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年九十四岁了，应该算得上是个老朽，但是我的心态却是个90后，简直像小孩子一样，有着做不完的梦。我把每天的生活都变成梦想，又把梦想一一变成现实。这些梦想几乎都与儿童文学有关，我认为自己是为儿童文学而生，与儿童文学结缘七十年，我能把梦想变成现实，是因为国家日渐繁荣富强，伴随改革开放的大潮，时代给了我实现梦想的机会。
我为什么会与儿童文学结缘
1.母亲为我的文学梦播下第一颗种子
我的儿童文学道路源自母亲播下的文学梦种子。小时候，母亲喜欢教我念古诗词，在我的童年播种下了第一颗文学梦的种子。
童年时有一次，我同母亲坐在一起聊家常，兴奋地同母亲说起自己爱看书的事情。母亲一直安静地倾听，淡淡地插上一句：“在你很小的时候，可是个调皮鬼。”我吃了一惊，从未听妈妈讲过自己调皮的往事。母亲笑了笑说：“你学会走路以后，就一直关在家里，童年生活基本都是在自家院子里度过的，待到6岁时，送你去学校，你读了一天，就不肯上学了，气得你父亲把你的书包扔上屋顶。”母亲讲着讲着，不禁笑出声来。
静静地倾听母亲的讲述，我才知道自己在童年时曾带给母亲很多无奈，我无法想象一个没在学堂上过学的母亲是如何把我从小培养成一个小书迷的。从学校逃学后，我赖在家里不肯上学，父亲的打骂没有压倒我，母亲的谆谆教导似乎作用也不大。一天晚上，我要求母亲讲故事。母亲就给我讲了李白幼年逃学遇到老妪把铁杵磨成针的故事。
母亲又教我学唐诗，而且从来都不死板地当功课教，她没有上过学，凭自学能背了不少诗词。她经常触景生情，随着不同的情境进行诗教。春天的早晨，一觉醒来天亮了，听见窗外悦耳的鸟鸣声，她会说：“孩子，让我们一起来背诵孟浩然的《春晓》好不好？”母亲把我带进了诗的意境。夏日酷暑难当，汗流浃背，但母亲和我还是常常沉浸在诗的意境中，一起背诵“赤日炎炎似火烧，野田禾稻半枯焦。农夫心内如汤煮，公子王孙把扇摇。”秋天的夜晚，仰望夜空，银河两岸，牛郎织女相对而望，偶有萤火虫从近处飞过，又会唤起她的记忆，于是，我又会跟随她低吟杜牧的诗句：“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阶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冬天的寒夜，躲在暖和的被窝里，更是我跟母亲学习吟诵古诗的大好时光，冷月从窗外照进屋里，月光洒满一地，母亲就会脱口而出：“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就这样，慢慢地，读诗、吟诗成了我的习惯。母亲也从来不把学习变成一种命令，强迫我学习。在放松、快乐的情绪下，我迷醉于诗，由此慢慢扩及到文学的各个门类。
2.两件小事决定了我一生的道路
①斯老师讲《爱的教育》故事
真正让我走进文学这个奇妙世界的是小学恩师斯紫辉。因为家境贫困，小时候的我并没有按部就班地上学，跟着父亲学了一点语算知识，就插班上了三年级。当时，教数学的老师斯紫辉每周都用一节课讲故事。她用整整一个学期的时间讲了《爱的教育》里的故事：《佛罗伦萨小抄写匠》中的裘里亚，《高尚的行为》中的卡隆，《万里寻母记》中的马尔可，《爸爸的看护者》中的西西洛，还有《小石匠》中的拉勃柯……这些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深深刻画在我的心里。
到了期末的时候，斯老师开了一个“命名”班会，用书中的人物来命名班里表现优秀的学生，于是就有了勤劳的“裘里亚”、正直的“卡隆”、勇敢的“马尔柯”、善良的“西西里”……
直到下课的铃声响起，充满期待的我还是没听到自己的名字，我感到非常委屈，几乎要掉下眼泪来，但小男孩的倔强好胜总算没让我哭出声来。虽然坐在最后一排，但我心里的细微变化还是被斯老师察觉了。
斯老师把我叫进办公室说：“今天老师太粗心了，怎么把你给忘了呢？其实，你比‘裘里亚’更勤劳，比‘卡隆’更正直，比‘马尔柯’更勇敢，比‘西西里’更善良!”说着，斯老师打开办公室的抽屉拿出了《爱的教育》：“这样吧，斯老师把自己最心爱的一本书送给你，请你原谅老师!”接过书，我的委屈情绪马上烟消云散了，斯老师还在书的扉页上题了一句话：“不要怕做平凡的人，但要永远记住，让自己那颗平凡的心，随时闪现出不平凡的光彩来。”正是斯老师的这本书，决定了我一生的命运。我也明白了一个道理：书，对一个人的影响是无法估量的。
②三个孩子在峨眉山跳崖飞升引起震撼
读中学时，我开始广泛阅读文学经典，去旧书店淘书成了那时最美好的回忆。除了阅读国内经典文学作品，我还对前苏联文学作品特别感兴趣。前苏联著名作家班台莱耶夫的小说《表》就是我最喜爱的作品之一。在此期间，我还给当时的《东南日报》《浙江日报》投稿，杂文、散文、诗，大多被采用。
1942年6月，我步行一个月到达福建建阳考大学，后来考上暨南大学中文系，却因无力承担学费于次年改考公费名额较多的国立英士大学。在最艰难的岁月里，我随英士大学的变迁读完了四年大学。四年的大学生活不仅使我找到了自己更喜欢和更适合的阅读书目，也使我度过了一段在颠沛流离战乱中的愉快时光。
1945年，我的儿童文学处女作童话诗《落水的鸭子》发表。毕业后，我担任了《申报》驻浙江记者并继续儿童文学创作。就在此时，我从《申报》上看到一则消息：3个少年看了荒诞、迷信的连环画，结伴到四川峨眉山修仙学道，最后跳崖飞升自杀身亡。这一惨剧震撼了我的心，我深感儿童文学对塑造少年儿童的人格和心灵实在太重要了，就有了决心献身儿童文学事业的想法。从此，我开启了儿童文学的追梦人生。
3.走上儿童文学大学讲台
20世纪50年代，党和政府提出“学习苏联”的号召，因此，全国有许多师范院校学习苏联在大学里开设了儿童文学课程。如北京师大的穆木天，东北师大的蒋锡金，华东师大的陈伯吹、宋成志，西南师院的孙铭勋，华南师院的欧外鸥，浙江师院的吕漠野，安徽师院的宛敏灏，河北师院的方纪生，广西师院的黄庆云等，都在各自的大学里开设儿童文学课。安徽师院本来由词学大师宛敏灏先生开设儿童文学课，不久因他被学校任命为教务长，想从儿童文学教学任务中摆脱出来，急于想找人顶替，来信征求我的意见，问我是否愿意担任儿童文学课的教学任务。我基于对儿童文学的兴趣爱好和对儿童文学意义的认识，欣然同意去承担这个教学任务。当年暑假，我就去安徽师院所在地芜湖，准备在那里工作，校方也给我排了课程。但当时浙江省教育厅不放人，我不得不返回杭州，最后，省教育厅派我去浙江师院顶替吕漠野老师，与任明耀老师两人合教儿童文学，吕漠野老师改教中教法。就这样，我成了新中国第一批走上大学儿童文学讲坛的拓荒者之一。
二、难忘的1978
1.出席“庐山会议”
1978年，这真是个难忘的1978年，作为中国人是谁也难忘的一个“春天的故事”。改革开放的大潮从这里开始汹涌澎湃地滚滚向前，中国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那年秋天，我意外地收到一份邀请函，邀请我出席当年10月在江西庐山召开的全国少年儿童出版工作座谈会，被人们称作文化界的“庐山会议”。
经过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社会上百业凋零，万马齐喑，人们不仅物质生活十分困难，精神上的禁锢仍心有余悸，反映在文化生活上，书荒十分严重。在少儿读物创作出版领域，这次会议的主要目的就是消除“十年动乱”的恶劣影响、进行拨乱反正，解决长期以来儿童读物园地严重的书荒问题。
带着兴奋的心情，我乘上了西去的列车，经南昌上了庐山。报到之后，我才了解到这是个盛况空前的大会。除中央直属单位的代表外，每个省市都有三五位代表出席，意义深远。以浙江为例：出席会议的有代表浙江省出版局的刘航，代表浙江人民出版社的吴平、汪毓如，我则代表儿童读物作者。来自全国各省市的代表共200多人参加大会。大会有分有合，除了大会报告、发言外，分北京、华北、东北、西北、上海、华东、中南、西南、新闻单位九个大组进行讨论。
“庐山会议”总结了30年来的经验和教训，与会者就怎样肃清流毒，消除余悸，做好少年儿童读物的出版工作提出许多建设性的意见。
2.从庐山带回四大任务
①全国第一个恢复儿童文学课
从庐山归来，我便向当年浙江师院的领导作了汇报。领导认为，庐山会议倡导的举措，学校能做的都可以做，并让我发挥优势，大胆地承担起来，并指示我可面向全国引进人才。在一无人力，二无资金，三无设备的情况下，我在中文系恢复开设儿童文学课。浙江师院也成为新时期全国首先恢复开设儿童文学课程的高校。
②创建全国高校第一个儿童文学研究机构
从1978年冬天开始，浙江师院不断出现许多新举措，不仅成为新时期全国首先恢复开设儿童文学课程的高校，而且积极筹建起了全国第一个儿童文学研究室。不久，学校任命我为儿童文学研究室主任。在学校的努力下，儿童文学研究室面向全国选调了黄云生、韦光洪两位老师，以此进一步充实儿童文学研究室的力量。儿童文学研究室的组建，为浙师大后来成为全国儿童文学教学、科研的中心，承担起多层次的儿童文学教学任务，做好了组织准备。
③招收全国第一个儿童文学硕士研究生
1979年9月，我招收的第一届儿童文学硕士研究生吴其南入学，这是浙师院招收研究生的开端。同时，浙江师院也成为全国最早招收儿童文学硕士研究生的高校，先后培养吴其南、王泉根、汤锐、方卫平、邹亮、潘延、汤素兰、韩进等一批年轻学者，活跃在国内外儿童文学文坛，受到同行们的瞩目，后来，浙师大也因此被国际儿童文学界誉为“儿童文学研究之重镇”。
④编写新中国第一本《儿童文学概论》
1978年冬，我把20世纪50年代在浙江师院和杭州大学讲授儿童文学课的教材加以增补整理，于次年交给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但因责编陈忠邦先生患病，拖了两年，一直到1982年5月才与我组织并参与北师大等五所高校集体编写的另一本《儿童文学概论》（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同时出版，但都是新中国第一本系统性的儿童文学理论书。
三、走上“光荣荆棘路”后我还做了几件相关的事
1.对中国儿童文学发展作了历史总结
①《中国儿童文学讲话》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儿童文学满目萧条。当时，儿童文学是一门相对年轻的学科，学术水准也无法与传统学科相比。但是，我始终沉浸在这门学科中，我觉得作为一名儿童文学工作者，有义务填补儿童文学史这个空白，一个学科要完整，发展史是不可或缺的。因此，从教学儿童文学开始，我就有写一本《中国儿童文学发展史》的想法。
当时，除了从苏联翻译到中国的一点儿童文学理论外，基本没有其他资料。再者，受当时所处时代背景的影响，西方儿童文学理论还无法传播到中国。我只能从中外文学遗产中点点滴滴搜寻、整理、积累。同时，在讲课过程中，尽量融入一点儿童文学发展的历史。
三载讲台，我从讲稿中抽出历史发展部分内容汇成《中国儿童文学讲话》一书，1959年由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并马上被华南师大、南京师大等高校列为儿童文学参考书目。短短两年，此书一版再版连印3次，印数达4万余册，被学术界认为是“一本中国儿童文学史的雏形”。
②《中国儿童文学简史》书稿毁于“文革”
在《中国儿童文学讲话》基础上，我又想修订、补充写成一本《中国儿童文学简史》。当时，北京出版社找到著名儿童文学家金近，希望他能编写一本《中国儿童文学简史》，金近向出版社推荐我编写《中国儿童文学简史》，我因此结识了北京出版社的责编晏明。晏明是一位老编辑，还是一名诗人，文字编辑能力强，要求高。我把编写好的《中国儿童文学简史》寄给晏明后，晏明在认真审读后提出了许多意见，还与我反反复复谈了很多次，我又花了半年多时间进行修改，修改后，我决定请老朋友朱侃审阅后再寄给晏明。
朱侃这时在《杭州日报》当副刊编辑。早在抗战期间，朱侃在金华《战地》刊物当编辑时，我就结识了他。后来，朱侃又到建瓯《民主报》做编辑。1942年，我徒步一个月到建阳考大学时，因为身无分文，在朱侃那里住了整整一个月。不仅如此，朱侃还鼓励我写作，也是从那时起，我开始创作并先后有好几篇文章发表在《民主报》副刊上。
解放后，朱侃先后到《当代日报》《杭州日报》当编辑。我对朱侃非常信赖，就将修改后的《中国儿童文学简史》寄给了他，希望他能审阅提出意见。然而，“文革”爆发后，朱侃被抄家，《中国儿童文学简史》也毁于一旦。
③《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成了中国第一部儿童文学史
1979年，我开始招收儿童文学硕士研究生，由于教学工作的需要，编写一部《中国儿童文学史》的心愿，重新在我的心头燃起。
我考虑时代在发展，收集、整理儿童文学史料，编写出版儿童文学史的工作必须作较大规模的规划，花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来完成一部《中国儿童文学史》，竭尽自己微薄的力量为我国学术界填补一项空白。
因此，我计划把它分为《中国古代儿童文学史》《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中国当代儿童文学史》三卷来完成。当时，我手头资料比较齐全的是现代部分，加之儿童文学硕士研究生开课的需要，我就先整理成一份三万多字的《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讲授提纲》，把中国儿童文学的发生、发展与现状放在整个时代的历史进程中，对1917年以来的中国儿童文学的概况和流变予以宏观审视和微观剖析相结合的勾勒，先后发给研究生和两届儿童文学教师进修班当教材试用，受到了广泛的认可。
之后，在河北少儿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我发动儿童文学研究室全体工作人员暨我带的第二届儿童文学硕士研究生一起编写《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在反复讨论的基础上，大家决定以我编写的《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讲授提纲》为基础，并推选我为主编，然后分工执笔撰写。
同时，根据需要，派编写组成员去北京、上海、南京、西安、重庆、桂林等地，遍访上述城市图书馆和大学图书资料部门收集资料，历时两年，才把初稿完成。正当书稿即将付梓时，我被任命为浙江师范大学校长，行政事务和教学工作千头万绪，实在挤不出时间来做统稿工作，经与编写组成员商议，决定增补当时任儿童文学研究室副主任的黄云生担任副主编，负责最后统稿工作。这部凝聚全体编写者心血的《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于1986年6月出版。全书二十七万字，是中国出版史上第一部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
④主编《中国当代儿童文学史》
《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的出版给了我们极大的激励和鞭策。于是，我就想接着编《中国当代儿童文学史》，正好根据培养研究生科研能力的需要，我便把编写《中国当代儿童文学史》列入教学计划。
《中国当代儿童文学史》的写作方式基本同《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一样，主编是我，执笔者有我的研究生和同事，他们是方卫平、韦苇、王新志、汤素兰、邹亮、吴其南、赵志英、阎春来、章轲、潘延。我先起草一份详尽的编写提纲，发动在校的全体儿童文学硕士研究生反复讨论，分头撰写。为保证书稿质量，吸收部分教师参加。
《中国当代儿童文学史》将建国以来的儿童文学发展分成四个阶段，即1949—1956年，1960—1965年，1966—1976年，1977—1988年。整部儿童文学史，即按这四个阶段分为四编。《中国当代儿童文学史》由河北少儿出版社出版后，同样受到广泛的好评。
⑤主编《中国儿童文学发展史》
两部中国儿童文学史出版后，虽然得到广泛好评，但这毕竟是一项初创性的工作，缺少借鉴和经验，一开始，我们就一边摸索一边工作，努力站在时代的高度，对中国儿童文学近百年的成败得失、经验教训、发展规律进行了初步的探索和总结，试图为关心我国儿童文学的发展者勾勒一个概貌，提供一些初步的史料和历史知识。
我们扣心自问已经作了最大的努力，但由于我们编写者的学力和修养的局限，加上编写时间有限制，比较匆促，而且又是两班人马在两个时间段内完成的，因此无论是史料还是观点，还有叙述方式和衔接上，都存在着一些缺点。
基于此，我又想将两书合二为一，再添上五四以前的古代部分，下延至世纪末，修改成一部比较完整、系统的《中国儿童文学发展史》。
我的想法终于如愿以偿，顺利启动了《中国儿童文学发展史》的修订工作，在两部原著的基础上加以压缩，删繁就简，作为一份《中国儿童文学发展史》的初稿，在听取各方名家和广大读者的意见后，我再作进一步的修订，成为一部比较完善的中国儿童文学发展史。
2007年12月，《中国儿童文学发展史》作为浙江师范大学儿童文学研究院红楼书系（第一辑）由上海的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同《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中国当代儿童文学史》一样，《中国儿童文学发展史》一经出版，就受到了学术界的瞩目。
⑥主编《中国儿童文学史》
从《中国儿童文学讲话》到《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中国当代儿童文学史》，再到《中国儿童文学发展史》的出版，我完成了构筑中国儿童文学发展史的梦想，更为后人的儿童文学史学研究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研究线索和思路。
同时，我也为我国儿童文学的发生、发展梳理了一条较为清晰的发展脉络，并旗帜鲜明地表现了我所坚持的中国儿童文学走的是一条以现实主义为主流的、与时代社会文学潮流紧密联系，与教育不可分割的艺术发展之路的史学观。
除了以上几部儿童文学史以外，我还与我的学生韩进一起合著了《中国儿童文学史》，于1998年由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2011年，我获得了“国际格林奖”，应复旦大学出版社的约稿，我又启动了《中国儿童文学史》的编写任务，2017年6月，历时六年终于完成。日前，传来《中国儿童文学史》已经开始印刷，即将出版的喜讯。
同时，我还主编了国际格林奖儿童文学理论书系《中国儿童文学史》，于2018年11月由华东师大出版社出版。
2.视野扩大到儿童文化，《玩具论》成了中国第一本儿童玩具理论著作
著名学者于光远说：“研究玩具文化，这是一项伟大的事业，对于未来新一代聪明才智有巨大的影响。”在我看来，玩具是人生的第一本教科书，玩具对一个人的成长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在国外，欧美和日本等先进国家，都十分重视玩具理论的研究和推广，从玩具发展史到玩具文化，都有深入的研究。在美国大学里，就有《玩具学》的课程开设，还出版了洋洋大观的《玩具发展史》；在日本还设有专门的“玩具文化学院”；法国、日本都有颇具规模的玩具博物馆。
作为有数千年古老文化的中国，在余姚河姆渡出土文物中就有不少玩具，包括陶制的小牛、小猪、小狗等，还有雕有花纹的石陀螺。中国玩具文化历史悠久，至少已有七千多年历史。全国各地民间玩具，更是琳琅满目，各具特色，但至今尚未有人对中国的玩具历史、玩具文化作过系统的研究。
因此，我在出国参加国际学术会议时，对美、日、新、韩等国及港台等地玩具市场做过一番考察，对全国各地别具一格的民间玩具也作了深入探索，采集了数以千计的精美玩具图片，组织对玩具有研究的教授、学者，发挥集体智慧，花了近三年的时间，合力编撰了图文并茂的《玩具论》，并于1996年12月由山西希望出版社出版，这是中国人出版的第一本有关玩具的理论专著，填补了中国学术领域的一项空白。
《玩具论》出版后，市场反响出乎意料地热烈，读者和玩具生产厂家很难再找到这本书。2009年，为适应中国新时期儿童玩具的利用和生产制造的发展，希望出版社邀请我对此书作全面的修订。我承担了这一任务，在原版的基础上，广泛汲取各方意见，充实最新资料和信息，发挥集体智慧，重新编撰而成。2011年，《玩具论》（修订版）获得了第二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
3.主编出版了中国第一部大型儿童文学工具书《世界儿童文学事典》
从事儿童文学理论研究的几十年间，我在学习和研究儿童文学的过程中，常会为缺少一部工具型的儿童文学手册而感到苦恼。有时，为了查阅一个有关儿童文学的内容翻遍资料室、图书馆的有关书籍，浪费了许多宝贵的时间。
从教数十年来，我对儿童文学研究工作的深切体会是，除自身的人生观、毅力、事业心及其他学力、资质条件外，外部的条件最重要的莫过于两项：一是资料，二是工具书。
因此，我萌发了要自己编撰一部儿童文学百科事典的念头，以满足广大儿童文学爱好者的需要。早年，我曾结合自己的儿童文学研究，主编出版了《世界著名童话鉴赏辞典》《世界儿童文学事典》。1990年，我启动了《世界儿童文学事典》的编写，这是我国第一部大型儿童文学工具书，山西希望出版社得知我编写《世界儿童文学事典》后，给予了高度赞赏和支持，并把它列入了1992年重点书选题计划。
为了实施这个计划，我邀请和精心组织了国内众多对儿童文学研究有专长的学者、作家参与编写工作。因事典涉及外国儿童文学，我又针对各国的内容尽可能邀请各国有关专家亲自撰写或提供资料。在国内外儿童文学专家、学者、作家、出版社的共同参与和帮助下，1992年8月，《世界儿童文学事典》由山西希望出版社正式出版，不仅为我国学术界填补了空白，而且为中外儿童文学学术交流起了一个桥梁、铺路的作用。也因此，该书曾荣获全国第三届“冰心儿童文学奖”。
4.播撒儿童文学种子
从事儿童文学教学、研究的同时，我一直努力播撒儿童文学的种子。1963年，我接替金近同志担任的中国作协浙江分会儿童小组组长一职，20世纪80年代，儿童文学小组扩展为儿童文学创委会，我又继续被选为主任，在这个岗位上任职了30多年。
1982年，文化部举办全国儿童文学讲习会，我应邀担任讲师，在华北、东南、西南、西北、广东、广西、湖南等地讲习会讲学。
1982年9月，浙江师院儿童文学研究室举办的第一期幼师（中师）儿童文学师资进修班，招收了22个省、市的56名学员，受到全国各地的幼师（中师）的欢迎，此后又办了两期。福建省教育厅还邀请儿童文学研究室全体人员到泉州为该省培训儿童文学师资。因此，学员几乎遍及全国。同时，我还建议以三期学员为基础创建的全国师范院校儿童文学研究会一直继续至今。
此外，我还在浙师院设立全校性儿童文学兴趣小组，培养了谢华、周晓波、王铨美、何蔚萍、盛子潮等一批作家、教授、理论家。
四、开展儿童文学国际交流
学术研究要有广泛的交流，任何一门学科的发展，都离不开中外交流，有交流才能进步，有交流才会发展。三十多年来，我始终致力于中外儿童文学的交流。1986年，应IBBY（国际儿童读物联盟）邀请，我参加了第20届IBBY东京大会，首开中国儿童文学理论国际交流之旅，同时还应大阪国际儿童文学馆邀请接着出席在大阪召开的一个仅20人参加的小型的儿童文学国际研究会议，期间还应日本儿童文学学会邀请参加了儿童文学恳谈会，做《中国儿童文学研究的历史和现状》主题演讲。
此后的30多年，我几乎每年都出访交流讲学，先后多次在韩国、日本、美国、新加坡、马来西亚（还有法国、德国、英国、丹麦、芬兰等国的国际儿童文学学术会议，都因为经费等问题未能成行，但都提供了书面论文供大会交流），以及中国的香港、澳门、台湾地区，宣传中国儿童文学，宣讲儿童文学主张，推介中国作家作品，培养儿童文学新人。
1987年，我收到巴黎国际儿童文学学会执委会秘书长珍妮•科蒂戈德弗雷的来信，成为国际儿童文学学会的第一位中国籍会员。这之后，我又陆续担任亚洲儿童文学研究会共同会长、世界华文文学学会名誉顾问、国际格林奖评委等重要的世界儿童文学学术组织的重要职务。
1988年，应新加坡歌德学院和新加坡作家协会联合邀请，出席第二届世界华文文学大会，做《中国儿童文学如何走向世界》的主旨发言。
1990年，应日本国际儿童文学馆邀请，出席大阪中日儿童文学交流会，做《1919—1959年：在“光荣的荆棘路上”跋涉——中国现代儿童文学40年的足迹》主题报告。
1991年，应新加坡国立大学邀请参加“汉学研究之回顾与前瞻”国际学术研讨会，做《40年来的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专题报告；应新加坡教育部课程发展署邀请，做《谈谈儿童文学》专题报告。
1993年，应邀参加格林颁奖纪念演讲会，做《为了孩子，为了未来》的主题演讲；应邀到日本国际儿童文学馆担任专家级客座研究员，做为期半年的儿童文学研究，做《中国近年来童话创作的创新与突破》等多场介绍中国儿童文学创作现状和态势的学术报告；应韩国儿童文学学会、韩国檀国大学等单位邀请参加首届中韩儿童文学研讨会，做《中国儿童文学的历史与现状》专题报告。
1994年，应香港大学、香港浸会大学等单位邀请讲学，做《中国儿童文学的历史和现状》演讲；应海峡儿童文学研究会邀请赴台交流，做《情·象·境·神——从中国诗艺美学传统看海峡两岸儿童诗》主题发言；应芬兰儿童文学学会邀请，参加出席芬兰著名童话作家“托芙·杨松作品研讨会”，因故未能赴会，提交书面论文《在中国小读者眼中的杨松》。
1995年，再次应香港大学邀请讲学，做《儿童文学与儿童教育》学术报告；出席上海承办的第三届亚洲儿童文学大会，做《激动人心的期待——经济腾飞给中国儿童文学带来什么？》专题发言。
1996年，在南京召开的第八届世界华文文学研讨会上，做《走向21世纪的香港儿童文学》重点发言。
1997年，在韩国首尔参加世界儿童文学大会暨第四届亚洲儿童文学大会，做《东西方文化撞击下的中国儿童文学》发言，并应韩国《童话与诗》杂志社之约，做《中国儿童文学的历史发展》演讲。
1998年，应英国加的夫大学邀请，参加“卡洛尔现象研讨会”，做题为《幻想的伟大胜利》大会书面发言。
2001年，应香港中文大学邀请讲学，开设《中西儿童文学之比较》课程讲座。2002至2003年，两次应邀到马来西亚做巡回讲学，并在大连举办的第六届亚洲儿童文学大会上，做《从口水吐向安徒生到哈利波特热》发言。
2006年，应邀出席韩国首尔举办的“第二届世界儿童文学大会暨第八届亚洲儿童文学大会”，被授予儿童文学理论贡献奖，颁奖词这样评价：“蒋风先生是代表中国儿童文学研究学术界的学者，曾任浙江师范大学教授。已出版《儿童文学概论》（1980年）、《幼儿文学概论》（2005年）等，把中国儿童文学理论提升到了世界级的水平，其贡献获得亚洲儿童文学界之具体肯定，特此给予理论贡献奖。”
2011年，我荣获国际格林奖，拿到100万日元的奖金后，我便想办一个儿童文学理论贡献奖，推动中国的理论研究。通过努力，终于在2014年设立了“蒋风儿童文学理论贡献奖”，每两年评一人。
在频繁的中外儿童文学学术交流中，我还写下了大量的介绍论文和在各国考察儿童文学的考察文章，1998年1月我将这些文章收集成册，出版了《海外鸿爪录》（希望出版社）。2002年10月，我又出版了《儿童文学史论》一书。通过这两本书，我想让世界认识中国儿童文学，也让中国更进一步了解世界儿童文学。
五、发挥余热
1.创建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中心
①招收非学历儿童文学研究生
1994年，根据组织部门的安排，我办了离休手续。离休后，我想该干点什么？怀着对儿童文学的热爱，我决定在已结了不解之缘的儿童文学事业中继续寻找生命之光。1994年下半年，在有关部门领导的支持下，我创办了“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中心”,免费招收非学历儿童文学研究生，至今已经20多届，600多名学员参加，学员不仅遍及中国大陆地区，且逐步延伸至港台，又扩至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日本。
我的这所“大学”实行宽进严出，20多年来，600多名参加学习的学员中只有十分之一不到的人拿到了结业证书。我给前来学习的每位学生布置的作业是：两年内，每月读一本儿童文学作品，写一篇评析；每年写一篇年度论文；两年后，写一篇结业论文并通过答辩。自学完6门课程，完成24篇作业和3篇论文，才发给结业证书。
②创办《儿童文学信息报》
非学历儿童文学研究生班办起来后，我突然变得异常忙碌。每天，都会接到十多位学员的来电来信，咨询有关儿童文学方面的问题。学员所提的问题大体都一致，我要一一答复，实在有些力不从心。于是，我又自费创办了《儿童文学信息》报，并请著名作家、诗人臧克家题写了报名。再向宣传部门了解内部办报纸及印刷的申请、审批手续，并向金华市委宣传新闻出版主管单位成功地申办了《（金宣）内字1—0030号许可证》。
办报这么多年，我始终一人完成组稿、选稿、编辑、画版、送印、校对、通读清样等所有工作。《儿童文学信息》报每期印3000至3800份，它不仅是学员们的辅助读物，而且给全国各地儿童文学研究者、工作者和爱好者们提供了儿童文学动态消息和作家作品、评论文章；其中有500份寄往国外和中国港台地区，成为祖国大陆儿童文学对外交流的一个窗口。
③举办全国儿童文学讲习会
我的非学历儿童文学研究生平时都以自学为主。每年暑假，我会举行一次儿童文学讲习会，给学员们面授。20多年来，我邀请了国内儿童文学界的专家、教授及作家为学员讲课。
专家们的讲学各有侧重：理论家侧重在宏观上归纳、预测创作的规律，儿童文学作家们侧重从擅长的创作领域并结合自身的作品进行讲解、分析。参加学习的学员们都有强烈的求学热情，大家一般都有稳定的工作，冲着对儿童、儿童教育的热爱和对发展儿童文学专业的热情，把儿童文学作为一门潜心研究的学科来学习。学习中，学员们总会有许多的专业问题与专家、学者互动提问，使每一届讲习会都办得充满浓厚的学术氛围。
20多年来，让我欣喜的是，一大批儿童文学爱好者通过自身的努力成为了儿童文学创作、教学等领域的优秀代表，汤汤从一名小学老师成为国内著名儿童文学作家就是一例，现在她是浙江师范大学教授。
2.推广儿童文学阅读、推广童诗教学
从离休开始，我还一直致力于推广阅读和倡导私人藏书公益化并积极投身公益小书房建设，让越来越多的少年儿童爱上阅读。同时，我还积极推广童诗教学。我从金华起步，先后在金师附小、环城小学、新世纪学校、江滨小学等学校推广儿童诗，继而扩大到省内、全国直至马来西亚的华人孩子中，并在海外华人子弟中办“蒋风爷爷教你学写诗”写作营。
我先后到全国二十多所小学指导小学教师开展诗歌教学，并倡导办小诗报，成立小诗社，义务担任他们的顾问。同时，举办《蒋风爷爷教你学写诗》系列讲座，极大地激发了孩子们热爱文学的兴趣。2009年，我把多年推广儿童诗的讲课稿整理成《蒋风爷爷教你学写诗》，由重庆出版社正式出版，受到了小读者们的喜爱。2018年，《蒋风爷爷教你学写诗》又由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修订出版。
3.继续儿童文学研究
生命就像水流，只有持续注入新的活水才能不腐。人只有不断学习，生命才不会僵化。晚年，我一刻也没有停歇，继续投入儿童文学研究，修订了《儿童文学概论》《儿童文学史》等，同时，我还启动了《世界儿童文学事典》的修订任务。目的就是在儿童文学领域发出自己的声音。
我想，修订《世界儿童文学事典》不仅是每位读者的需要，也是编纂者的需要，更是学术研究的需要。准备修订时，我找到希望出版社，希望修订后的《世界儿童文学事典》能够继续得到他们的出版支持，希望出版社同意了我的请求，这也消除了我最大的顾虑。
值得高兴的是，2016年年初，抱着试试的想法，我提出申报国家课题，同样是抱着试试的态度，浙师大将我的《世界儿童文学事典》作为国家年度一般科研课题申报。意想不到却被当作国家重点课题批下来了，3年时间里我要完成一部宏篇巨著——约有300万字的《世界儿童文学事典》修订本。
课题申报后，我便在全世界范围内广发“英雄帖”，日本、韩国、马来西亚、新加坡、我国台湾地区……邀请了国内外一批长期从事儿童文学创作与研究的专家，和我一起编写《世界儿童文学事典》修订本。我清楚地知道自己老了，但我的思维还很清晰，之所以编写《世界儿童文学事典》修订本这个一般人不愿意做的课题，不是想逞英雄，只想老有作为……
不久以后，这本书将出版，这将是我国目前出版的第一部资料最齐全、内容最丰富的研究儿童文学的大型工具书，可以为全世界的儿童文学爱好者、创作者、教学和研究工作者提供一部专业百科事典，也可以在世界儿童文学领域发出自己的声音。
4.筹建国际儿童文学馆，筹建中国儿童文学历史博物馆
应该说，近30年来，中国的儿童文学创作和研究事业均获得了显著发展，国内原创和译介的少年儿童读物的出版数量逐年递增，中国儿童文学界与国际儿童文学界的交流也在不断增加。中国儿童文学热切盼望与国际儿童文学的真正携手，而当我们面向国际儿童文学的大平台观望和探寻的时候，西方儿童文学界也对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现状和未来表现出浓厚的兴趣。
因此，我就想建立一个中国的国际儿童文学馆，一方面可以更好地搜集和整合国内外儿童文学的创作和研究资源，同时也是作为中国儿童文学面向世界儿童文学并与之对话、交流的重要窗口和平台。
因此，我下定决心一定要在中国设立国际儿童文学馆，圆自己最美好的梦。经过多年的努力和不断地奔波，2007年5月25日，国内第一个国际儿童文学馆在浙师大揭牌。我捐赠了首批藏书5000多册，并出任国际儿童文学馆馆长，后来，我又捐赠了5000多册。
国际儿童文学馆的建立，也得到了一大批著名儿童文学作家的响应和支持。来自台湾的著名儿童文学作家桂文亚把收藏了近30年的三毛、林海音、余光中等作家的亲笔手稿，1000多张图片光碟和两岸儿童文学交流的资料，赠送给了国际儿童文学馆。
圆了在中国建立一所国际儿童文学馆的梦之后，我又萌发了一个梦，想再在浙师大建立一所“中国儿童文学历史博物馆”。百年中国儿童文学发展历史虽不算悠久，但它在中国文化史、思想史、文学史中都是一项丰厚的精神财富，在拥有儿童文学优秀传统的浙江师大建一所中国儿童文学历史博物馆，不仅是学校应有的文化积淀，更是丰富浙江师大特色学科的必备的建设内容。
博物馆是文明国家都有的公开大学，在大学里建设有特色的博物馆更是大学里的大学，意义深远，我曾先后参观过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物馆、日本京都大学博物馆、韩国高丽大学博物馆、新加坡国立大学博物馆、香港大学博物馆等，不仅内容丰富，设施一流，也都各具特色，确实也为这些名牌大学增光添彩。为此，我积极地建议在浙江师大建一所中国儿童文学历史博物馆，现已得到有关部门认可，并开始行动，先组织力量拜访健在老一辈儿童文学名家作口述史记录，录下影像记录，尽可能征集一些手稿、著作、老照片等实物资料，希望用5至10年时间，完成这个有伟大意义的工作。
六、我的一点感悟
在儿童文学这条光荣荆棘路，在风风雨雨中走了70年，我感触最深的一点是，儿童文学是人生最早最好的教科书，在童年时代，如果能培养孩子读书的兴趣和习惯将会一生受用不尽，而且有些书如果没有在童年或少年时代读到见到，是成长的遗憾。我一生相信儿童文学，相信书的力量，始终坚信，世上一切事情都一样，只有相信才会热爱，才会碰撞出火花来。
人要活得有意义，心里就要有梦想，有梦想才会有追求，有追求才会有奇迹。走在儿童文学这一光荣的荆棘路上，我常常把自己当作一只丑小鸭，只求有一个生存的空间，做一点有意义的工作就心满意足了。想不到的是幸运之神却不断眷顾我，从杨唤儿童文学特殊贡献奖、宋庆龄儿童文学特殊贡献奖、浙江省人民政府鲁迅文艺奖突出贡献奖到第二届世界儿童文学大会授予的儿童文学理论贡献奖，从国际格林奖评委的入选到国际格林奖，丑小鸭一下变成白天鹅，我感到惊喜，感到幸福，也感到受之有愧。我只能在有生之年多为孩子工作，多为繁荣儿童文学多尽一点微薄的力量，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