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庆，1946年1月生于重庆，祖籍浙江安吉。大学文化程度，副研究员。杭州研究院（西溪、运河）客座研究员、杭州市志鉴专家库专家、余杭区史志学会名誉理事长、余杭区良渚学会名誉主席、杭州城市学研究理事会余杭分会专家顾问等。曾任浙江省地方志专家委员会委员、浙江纪事年鉴指导委员会常委、余杭区地方志办公室主任等职。著有《行吟余杭》《韵含水石》《西溪丛语》《南湖史话》《仓前章氏家族》《超山史话》《临平史话》《余杭山水形胜》等，发表论文《续志体例和内容的考察》《科学研究党史，服务党的建设》《志书总纂的实践和思考》等50余篇。主编《余杭市志》《余杭军事志》《余杭建设志》《余杭环境保护志》《超山志》《瓶窑镇志》《鸬鸟镇志》《临平志》《余杭农业农村志》《余杭经济技术开发区志》等，总纂《余杭通志》。
从学校毕业，我即在余杭农村学校任教，从事中小学教学和学校行政管理工作22年。1987年7月，大约上面认为我教书尚可，全县唯一的九年制义务教育试点乡又有些成绩，便调入余杭县教育委员会，任办公室副主任。一年后，又被分管文教的副县长看中，调入余杭县政府办公室，任秘书科科长、文卫科科长等职。因工作关系，我有机会走遍全县几乎每一个地方。眼看余杭山川绚烂，豁然畅我胸怀，悠然开我思绪。元代文学家辛文房《唐才子传》中提及诗人张锐，说他：“晚谪岳阳，诗益凄婉。人谓得江山之助。”“凄婉”主要是受嫡贬生活的影响，但与“衔远山，呑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的巴陵山水胜状不无关系。登高可以壮观，涉远可以广思，自然界对人有荡胸涤肠、陶冶性情的作用。余杭山川环错，丰邑浩穰，我曾登山窑头，涉水苕溪，更喜名胜径山、超山、黄鹤山，还有悠悠上塘运河。说实在的，余杭的山水滋养了我，给了我智慧和力量，促使我想进一步了解它、熟悉它，并为之服务。修志问道，资政育人，这也许是我从事地方志编修近30年的原因。
一、修志实践
1993年10月，我调至余杭县(市、区)地方志办公室，另一块牌子是中共余杭县(市、区)党史研究室。不久便担任主任、主编。一般而言，政府办公室出来的人都有个好去处，编史修志是苦差事，所谓“得志不修志，修志不得志”。而我却如鱼得水，自以为是。
余杭是一个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的地方。余杭，“其名自夏少康封庶子无余于越遂起”。（明万历《杭州府志》卷一《沿革》）后人解释大多与传说中的大禹有关，“禹杭者，夏禹东去，舍舟航登，因以为名”。（清嘉庆《余杭县志》巷二《建置》）实际上余杭历史可上溯至远古，马家浜文化时期，境内就有人类活动。而稍后的良渚文化时期，农业已率先由耜耕进入犁耕稻作时代，手工业处于专业化。琢玉业尤为发达，良渚玉器温润、缜密、仁厚、豁达的文化内涵，昭示“礼、德、和”的中华传统文化内核和“精致和谐，大气开放”的人文精神。历史悠长的余杭具有丰富的文化典籍，其中地方志就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单就地方志修纂来说，早在南朝宋（420—479），县令刘道真就撰有《钱唐县记》（多作《钱唐记》，已佚，清王谟《汉唐地理书钞》辑本）。宋代以后，余杭地方志修纂随地方经济发展而勃兴，如北宋太平兴国年间（976—983）的《仁和图经》、大中祥符年间（1008—1016年）的《余杭图经》。明清时，余杭地方志修纂成果颇丰。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的《钱塘县志》，清康熙十九年（1680）的《钱塘县志》，清康熙五十七年（1718）的《钱塘县志》《钱邑志林》《钱塘县志补》，明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仁和县志》，清康熙二十五年（1686）的《仁和县志》，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的《仁和县志稿》，明成化《余杭县志》，嘉靖《余杭县志》，万历四十四年（1616）的《余杭县志》，清康熙四年（1665）《余杭县志》，康熙十二年（1673）的《余杭县志》，康熙二十二年（1683）的《余杭县新志》，嘉庆十年（1805）的《余杭县志》，光绪三十二年（1906）的《光绪余杭县志稿》《余杭县志补遗》等。不光有诸多县志，还有乡镇志、山水志、寺观志等，如《临平记》《唐栖志略》《洞霄图志》《径山集》《径山志》《东明寺志》等。据有关史料记载，仅明清两代，纂修的余杭地方志就有百余种。清乾隆年间编辑的《四库全书》，其中采录或存目余杭地方志的也达10种。旧时方志，在内容上对自然、社会记载较详，包括人口田亩、赋贡物产、农田水利、艺文人物等。不仅有对一地历史沿革、风土人情、人物事件等的详细记载，还对当地的动植物种、土壤气候、天象的客观而翔实记录。其中收录的历史人物及其建树，足以激发民族自尊性和自豪感；对余杭山水胜迹的记述，有着激励读者爱乡爱国之作用；而诸多关于自然灾害和人类抗击灾害的实践活动，可直接为今天借鉴。另外，前人在纂修志书中，所表现的求真求实态度及在体制、编纂方式和在内容上的独创精神，都值得我们认真借鉴和学习。在此，我通读了所有能收到的余杭旧志和周如汉先生主编的《余杭县志》，以及诸多的文史书刊资料，摘录了上百万的笔记，这为我日后编纂地方志工作打下一定基础。经验告诉我，要编好志书，无非两条，一是对地情的熟悉，二是对志书特殊体例的把握。
从事地方志编纂和党史研究工作后，开始主要编辑出版《余杭年鉴》，主编《余杭年鉴》获得过全国一等奖，1999年第2期《年鉴与信息》发表我的《用邓小平理论指导年鉴编辑出版工作》一文。有了些名气，也受邀请去绍兴、海宁、富阳等处传授年鉴编辑出版工作。同时搞些党史宣传活动，配合中心工作。如与组织部门一起筹建了杭县第一个农村党支部——中共鸭兰村党支部纪念馆，举办了余杭改革开放20周年大型图展等。在2001年6月28日召开的浙江省党建研究会代表大会上，我宣读的论文《科学研究党史，服务党的建设》，后被省委组织部选入纪念论文集。也写些宣传余杭的文章，如在1994年参与《可爱的杭州·余杭卷》的编写，并任副主编，该书后获杭州市“五个一”工程奖。这些成绩，既得于认真，又纯持人功，挚爱与责任同在。我也赞同“慧生于觉，觉生于德”的观点，并付诸于编史修志实践之中，将之寄情于资政、育人之间，于是有所升华，气质自化。1996、1999年获“省党史系统先进工作者” 称号，1999年获“全国年鉴优秀工作者”称号。
1999年，其时中国地方志领导小组办公室与方志出版社要求杭州萧山、余杭等地，在新编县志出版的基础上，先行编纂简志。新编《余杭县志》的下限是1987年。虽只过去十余年，但在这不长的时间内，尤其是撤县设市之后，余杭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各个方面都发生了深刻而巨大的变革。这要求我们及时给予客观表达。另外，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国内外交流交往日益频繁，人们对地方信息的多方面需求急剧增长。根据李铁映关于“使决策部门，搞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人物的、语言的等各方面，都能方便地利用地方志”的指示，使地方志书进得了寻常百姓家，我们便着手编修普及意义上的《余杭市志》。我在编修《余杭市志》中作了些尝试。一是力求精简。从“简”的目的出发，执简驭繁，浓缩简略篇幅，充实升华内容，言约事丰。二是为突出时代特点和地方特色，在篇目设计中，加重经济部类记述份量，突出以环境资源为基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物质文明建设，专设“经济体制改革”一节，并置经济各篇之首。加强了对精神文明建设内容的记述，设置了 “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一节。在注重突出地方特色上，除从整体上加重余杭历史、地理、资源和文化等内容记述外，尤重视记录余杭设市至今的文字。增加“余杭经济开发区”、“名土特产和名牌产品”、“规模企业”、“余杭市文件辑录”、“近现代专题著述”等一系列内容。《余杭市志》的编纂是我向同行学习的机会，萧山的沈迪云、绍兴的傅振照都给了我支持和帮助。
2002年4月，杭州市军事志工作会议召开，会议部署了各区、县（市）军事志编纂任务。余杭区人民武装部主官随即聘请我为主编。《余杭军事志》内容涵盖余杭一切同军队或战争有关的方方面面，必须科学分类，明确记述重点。即以余杭解放后的军事组织及其活动，尤以遵照中央军委提出“科技强军”和实现“两个根本转变”的战略思想，建设“政治合格、军事过硬、作风优良、纪律严明、保障有力”的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活动为重点。从篇目设置、资料收集，到编纂资料、撰写志稿，都围绕这个重点进行，以便反映时代特点。军事志是地方志的军事篇，从属于地方志，必须力求突显余杭地方特色。篇目设置突出军事志本质属性外，内容上对余杭地方军事组织，尤其是民兵、预备役部队及其活动详细记述；对余杭发生的战事，尤其是抗日战争时期的全民抗战和解放初期为巩固新生政权而进行的剿匪反霸详细描写；对余杭自然、地理环境、军事地形、战争潜力等也予以详细记载，在战争潜力方面又进一步从人力、经济、教育科技等方面展开分述，以体现余杭地方特色。要真实科学记述余杭军事的发展历史和现状，更要全面深刻反映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地方军事组织及其活动，使人读之可信，查之有据，行之能鉴，对我这个连红小兵都没当过的文弱书生，确深感不易。且年迢事远，资料散佚，采集不易。而横排纵叙，更无蓝本，颇费踌躇。在通过两年多的努力，寻寻觅觅，广泛搜罗采择；稿不吝涂，认真考辨；往复耕翻，坚持到底。又多次征求余杭区人民武装部老同志和省、市方志界专家意见，《余杭军事志》终于克臻完成。虽时间较紧，却也三易纲目，六改其稿。在《余杭军事志》付梓前，省委常委、杭州市委书记王国平和省委常委、浙江省军区政治委员马以芝少将为本志题词予以鼓励。时省社科院副书记、省地方志办公室主任杨金荣先生认为“该志在编纂上继承地方志优良传统，有所创新。具有较高的‘资治、教化、存史’的作用。”地方志权威魏桥先生认为“该书出自行家，可作范本。”这两位对我的肯定， 尤见人情濡沫与君子风仪。
2005年12月，因为还算努力，加上省方志办的抬爱，五十九岁的我方获副研究员职称。2006年，我已退休在家。时区地方志办主任陈耿忠约我任《余杭通志》特约编审，负责总纂。嗣后5年，我为之付出不少心血，三易纲目，九改其稿，亲自撰写了该志农业编、城乡建设编及概述、通纪的文字，并将原稿260余万字增至430万字。我尤重地方特色，凡例中设个例：境内大事萃于一帙，名“通纪”，与志书名称相通，亦使全志若网在纲。通纪所用旧籍资料均用原文，并注明来源。历史上余杭、杭县（钱塘、仁和）两县资料相糅并用，纵横结合，融为一体。凡补前志当有而实缺内容、纠往志之讹误，不专设篇章，均随文而行，亦不一一注明。为彰显境内良渚文化之重要，特设专编且置卷首。余杭山水灵淑，某山某水按其方位皆为详载。苕溪专赖南湖、西险大塘为之利害所关，故志水利尤详。余杭风俗、方言皆志不可缺者，然缺乏个性，今斟酌前志稍加删润以著。增加非物质文化遗产内容，体现余杭文化积淀。清四大奇案之一的“杨乃武与小白菜”发生在余杭，闻名遐迩。特将其档案文献史料及当年有关记述、报道、评论等置于丛录，以供阅读、研究。某些内容（如历次政治运动）难以按类编修、以类相从，除在通纪为大事内容外，作专记若干附大致相关编章节后。某些内容（同一事物）以不同方式（资料取舍，记述角度）在多个地方出现，以体现事物之间的相互渗透和彼此联系，亦方便读者阅读。魏桥先生一直关注并予以我热心指导。他在该志序中说：“一个县级单位修通志，无疑是舍易求难，避轻就重，会增加许多难度，而且可能会受到某种责难。可是具有‘杭铁头’精神的余杭人敢于从实际出发，迎难而进，拉开了修通志的大幕，坚持数年，取得成果，引人注目。”“《余杭通志》在‘通’字上下了大工夫，做到以下四点：其一，古今贯通。志书以新石器时代晚期的良渚文化记起，简述传说时代，再穿过漫长悠远，复杂多变的历朝历代，记到余杭的解放，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再到改革开放，一直记到2005年，并对重要的历史史实，一一注明出处，以便查对。全志各编情况不同，都力求溯本追源，记述事物发展的曲折过程。虽然有的编章由于资料不足，稍为逊色，但从总体来说写出了余杭历史发展的全过程，保持了‘通’的特色。其二，各业横通。全志按门类和行业分四卷、三十六编，包括政区、环境、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人物、文献等诸多方面，基本上做到横不缺要项，并排列有序，归属得当，左右呼应，使之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达到全书和谐协调，各具特色，又浑成一体。其三，体例统一。志书在编纂之初，反复研究制定‘凡例’，既遵守志规，又从余杭实际出发，既作宏观指导，又有具体规定，并严格遵守，贯彻始终，保证全书的统一。其四，文风一致。一部数百万字的志书常常是众手成志，写法不一，一部古今贯通的志书常常会文白相间，难以卒读。余杭在编通志时强调一个思想贯通到底，尽量做到一支笔修改到底。因此，全书行文大致统一-达到严谨朴实，优美耐读。一代方志有翔实的史料，加之相应的文采，才能广传于世，留给后人。”杨金荣先生对我将良渚文化特设专编且置卷首十分肯定，最近他对我说：这次良渚古城遗址申遗成功令人振奋，你坚持在《余杭通志》设编记述，富有远见，功不可没。他还在评稿会上，表扬我的人品和学识，称我是“当代省内知名地方志专家之一”，“一直奉献方志事业屈指可数的老将。”我十分感谢两位省地方志工作的领军人物对我的关爱。
我在编纂《余杭通志》同时，又受杭州市政府地方志办公室聘请，于2008年—2010任《杭州市志》（1986―2005）执行主编。两年中，我对该志的较快定稿，出了力，费了心思。时任中国地方指导小组常务副组长朱佳木、秘书长田嘉都予我以肯定。为此，2009年起，当选浙江省地方志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地方指导小组办公室两度安排我在全国第二轮修志主编培训班上讲授地方志，又应邀在山东济南、江苏省及中国航空工业总公司举办的第二轮修志主编培训班授课。还在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继续教育中心等处讲授地方志。同时指导省内外有关市、县修志编鉴工作，评审《湖州市志》《海盐县志》《安吉县志志》续志稿及《江宁区志》《丽水军事志》稿等。
2016年，被省地方志办公室安排为专家，参与编写《浙江通志·粮食志》，审阅《浙江通志·茶叶专志》《浙江通志·西湖专志》志稿，我的认真态度和修正意见都得到肯定。
随着二轮修志的进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部门志，乡镇、街道志和村志的编修也提到议程上，加强和指导部门、乡镇、街道 志和村志的编修也成了地方志工作者的责任。在2010年《余杭通志》出版后，我又连续主编了《余杭建设志》《余杭环境保护志》《宇航公司志》《超山志》《瓶窑镇志》《鸬鸟镇志》《临平志》等，其中一半以上志稿，几乎都是独自完成的。如鸬鸟镇是余杭西部小镇，承载着丰富生动的传统文化和历史记忆，传承着文明血脉，在当地经济、社会、文化发展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伴随城镇化建设步伐加快，所承载的重要历史文化信息、传统文化信息不断消亡。在探索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如何留住乡音、乡思、乡风，保留乡土文化记忆，继承传统文化精华，挖掘历史智慧，让百姓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成为建设创新余杭、美丽余杭，成为全省榜样的重要内容。我主动承担了《鸬鸟镇志》的编纂。我谨勤于业，认真学习，广泛搜罗，手足胼胝，稿不吝涂。在一年多的编纂中，坚持质量第一、史实为准的原则，对人志的资料深入实地、现场调查，详加考证，存真求实，坚持用事实说话；在前期的资料收集与随后的资料整理过程中，做到直接与间接、正面与反面、文字与口述、数据与图表等方面的科学结合，力求科学性、思想性和资料性的统一；严格按照编纂体例规范行文，标题简洁、明晰、准确，文字通顺、朴实、严谨，事件要素齐全、完整，数字、标点符号、计量单位等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正确使用，努力修出一部切实反映鸬鸟镇历史沿革、变化规律的《鸬鸟镇志》。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秘书长、方志出版社社长冀祥德认为：“《鸬鸟镇志》记述了浙江省鸬鸟镇的历史与现实情况，对记住村史、留住乡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实现国家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重大意义，有很大出版价值。”
《瓶窑镇志》也是同时完成的，2016年3月，开始编纂《瓶窑镇志》，2017年6月完成初稿，2017年10月完成送审稿，交送出版社。在两年时间内得以付梓，时间虽短，却也三易纲，六改其稿。全志设8编36章112节，志首设综述、大事记，志末设丛录，共132万余字，另有志前彩页和随文图照200余幅。为彰显境内良渚文化之重要，特设专卷，且置舆地卷之后，为良渚古城申遗成功起了很好的宣传作用。翼祥德认为：“《瓶窑镇志》较为全面、真实地记述瓶窑镇有关基本情况，为社会各界了解瓶窑镇情况提供了资料，有较大的出版价值。”敝帚自珍，当我们民族的精英已进入信息化、全球化的宏伟译语5G世界之际，看看用方块文字表述的植根于余杭大地的实况，或许有所感触、有所启发书。书之发行，有如释负重之感，“也应惊问：近来多少华发”。
2007年 6月，西溪湿地三期工程开始实施，指挥部让我担任洪氏文化资料组组长。我们利用收集到的地方志资料为西溪如期开园，尤其是洪园的建设作出贡献。其间，我与周膺等先生编写杭州洪氏家族文化研究丛书列入浙江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成果，后获一等奖。其中《韵含水石》为我所著。2009年，被聘为杭州西溪、运河研究院客客座研究员，为王国平主编的杭州全书编撰了《西溪丛语》《运河梵隐》《南湖史话》等，其中所用资料亦大多出自地方志书。
2016年，我被杭州市地方志办公室安排为志鉴专家库专家，参与辅导城区修志工作。同时作为杭州城市学研究理事会余杭分会专家顾问积极参与余杭文化建设活动，如临平启动老城区有机更新和口袋公园规划建设，我统筹的历史文化丛书即发挥了作用。设计单位采用了丛书中的历史典故，把历史文化元素渗透到规划设计当中，从而真正体现城市建设的品质、品位，并促使文脉传承和活力复兴。我还编写余杭山水形胜，可为余杭文旅起参考。为余杭后备干部清华、北大学生宣讲余杭历史文化，让他们更爱余杭。至今，我年已73岁，却同时主编《余杭农业农村志》《余杭经济技术开发区志》《运河街道志》，更有推不掉的诸多社会活动。虽苦又烦，但却有点成就感，“老夫喜作黄昏颂，满目青山夕照明”。
二、学术思想
自己只是一个同时兼有着深切的社会关怀和一般的学术关怀的地方志工作者，在我的修志学术活动中，总是试图寻找两者间的共同点，我没有明确的学术研究方向。只是在修志实践中，边学边做。在完成一部志书或是去授课或作顾问时，我才逼迫自己去思考，去寻求答案，乃至所用的事例和文字表述。久而久之倒也成了一个所谓专家。因此，我的学术思想和所提出的理论，离不开了解产生这些思想的场合和环境，当然也有自己的情绪和修养。
我主要研究领域是地方志编纂理论与实践，同时也涉猎历史、文化等其他方面。下面只从自已发表的有关续志论文中摘录一些文字。
从用志上考虑续志 修志不是目的，用志才是目的。志书不仅为存史，它首先应为当代人用志考虑，为一地发展提供些现实的帮助。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也惟有通过用志才能得出志书好坏的结论。所以，我们不仅要利用方志文化资源，根据当地经济、社会建设的重点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为政府、社会团体提供多种形式的服务。而且还要从实际出发，编纂内容更为精炼、使用更为便捷的志书。谈到用志，我们还得思考二轮修志已经或可能出现的一些态势。当今所处的时代是一个社会大转型的时代，改革开放不断深入，社会政治、经济、生活急剧变革，尤其是大规模的城市建设和经济开发，改变了原先的社会结构和生存空间；快速的社会变革，使很多事物已经消失或濒临消失；为顺应新的生存空间，人们观念快速转变，新的价值观已有较大市场。在此基础上，人们对经济社会发展，具体到地方资源的价值会重新予以评价。随着和谐社会的提倡和构建，人们对“人权”、“民生”问题的关注会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而改革开放的成就，也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及生活方式。改革开放中城乡经济社会之间出现的一些社会不和谐现象，正成为文明进步障碍，而个体主义与物质利益中心主义现象尤过分突出，不仅背离了传统文化价值的基础，而且束缚了社会效益与现代文明的可持续发展。所有这些势必要反映到修志用志上，因而要求我们站在时代的制高点上，通观全局，把纷繁复杂的背景写清楚，将改革开放制度创新的价值回归，即构建和谐社会制度贯穿于续志整个过程和方方面面，并以科学反映，体现历史的广度与深度，彰显时代特征。如居民生活，能否定位于记述民生状况，不仅记述居民的物质生活状况，也记述居民的精神生活层面的各个方面，从以记政事为主转为以人为主。如加强对社区、社会团体等重要内容的记述，反映更多民生方面的情况，使志书的内容鲜活一些。同时要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存的记述，对那些已经消亡或逐步退出历史舞台的事物的记述，并注意从动态的角度记载不断发生的社会变迁。社会进步是要付出代价的，志书记载负面的内容同样是时代特征的表现，同样是用志的需要。对改革开放和社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慎重地、实事求是地予以记述，可增强时代的真实感和用志的可信度，有助于各级领导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续志的继承与创新 中国地方志有着悠久的传统，承载着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必须认真继承。然而这种继承不是简单的承袭，必须有所创新，以符合时代要求。我国历来具有编修地方志传统。自宋代方志定型以后，杭州志书众多，其中不乏名志佳作。编修于南宋的乾道、淳祐、咸淳年间的三部临安志，被称为“征考详核，为浙江方志中之上驷。”宋孝宗乾道五年（1169年），临安知府周淙撰成《乾道临安志》，宋理宗淳祐九年（1249年），知府赵与修成《淳祐临安志》，宋度宗咸淳四年（1268年），潜说友编完《咸淳临安志》。一百年间修了三部，后两部只隔19年。研读前志，既可了解诸多地情，又可借鉴前志编修的长处。社会主义时期的新方志，尽管存在不少缺陷，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从总体上看，大多不失为比较成功的志书。要提高二轮修志的质量，就必须吸取其经验与教训。续修方志，就是承袭上轮方志的编修，自然需要彼此相承相续。牵涉前、后志断限关系最明显的是断代为志的续志。其前志的下限是续志的上限，直接在时间上对接，其中属于补前志之所遗，纠前志之所误的内容，则可适当上溯，不受续志上限之制。可采取某些变通的办法。一是为了在续志内容中较完整记述某地改革开放的历史进展和成就，即较完整地反映一地改革开放的全过程，可将部分上限延伸到1978年，采取藕断丝连的办法，主要是在某些章下序中予以表述。总体接续前志，追溯事物之来龙去脉，融会断限内容，使从古至今的自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内容有一个简明记述，大凡摘引上轮志书概述的内容，以弥补纵向不足，且适当运用史笔述而精论。这样，以编修方法而论，续志不再重述其上限记述各类事物，只选取其概要，以明前因后果，而以其下限为续志上限编修成志。以地方志书体例而论，它既包括记事年限贯通，更注重记事只限于某一历史时期，大部分或主要内容只记续志断限内的各项事物。最终使续志自然成为一部相对独立的志书，不是单纯的因循和延续，而是在前志基础上的继承和创新。二是复载某些地方特色鲜明的内容。上轮志书都已记载特色鲜明相关内容，续志如没有这些内容，又怎么展示当地的特色。如杭州倚湖而兴，因湖而名，西湖方方面面的内容不可或缺，复载是肯定必要的。续志从上轮志书状况和现今地情实际出发，相应地记载上轮志书断限内的地情，明其以往与现实的联系。此外，有些内容亦非复载不可，如资源、基础设施有关一地投资环境和条件方面的内容；人口、GDP有关表明发展、变化程度方面的内容等。这是否会有悖于续志性质、续志体例、犯追溯古远之忌，尚需实践检验。为使之合理并被人接受，可在凡例中予以明确，“续志从实际出发，相应记载前志断限内的地情，以明以往与现状联系”，“属补前志之遗，其时间不受续志上限之制”。
续志内容创新是续修志书的首要问题，如何把改革开放中取得的成就，出现的新情况、新事物、新面貌反映出来？如何将它写深、写透、写足？虽然难度不小，但必需写好，这是续志成败的关键。志书内容与志书可读性是密切相关的。从总体上看，可读性差的志书，其症结不在于志书体例、表达方法和语言文字，主要在于其内容如何。在我们所接触的续志中，记载官方活动较多，反映民事较少，从而造成党政部门日常工作记载过详、篇幅过大的问题，有的甚至成为某一部门的记事本。为使续志内容更加贴近现实、贴近社会、贴近群众，总纂续志时，增强了民事内容的份量。诸如对群众就医、农民工子女就学、困难人群帮扶等都设专记，以反映民生问题。当然专记也不宜滥用。
形式创新是续志创新的另一项重要内容。没有形式方面的创新，内容创新就不可能得到恰当展示。纵观历代修志，其编纂体例及形式或多或少都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有所发明、有所创新。南宋曹叔远《永嘉谱》，首列“年谱”，开创志书设大事记的先例；周应合纂《景定建康志》，将正史中常用体裁引入方志，形成录、图、表、志、传诸种体裁并用的新模式，都是范例。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地方志书质量规定》第十一条，要求体裁运用得当，以志为主，并具体对述、记、志、传、图照、表、录、索引一一规范。是否还有其他形式呢？答案是肯定的。
此外，图片的应用也应成为创新的题中之义，宋代史学家郑樵曾说：“图与书必须兼而有之，相辅相成，见书不见图，闻其声不见其形，见图不见书，观其人不闻其语，因缺一不可。”对志书而言，增加图片内容就是强化文字记述，是对文字的补充、诠释和延伸。加之现代摄影和印刷技术之精妙，更应重视并利用。
志无定例 乾隆十二年(1747年），清廷了一条禁令，禁止福建的工匠建造“桅高篷大，利于走风”的新船，因为它速度太快，不利于水师稽查管理。船运维持了中国的大一统，也恰恰是大一统，使得中国的船运和国运走向衰败。历史的玩笑常常令人扼腕。我国幅员广大，各地情况不一，虽然都是续修方志，但采用什么续修模式，都要根据各自实际出发。按照断代体续修志书的要求，大多亦依前志所有篇目依次编纂，统合古今，详近略远。并对前志未载明或有错误处予以补遗、纠误。历史上编修志书，因其时社会生活内容远较今天简单，可供志书记载的内容有限，加上编纂者的主观愿望，编修方式大多采用通纪体，即志书内容通贯古今。20世纪80年代，社会主义时期第一轮方志编写也一样，采用通纪体。二轮志书编纂以来，大多以上轮志书的下限为续志的上限继续编纂新志，即所谓断代体，它只记某一历史时期，且在体例上基本依照前志，只在类目上有所增删。也有一些熔铸前志内容，接续其下限后的内容修成新的通志。余杭历史悠久、建置多变，其间兴废变革多有不同，所纂地方志著作名目繁多，却缺乏统贯古今、横及各方的内容，故在第二轮修志中，重修通志型志书，将志书定名为《余杭通志》。上考余杭历代诸志，升华充实；下承现状，增华踵事。二轮志书编纂以来，各地从各自实际出发，选择不同的体例模式，体现了实事求是的思想原则。事实也说明，不可能也不应有统一模式。续志多种模式并存，避免千志一面，凸显二轮志书编纂百花齐放的局面。
方志体例是体现志书特征的关键，制定完善的体例是保证志书质量的基础。
体例问题，历来为学者所重视，唐刘知畿在《史通·序例》中指出：“夫史之有例，犹国之有法。国无法，则上下靡定；史无例，则是非莫准。”他将体例视为著述的基本法则。志书的体例，指志书编修的格式和组织形式，即志书的体裁和义例。体裁也即志书的类别。章学诚有“四体”之说，即按史事性质规划为：纪、谱、考、传。他认为“皇恩庆典宜作纪，官师科甲宜作谱，典籍法制宜作考，名宦人物宜作传。”并仿效司马迁《史记》和班固《汉书》，把志分为外纪、年谱、考、传等。我们既然承认要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思想，自然要肯定前人不断创新、变革而形成的方志体裁，批判地加以继承。同时，也必须吸收新的成果，探索适应时代要求的内容与形式上的变革，但不能离谱。从上轮修志起，大致采用述、记、志、传、图照、表、录、索引等形式，以志为主，各体运用。
体例篇目的设置，需符合社会发展、经济建设的规律，又要适应地方志体裁的要求，达到著作的完整和谐。其固有特色，主要设置侧重于事以类从，以横分为主，纵横结合。上轮修志，基本上形成了大、中、小篇体的格局，也就是“纲目体”（大篇）与“平列体”（中、小篇）并存。随着修志实践的发展，“平列体”逐步占据主要地位。续志的篇目设置，既要继承历代志书的合理部分，又要沿袭上轮志书编修的必要设置，而更重要的是根据发展变化了的时代特点和地方特色，创造出新的门类篇目。续志编修，是在社会性质发生变革条件下进行的，其体例篇目，应在借鉴历代方志尤其是上轮志书的合理部分基础上，统合续志断限内的实际，设置更多时代特点的新篇目。续志篇目的确定，应从现代社会分工和科学分类的实际出发，既要继承前志的优良传统形式，更应有所创新增益。最基本的不可缺少的篇目，以符合科学性和时代特点为原则；有些篇目的增删或升降格，以体现突出地方特色为原则。
道古不如合今 二轮志书编纂以来，各地从各自实际出发，选择不同的体例模式，体现了实事求是的思想原则。事实也说明，不可能也不应有统一模式。续志多种模式并存，避免千志一面，凸显二轮志书编纂百花齐放的局面。二轮志书编修是在社会性质变轨转型条件下进行的，表现了一些全新的内容。道古不如合今，在体例篇目及内容记述上应有所创新。其体例篇目，应在借鉴历代方志尤其是上轮志书的合理部分基础上，统合续志断限内的实际，设置更多具有时代特点的新篇目，如城乡建设、环境保护、经济综述、社会生活。篇目的确定，应从现代社会分工和科学分类的实际出发，避免随意性，避免归属不当和缺漏项。最基本的不可缺少的篇目，以符合科学性和时代特点为原则；处理好容量、排列和层次等问题，有些篇目的增删或升降格，以体现突出地方特色为原则。并注意融合章节体、条目体的长处。在章或节之下采用条目体，它可不受逻辑体系的束缚，减少虚设层次，增加信息含量。而在篇、章两个层次上仍用分类法，虽在其下设立一些综合性条目，也不会产生松散、零碎的问题。篇目设置是否符合“事以类聚”、“类为一志”志体的基本要求，是否科学分类与现实社会分工的合理结合，是否处理好全志整体性与各篇相对独立性关系，都直接关系到志书的质量。将体例篇目设置得比较合理，在门类上的表述比较得当，还要克服志书本身带来的横排有余、纵贯不足的问题，并力求展现其相互的关系，也即篇目的相互影响和门类的逻辑关系。
述而不作，系指将古人的智慧心得加以陈述并没有加入自己的思想;也指只叙述和阐明前人的学说，自己不创作。语出孔子《论语·述而》。孔子的删诗书、定礼乐、系易辞、著春秋等六经文化的整理，只是承续前人，并没有加以创作。但是他有个态度，信而好古，不是迷信，是真信，加以考证过的真信。其实，历代的史和志都是有“作”的,第二轮志书应该是有“述”有“作”,坚持两者的辩证统一。《杭县志》以志为主，各体运用得当。至于其他形式，如案（按语）运用时亦处理好与正文的关系。其时，在西学思想影响下，修志主体意识也不断增强 “述而有作”说则成为修志界的一种学术主潮。彼时寿鹏飞认为修志行文当采用述而有作或述议结合笔法。他说：“志者，史也。史以明治乱兴衰之故，志以补郡国利病之书。故于纪载正确之余，宜参以指陈得失之论。盲左腐迁均有此例，而《资治通鉴》一书每附以臣光曰云云，所谓别嫌疑，明是非，可以载道者此也。惟此乃不负作史修志之本旨，若仅案而不断，何以敷陈要义乎？”(寿鹏飞：民国《易县志稿·叙例》，1937年成稿，1990年学苑出版社影印版)《杭县志》的编纂者在志体中也多有议论，编纂者的观点意见更多出现在“案”(按语)上，有的是解释，同今之注释。如“建中间，以李泌为杭州刺史，有风绩，引西湖水入城，大为民利。《旧唐书·李泌传》、《咸淳志》。案：东坡苏氏曰：杭之为州，本江海故地，水泉咸苦，居民零落。自此，民足于水，井邑日富，百万生聚，待此而后食，是泌有功于杭甚大。考泌于代宗末，为澧朗硖团练使，无几，改杭州刺史。德宗兴元初，征赴行在，知留杭必在建中间。”有的是表明意见，如《水利七·笕》，在记载了临平上塘河诸笕后，“案：上塘诸笕，或亦武肃所为。而灌溉之利，远及钱塘，不独仁和下塘受笕之润泽已也。但昔之上塘水恒满，故有笕行水下，救隔塘之高田。今之上塘水恒浅，一遇旱干，不得不借汽机以吸引下塘之水。此今昔河流变迁，虽法良意美，亦惟随时势为之转移耳。”
在二轮修志时，更需创新,尤其对体例中不甚合理、不甚科学因素的改进和完善,以寻求与时俱进的创新发展。志无定例，道古不如合今。比如对述而不作这个志书编纂原则，是否将其理解为研究、、论述。另外如“志不越境”亦然，历来行政区域多有调整，志书记述地域范围，应尊重建置多变的历史事实，叙事以现境为主，少数内容因追溯源流、叙述因果或不可分割等原因，适当兼及旧境之内、现境之外事项，只要随文注释记述范围之今属即可。次外，对外开放交流增多，比如去外地兴办企业又取得成就者，必须反映。我们坚持“生不立传”原则，入志人物以本籍为主，亦载在一地活动并有较大影响的客籍人士。凡影响较大、事迹较多者立传，次之者为作传略，这须坚持。其他呢，一般以事系人，人随事出。也为在世著名人士作简介，主要记其业绩。这也属对旧志体例中不甚合理、不甚科学体例因素的完善。（余杭区社科联供稿2019年7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