一位参加批卷的老师跟我说，我的语文成绩考了全县第一。但是考后不久，这种大家盼望已久的恢复高考被张铁生的“白卷”冲掉了，大学招生又转为推荐。我当时在缙云县印刷厂当工人，县招办给厂里一个推荐名额，包括我在内厂里有两个人都想上大学。经全体职工大会推荐，我得了多数票。再经县、地区等层层选拔，最终我于当年9月进入杭大政治系就读。
但是到了第二年3月，“反击右倾翻案风”刮了起来，有人把大字报送到学校，说我是修正主义路线的苗子，要把我“揪”回厂里去。求学的艰难使我深深懂得上大学机会难得，也迫使我如饥似渴地汲取知识，除了认真听课，课后还到图书馆翻阅资料，甚至周末也经常去新华书店，没钱买就在那里翻看。我的行为也感动了老师，他们将在文革之前的讲稿拿出来给我看。我如获至宝，不仅看，还工工整整地抄下来，至今我仍保留着这些笔记。
在这里，我第一次比较系统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灌输。原本，政治系所学的理论知识，主要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以及国际共运史、中共党史等。因当时处于文革期间，原有的基本原理教材被废止，因此侧重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原著，比如《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反杜林论》、《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自然辨证法》、《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哲学笔记》、《实践论》、《矛盾论》、《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作。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过程，也是自身世界观不断得以改造、成熟的过程。1974年7月我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这就是我人生的第一次“修炼”。通过这次“修炼”，我在小学时候形成的要当人民教师的朦胧理想，进一步得到了明确：要当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科学的人民教师！
1976年夏，杭大毕业后，组织上分配我到缙云县委党校当理论教员。作为当时党校最年轻的教员，组织上给了我许多学习锻炼机会，例如起草县领导培训讲稿、跟领导下乡调研、参加县里各种工作组以及抽调到落实政策办公室，等等，这对我了解和熟悉基层，理论联系实际，提高教学水平很有帮助。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的工作重心转移了，对干部经济理论的培训被提到了非常重要的日程上来。1980年初，省里决定在省委党校举办一个为期三个月的干部经济理论培训班，重点培养地、县党校经济理论教员。县委组织部与党校领导研究决定让我参加这次培训，组织的意图与我自己想当好党校老师讲好课特别是经济理论课的想法相吻合，因此，我很珍惜这次机会。
这期培训班，主要就是专题学习《资本论》。这对初涉《资本论》的人来说会觉得深奥难懂、枯燥无味，但是我由于有这样的内在动力，又在杭大学过《资本论》，再次学习《资本论》，特别是结合改革开放后经济发展的新形势，对《资本论》里的许多论断有了新的理解，收获很大。
学习结束前，我写了一篇《谈谈社会主义竞争》的体会文章在培训班讨论会上发言，针对认为竞争是资本主义特有的范畴、社会主义不能讲竞争只能讲竞赛的传统观念，我从商品所具有的价值和使用价值的内在矛盾及转化来说明竞争是商品的本性，如果扼杀竞争，社会主义经济就不可能有活力、有好的发展。我的发言引起省委党校李基固等教授的关注和赏识。这是我人生的第二次“修炼”，通过这次“修炼”，我更进一步明确，要当好传播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党校教员。
1981年10月，省委党校举办第一期本科理论进修班，分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和党史党建等四个专业，采取组织推荐与考试相结合的方式招收学员。该期进修班在300多位报考者中录取了50多位学员，我有幸进入该班政治经济学专业学习。学习时间是两年，重点是系统深入学习《资本论》一、二、三卷。省委党校教学的显著特点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特别是在学《资本论》过程中，把《资本论》的内容抽去资本主义的特性来观察、分析、研究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比如社会主义商品价值规律、社会主义资金的积累、社会主义资金的循环与周转、社会主义的生产与扩大再生产、地租与级差地租，等等。同时，我也比较系统地学习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党史党建基本原理。这些基本原理都是在粉碎“四人帮”拨乱反正之后形成的，特别是关于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发展状况的原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原理；实事求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原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的原理；发展是硬道理和抢抓机遇的原理；区分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坚持重点论和抓主流的原理；内因与外因、现象与本质、结构与功能、可能性与现实性、质量度等辩证关系的原理；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以及科学的辩证思维的方法，等等，我都有了一个比较深刻的认识和理解，这对我在日后观察、分析、解决实践问题有着很大的帮助。这是我人生的第三次“修炼”。通过这次“修炼”，为我提升经济理论的教学水平和研究能力奠定了基础。
荣膺“两张半嘴”
1983年10月，省委党校毕业后，组织上将我调到丽水地委党校担任政治经济学教员。12月初，为农村青年干部培训班上了社会主义企业资金循环与周转、成本与利润、商业与信贷等三堂课。这个班有100多人，是地委从村级优秀青年干部中选拔出来培养乡镇干部充实乡镇骨干的一个重要培训班，时间为一年，前半年在农校学习，后半年在地委党校学习。这些学员学习积极性很高，求知欲望很强烈。为了讲好这几堂课，我从以下四个方面下功夫：一是在党性修养上下工夫。党校老师要姓党，这是我在党校工作和学习7、8年，特别是省委党校老师的言传身教给我的深刻启示。要做一名称职的党校教员首先必须加强自身党性修养，以对马克思主义的真学、真讲、真信、真用来影响和感染学员。二是在熟悉教材上下功夫。把资金循环与周转、成本与利润、商业与信贷这些深奥的理论用自己的语言，通过深入浅出的讲解，使学员能比较好地掌握其理论要点及其逻辑联系。三是在调研上下功夫。讲课前，用了近两个星期时间到莲都区（时为丽水市）和缙云县，深入多家国有、集体、乡镇企业等不同所有制性质的企业调研，了解企业经营状况，特别是生产和扩大再生产中碰到的需要认真注意和解决的一些重点难点问题，把有些典型的案例融入教学，把本来枯燥无味的内容变成生动有趣的知识。四是在编好教案、熟悉教案上下功夫，包括板书设计。课前虚心、认真地征求学员骨干的意见，了解和知道学员需要听些什么，使教学更有针对性，让学员想听，爱听，听得进。这几堂课讲了之后，学员反响强烈，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把我列入了地委党校课讲得最好的老师“两张半嘴”之一张。
由于到地委党校学习的多为全地区县处级领导干部以及乡镇书记、乡镇长，随着我为他们讲课越来越多，我的知名度也越来越大起来，邀请我到市直机关、各县（市、区）、乡镇以及大中专学校、企事业单位讲课也越来越多。调离党校后，我前后担任地委讲师团专职副团长、地（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兼讲师团长、社科联主席、丽水日报社党委书记、总编辑、丽水师专校长、丽水学院院长，乃至退休以后，讲课一直没有停过。讲课主要内容包括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解读、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央、省、市重大决策等。我对各地方、各单位需讲的每一堂课都尽心尽力，精益求精，同时认真履行岗位职责，积极主动谋划和组织全地区干部理论学习向广度深度发展。丽水地委讲师团干部理论教育经验在当时浙江省委宣传部理论工作指导性刊物《理论学习》上登载，并在全国讲师团长会议上介绍，得到时任中宣部副部长刘云山表扬，我亦被评为县级先进工作者和浙江省优秀宣传工作者。
欣尝“王母蟠桃”
这要从第一篇公开发表的文章《“资本主义生产是商品生产的最高形式”质疑》说起。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虽然对社会主义经济中存在商品生产商品交换有了进一步认识，认识到不仅生活资料是商品，生产资料也是商品，不仅两种所有制之间交换的产品是商品，全民所有制内部企业之间交换的产品也是商品，社会主义还要大力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但是，仍然把资本主义生产看作是“最发达的商品生产”、“ 商品生产的最高形式”、“商品关系自身发展的顶点”。为此，我于1983年12月撰文提出质疑：“资本主义生产是商品生产的最高形式”、“顶点”的提法，如果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是商品生产发展过程的最后一种历史形式，那么社会主义还要大力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又该做何解释呢？这既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原意，也不符合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我从商品生产的质的规定性、量的规定性和发展方向三个方面来说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使商品关系自身发展到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是商品生产的最高形式。
文章写好之后，我向地委党校《教学参考》投稿。当时《教学参考》七个编委看了我的文章， 其中6人认为不宜刊登，担心这篇文章有“精神污染”之嫌。一直到1984年3月，时任省委宣传部理论处处长雷云带队到丽水地委党校考察丽水地委党校办大专班的条件，我借陪同考察的机会把这篇文稿交给了雷云处长。雷处长回到杭州之后，召集理论处、《浙江学刊》有关领导和专家研究。7月份，该文在《浙江学刊》上发表了。文章发表后引起学术界广泛关注，《光明日报文摘报》、《经济学文摘》、《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等多家报刊纷纷给予全文转载或摘登。同时也有不少同志对该文提出商榷意见，《浙江学刊》围绕该文提出的观点开展学术争鸣；《光明日报》也开辟专栏讨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问题。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复旦大学教授蒋学模先生在其主编的高等学校通用教材《政治经济学》1988年第5版中采纳了该文提出的观点，将“资本主义生产是商品生产的最高形式”改为“资本主义生产是私有制商品生产的最高形式”。《浙江社会科学》杂志主编俞伯灵、省社科院科研处处长黄宇说，像这种理论文章，今天看起来也许很平常，但在当时是要承担风险的，是需要勇气的。
该文的发表及引起的社会反响，进一步激发了我学术研究的激情和动力，进而逐步养成了理性思维、理论探索的兴趣和习惯。《回望》一书可以说是我一生学术研究成果的集中反映和理论探索与实践轨迹的记录。这本书选编了我以往发表的学术论文、研究报告、咨询建议52篇，40多万字，分4个部分。第一部分“政经初探”，选编了在《经济研究》、《经济科学》、《财贸经济》、《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浙江社会科学》、《浙江学刊》等期刊发表的学术论文12篇，计10万多字。主要涉及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前沿理论问题。第二部分“方舟求索”，选编了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浙江大学学报》、《浙江社会科学》、《浙江省委党校学报》等出版社和期刊发表的学术论文10篇，计10万多字。主要涉及区域经济发展特别是欠发达地区生态绿色发展的理论问题。第三部分“黉门纪要”，选编了在《中国大学教学》等期刊发表的理论文章15篇，计10万多字。主要涉及欠发达地区如何办好高等教育，为当地培养出更多更好人才的思考和实践。第四部分“献策立言”，选编了向省、市党委政府提交的咨询建议15篇，计10万多字。主要涉及欠发达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热点、重点、难点问题。
值得一提的是，随着工作岗位的变动和实践平台的拓展，我的学术研究方式逐步由个体为主向团队为主转变，学术研究方向逐步由理论研究向应用研究转变。如果说在党校担任政经教员的时候是以个体研究为主，那么自1991年担任领导干部后，则逐步转变为以团队研究为主。在这近30 年里，我先后主持并完成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省社科规划重点课题、省新世纪教改项目、省科技软科学计划项目以及省教育厅重点项目，市科技局招标项目等10余项，出版《生态文明与欠发达地区工业化战略研究》、《欠发达地区深化脱贫研究》等专著6部，在《浙江大学学报》、《浙江社会科学》、《浙江省委党校学报》、《浙江经济》等期刊发表研究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学术论文数十篇，其中，有5项成果获浙江省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向省、市党委政府提交事关欠发达地区经济社会发展重点、难点、热点问题的咨询建议20多个，多数被采纳，得到省政府领导和市委市政府领导充分肯定。特别在丽水学院任职期间，我创办省级重点学科区域经济学，以欠发达地区研究为基点，以生态绿色发展研究为重点，形成鲜明的研究特色，既推动了学校更好地融入和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又带动了师资人才队伍建设。
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王昌荣在《回望》序言中指出：朱土兴教授学术论著、研究报告、决策建议具有政治站位高、学术研究有深度、研究成果有厚度等特点，虽然时隔30多年，现在读起来仍然很亲切，仍具有现实指导意义，体现出创新性、前瞻性、实践性的高度统一和严谨的求索精神。
省社科联副主席邵清在《回望》首发式暨座谈会上说：朱老师这本专著为现在学术研究，特别是青年一代树立了一个榜样和典范，既注重理论问题，又注重现实问题，理论联系实际，这样的学者精神是值得当代青年学者学习的。
省委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胡承槐说：我觉得这本书意义很大，第一部分有些重要观点现在一点都不过时，而且非常有现实指导意义。像对商品经济似乎是共识，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回事。近年对商品经济市场经济是不是需要搞提出许多质疑，这是学术的政治意义。同时，学术本身还是属于顶级的水平。像生产关系的三层含义，按劳分配博弈分析，也是我们理论教学中、宣传中，很多方面都没有达到老朱文章的水准，在我们马列教学当中，包括干部、大学生、硕士、博士教育，老朱的观点在我们课堂上，还是非常有价值的。
日报改革“三把火”
1998年9月，我担任丽水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兼丽水日报社党委书记、总编辑。这是我从理论宣传岗位转身于实务管理岗位的第一个重要的实践平台。
当时的丽水日报社是个“很难搞”的单位，时任地委主要负责人与我谈话时说“报社这个地方您搞好了，还有哪个地方您搞不好？！”我到任后对报社的状况做了深入的调查研究，发现尽管存在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丽水经济欠发达，报社广告经营难度大；员工收入分配水平低，人才外流严重；领导班子不团结，矛盾多等等，但从根本上说是管理体制机制的改革不到位，没有找到一种能够把广大干部和员工权责利紧密结合、积极性得到充分发挥、有效推动报业发展的具体模式。比如广告经营，采取的是成本管理责任制，较之于平均主义大锅饭是一大进步，但其存在的成本高、效益低等弊端也是很明显的。要走出困境，必须加大改革力度，创新体制机制。为此，我在统一报社上下思想认识的基础上烧起了日报改革“三把火”。
第一把火：改版面。报纸质量与报业经营的关系是“皮”与“毛”的关系，报纸质量是“皮”，报业经营尤其是广告与发行是“毛”，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为此，我把振兴丽水日报社的第一个步骤定位在精办报纸、活化版面上。一是调整采编部室，打破多年一贯制的“采编合一”加“采编分流”为一体的机制，实行采编全面分流，并大大增加新闻版的份额，提高报纸的新闻质量。此举既激活了采编人员的工作积极性，也让新闻采编与报业经营两个轮子一起转动。二是创办了《瓯江特刊》，扩充了社会专刊与经济专刊版面，强化新闻舆论监督、典型报道和深度报道，将动态新闻与深度报道、权威性和可读性进行有机的融合和协调，使报纸的质量上了一个新台阶。仅两个月时间，报社就有多篇新闻报道获得了全国和全省大奖，受到浙江新闻界的关注与好评。
第二把火：改革经营机制。广告经营改革实行规范化全风险责任制，广告经营团队由竞标产生，从而极大地调动了广大经营人员的积极性。广告经营效益发生了根本性变化，1999年和2000年，报社广告纯利润增长幅度都在60%以上，成为浙江省报业风景线中的一个亮点。
第三把火：改革分配制度。把所有员工的档案工资全部存入档案，将员工的经济收入划分为三大块：第一块是基本工资，以地方政府确定最低生活费为标准，领导与普通员工一视同仁；第二块是岗位工资，按职级定系数，加工龄和报社龄补贴；第三块是奖励工资，按完成工作的数量和质量发放，多劳多得，多超多奖，完不成任务则要倒扣，上不封顶，下不保底。这项改革，报社在后来省劳动人事厅召开的工资制度改革会议上作了专门的经验介绍。
在上述三项改革实施过程中，也曾出现诸如个别非经营团队人员不经过广告管理程序搞体外循环，为个人或小团体谋取私利等问题，如果让其为所欲为，整个改革将会功败垂成。面对这种问题，我和班子成员在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的同时，采取坚决措施，及时加以解决。从中我深深体会到，体制机制再好都是要靠人来执行的，领导班子的坚强团结、一把手的敢于担当是保证体制机制健康运行的重要条件。
通过以上改革“三把火”，革除了丽水日报社的积年沉疴，使丽水日报社走出困境，新闻和经营两个轮子都快速转了起来，面貌焕然一新。
师专升本抢机遇
2001年1月，组织任命我担任丽水师专校长，这是我继丽水日报社后的又一个重要的实践平台。
当时的丽水师专正面临着升格本科、实现高等教育突破发展的窗口期和严峻挑战。2000年3月，浙江省人民政府颁布《浙江省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2000—2020年)》，明确指出：到2010年基本完成二级师范教育向一级师范教育过渡。这对丽水师专来说，既是发展的新机遇，又是面临的新挑战。处在浙西南中心的丽水，要跨越发展，对人才的渴求强烈，现实却是人才资源严重不足。丽水相对滞后的高等教育，根本无法满足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建立本科院校势在必行，志在必得。我赴任时，时任市委书记丁耀民语重心长地对我说：“组建丽水学院是丽水师专发展的不二选择,就是少修几条路，少盖几栋房，勒紧裤腰带也要把丽水学院办起来！”
2001年6月初，我带队到教育部咨询升本相关事宜，得知全国高校设置评委会三届五次会议对《普通高等学校设置条例》作了修改，要求独立升本的本科院校，校园占地面积在500亩以上，校舍建筑面积不低于12万平方米，教学仪器设备总值不少于2500万元，图书资料65万册以上，具有硕士学位和研究生学历的教师占专任教师总数的30%以上，教授20名以上。而我们当时的情况是：占地只有145亩，校舍3.6万平方米，教学仪器设备400万元，图书30万册，具有硕士学位和研究生学历的教师19人，教授5名，差距不可谓不大！
北京回来后，我将北京之行情况向学校党政班子作了汇报，大家一方面进一步认识到学校发展面临的严重危机与挑战，另一方面进一步激发了负重拼搏加快升本步伐的决心和信心，明确提出“苦战两三年，实现专升本”的行动口号。
我们将自己的短板进行了综合分析，明确重点和主攻方向，集中力量加以补齐，这就是以校园扩建工程为重点的硬件建设、以硕士工程、教授工程为重点的软件建设。在升本行动口号激励下，全校教师员工围绕升本工作重点和主攻方向，摒弃一切杂念，消除一切隔阂，不推诿、不扯皮，以主人翁的意识和时不我待、知难而进、只争朝夕的精神，全身心投入升本的各项准备工作中。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我校办学史上，2001—2003年的建设与发展是突破性的，也是开创性的。截至2003年底，校园占地面积达到807亩，是2000年的5.6倍；校舍建筑面积25.7万平方米，是2000年的7.1倍；图书馆藏书65万册，相比2000年净增35万册，并建成信息网络现代电子图书系统；新建、扩建了各专业基础课教学实验室和计算机基础实验中心、现代教育技术中心等，教学仪器设备总值近3300万元，较2000年增加了7.25倍。在整个软件中份量最重的师资方面，专任教师中拥有教授职称的达到29人，具有研究生学历或硕士以上学位的教师95人，其中博士7人。
在丽水这个财政特殊困难的欠发达地区，资金不足是升本的最大困难。校园扩建需要钱，引进人才需要钱，购置教学仪器设备需要钱，购买图书需要钱，等等。为了解决资金瓶颈问题，我和相关班子成员可以说真是绞尽脑汁想办法，就像营销人员推销产品那样，历尽“千山万水、千辛万苦、千言万语、千方百计”，奔杭州，上北京，去市里争取经费。比如以申报项目的办法向各级政府有关部门争取资金；利用自己省党代表、政协委员的身份向省里提建议、报提案，要求解决省市共建、以省为主的管理体制和办学经费定补的问题；向市里提建议，要求解决生均经费和贷款财政贴息等问题；引进社会资金办后勤，等等。
争取资金是个艰难困苦的过程。比如，去北京申请中央教育国债补助性经费。我和学校相关同志是头天晚上11点多钟到北京，第二天上午到国家发改委找到相关司长汇报，下午又到教育部，晚上从北京回到杭州，第二天早晨天没亮又起身赶回丽水，参加会议。又如，我家和市政府就隔一堵围墙，我晚上经常会观察市长办公室灯是否亮着，如果亮着，就会去敲门，坐在那里软磨硬泡，不达目的不罢休。时任丽水市市长刘希平调任省教育厅厅长后，与教育厅的干部说“朱土兴这个人真敬业啊！大家都回家过年了，他还跑到我办公室，半夜三更了，不答应就不走”。据我所知，从2001年至2010年，在我担任丽水师专校长、丽水学院院长的10年间，市委常委会和市政府办公会至少有6次专题会议，研究解决我校办学资金难的问题。
教育资源整合是我校升本必须迈过的一道坎。时至今日，回首往昔，其中的艰辛、艰难和艰苦，让我记忆犹新、感慨万千。丽水学院在创办过程中，历经数次合并与拆分。（1）2000年8月，浙江少数民族师范学校和松阳师范学校并入丽水师专，设立丽水师专溪口校区和松阳校区。其中，浙少师的人、财、物实质性合并到2001年7月基本完成，松阳校区于2003年10月又从丽水师专剥离出去，成立丽水中等专业学校，划归市教育局直接管理。（2）2000年9月，成立丽水师专职业技术学院（林校、商校合并组建），人、财、物独立，只是学校毕业生证书经丽水师专签章，于2003年9月与丽水师专脱钩，改为丽水职业技术学院。（3）2002年4月，以丽水师专溪口校区为基础建立丽水师专附属高中，并挂民族中学牌子，于2005年12月从丽水学院剥离出去，划归市教育局管理。（4）2003年3月，丽水师专、丽水职业技术学院（工校、农校合并组建）合并成立丽水学院筹备委员会，以丽水师专为基础申报升本。（5）2007年3月，丽水卫生学校并入丽水学院。这些合并与拆分，除师专职业技术学院外，都涉及资源的实质性重组与利益的调整，不仅工作量大，而且矛盾多。学校党政班子本着“从大局出发，以事业为重”的原则，严格按照市委、市政府提出的有关要求，做到思想先行、计划周密、措施得力、工作细致、操作到位，实现了合校、合心、合力。
迎接教育部高校设置评议委员会专家组的评估是专升本的关键环节之一。可以自豪地说，这个环节是做得很出色的。在迎评准备过程中，我们严格对照本科院校设置标准，精心做好各项准备工作。除了保证硬件建设和内涵建设按时到位外，着重抓好申报本科学院材料的编制工作和迎评的组织工作，对申报材料、汇报材料和支撑材料，反复推敲核对，确保准确无误，多次组织自查、自评和演练活动，发现问题，及时整改。2003年12月22日，教育部组织全国高校设置评议委员会专家组来校，就丽水市申办本科院校工作进行考察评估。对学校升本方案的汇报，专家组专家给予高度评价，原四川省教委副主任符宗胤说“朱校长的汇报非常好，我听了以后非常振奋，为什么这么说呢？介绍的非常清楚。我们到浙江已考察了5个学校，你们是第6个学校，我认为介绍的是最清楚的。”专家们一致认为丽水市委、市政府十分重视丽水学院的申报工作，申报丽水学院的必要性论证严密，可行性论述清晰，认为学校的汇报体现了比较科学的办学理念、清晰的办学思路、规范的办学行为，阐述学校发展规划、定位、目标、任务明确，措施具体，工作到位。据时任教育厅长候靖方对我说：专家组反馈你校在当年我省接受升格和更名评估的8所高校中总分第一。2004年3月27日，在成都召开的全国高校设置评议委员会上，全票一致通过我校“专升本”评审。同年5月19日，教育部致函浙江省人民政府，同意丽水师专改建为丽水学院。这就意味着，我校比省政府设定的升本年限，提前一年创办成功。从此我校又一次步入了新的历史起点，开启新的征程。经过6年的抓规范、强内涵、促提升，我校又于2010年5月顺利通过本科教学工作合格评估。
日报改革“三把火”、师专升本抢机遇的成功，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可。时任丽水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徐竣对我说：“在丽水许多人想干事，但干得成事的人不多，您老朱是既想干事又干得成事的人。”我说：“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想干事、干成事，与上级的正确领导、干部群众的大力支持是分不开的，同时，哲学社会科学所蕴含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我智慧和力量的源泉”。省马克思主义学会副会长王来法、省《资本论》与社会主义经济研究会副会长李炯说：朱土兴教授不仅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打得很扎实，而且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分析解决实践问题。省社科联副主席邵清说：“朱老师不仅在学术上做了很多努力，这种学术上的努力不仅仅是做了很多理论文章，他自己本身也是一个实践者，不管是在党校、讲师团、社科联、宣传部还是在报社、丽水学院，他都在不断地探索实践，而且在实践中做出了贡献。”
“治学”“为官”“做人”
一生中，我常用三个“度”来规范、省视自己。
治学要有热度。我参加工作50多年来，在工厂、党校、讲师团、社科联、宣传部、报社、高校等多个单位工作过，不管哪个岗位，都能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干好一行。工作不分昼夜，不知劳累，经常没有星期天、节假日，不少人称我为“工作狂”。但我认为，我始终是一个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学习者、传播者、研究者、实践者，始终是社科战线上的一名战士。从我第一次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灌输，第一次登上党校讲坛，第一次发表理论文章，直到2014年退休，乃至退休后的这几年，一直没有停止过对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学习、传播、研究和实践。我的新书《回望》，可以说是这种底色的体现。
省特级专家、省委党校陆立军教授说：“朱土兴出这本书，我很高兴。像朱土兴同志这样既当过官，但是又没有像别的官一样迷恋官。他这个人人生经历、工作经历很丰富。我作为一个曾经的老师，当时的学生能出这样一本书，很厚重的一本书，这是我们当老师的心里最大的安慰”。
原省委党校副校长、巡视员郑仓元说：“我觉得老朱《回望》这本书体现了一种情怀，体现了一个中国学者的情怀。换了这么多岗位，始终没有放弃对研究的追求。这本书体现出深深的理论研究情怀、实践求索情怀和教育情怀，是这三种情怀串起来的，没有这样的情怀，是不可能静下心来，写出这么多文章来的”。
《浙江日报》全媒体评论理论部总监谢正法说：“《回望》这本书，体现了朱土兴教授一种精神，这就是初心与恒心、坚守与创新的统一。”
为官要有气度。我体会气度是当好领导的关键。一个好领导不仅要有真才实学，有敢作敢为、开拓进取的精神，而且要有宽阔无私的心胸，海纳百川的雅量，襟怀坦白的气度。我历任地委讲师团专职副团长、地（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兼讲师团团长、社科联主席、丽水日报社党委书记总编辑、丽水师专校长，丽水学院院长，既当过副职又当过正职，在各个不同的岗位上都能够比较好地处理好上下级之间、同级之间、前后任之间以及内外部的关系，原因在于我心怀坦荡、尊重人、信任人，善于设身处地，换位思考。
我在实施深化报社改革过程中，提出四句话：一是不否定前任；二是多换思想；三是少换人；四是争创一流。由此凝聚了人心，调动了广大员工的积极性，顺利推进了各项改革措施的落实。
担任丽水日报社党委书记兼总编辑、丽水师专校长，对我来说都是全新的岗位，熟悉、适应这两个岗位的过程，也是我学习、提高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除了向书本学（如报纸编辑学、高等教育管理等）外，更注重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放下身段，甘当小学生，真心实意向领导班子成员、中层干部和广大员工学习讨教，认真倾听各方面的意见建议，从而较快地熟悉了情况，进入了角色，找准了工作的方向和着力点，凝聚起人心，调动了广大干部和员工的积极性。
在使用干部问题上，我认为既要有用人的艺术，更要有用人的胸怀。人无完人，金无足赤。人都是有缺点的，尤其是年轻人更在所难免。作为领导者要有容人之短、用人所长、用人不疑的胆识，同时要有善于团结包括对自己有意见、反对过自己并被事实证明反对错了的同志一道工作的胸襟，这也是我在报社和丽水学院有所作为的要诀。
在事业发展问题上，我认为既要对自己负责，对当前负责，更要对后人负责，对今后负责。丽水师专2004年升本时，负债总额3.14亿；当年负债利息2240万，财政日常运行经费拨款1900万元，还不够支付利息。升本后至2010年5月我离开院长岗位时，在既要做好迎接本科教学工作合格评估需要大量资金投入，又要逐年提高教职工收入分配水平，还要支付银行贷款本息的情况下，千方百计、想方设法把银行贷款余额降到1.4亿元，含暂借的金桥文苑土地款8000万元，实际外债从3.14亿降到6000万元。
丽水学院党委书记廖思红说：朱土兴教授多年来在治学治校上任劳任怨，尽心尽责，孜孜不倦，对老一辈丽水学院人的这种敬业精神和治学情怀，我们一定要传承好，更好地凝聚干事创业力量，促进学校各项事业发展。
浙江科技学院党委书记龚建立说：“朱校长在长期的治学治校实践探索中形成的办学理念，对其他学校也很有借鉴意义”。
做人要有温度。我认为不管是做官还是做学问，首先是做人；治学为官是一时的，做人是一辈子的。要治好学，当好官，首先要做好人。这就是做人要有爱心，对国家，对社会，对干部和群众要充满爱。领导干部有这样的爱心，就会自始至终坚持以人为本，把为党、为国家、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的人生价值取向和宗旨；就会自觉处理好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关系；就会主动地关心干部职工的疾苦，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在创办丽水学院过程中，我深切感到高层次师资的短缺，是软件中最大的短板。为此，我提出感情留人、环境留人、待遇留人、事业留人。一方面，千方百计留住现有人才。例如，创造条件，鼓励教师尤其是青年教师进修、访学、攻读硕士博士、晋升职称，提高整体素质，满腔热情地帮助他们解决在进修、访学、攻读学位、申报职称过程中遇到的具体困难和实际问题。另一方面， “筑巢引凤”，加大力度，攻坚克难，引进高层次人才。例如，对引进的教授、博士在解决他们的家属工作安置、子女入学等问题的同时，提供120平方的住房，服务期满给与过户。在过户时受到个别领导的指责，但我为了学校发展忍辱负重，据理力争，使问题最终得到圆满解决，同时也推动了市里相关人才政策的出台。
一名学者，一名教授，同时也是一名官员，一名领导者，朱土兴同时把握好了这两个“角色”。作为学者、教授，他孜孜以求，穷耕不辍，教书育人，诲人不倦；作为官员、领导者，他虚怀若谷，呕心历血，心系群众，敢作敢当，尽心竭力为国家改革开放、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奉献光和热。
省社联原副主席蓝蔚青说：“朱土兴无论到哪里，都是做一流的工作，是本省经济学界的重要台柱，丽水社科界的一面旗帜”。
省社科院院长何显明、省委党校副校长徐明华说：《回望》记录了朱土兴教授几十年学术探索的心路历程，凭借其对学术研究的执着和毅力，为其学术生涯交上了一份完美的答卷。
（钟郁芬，原《丽水日报》记者；胡学云，原丽水学院党委委员、组织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