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0月20日，由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和宁波大学主办，《浙江社会科学》杂志社、宁波大学浙东文化研究院、宁波大学社科联等联合承办的“浙学论坛（2018）：浙学·新时代的文化思考”在宁波大学召开。与会专家回顾了关于“浙学”的研究进程，并就新时代浙学的建设问题进行了多角度的研讨。
在大会主旨发言中，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李景源探讨了理论思考在浙学学派和学术研究中的重要性，指出浙学研究要自觉的以唯物史观为指导，要遵循“问题先于思想”和“用现实问题研究来带动和推动基础理论”两大原则，并且注重史论结合，对浙学学术史考镜源流。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黄爱平从黄宗羲、万斯同、全祖望和章学诚的学术理念和学术实践出发，总结了四位浙东学人的学术特色和学术传承意识，指出浙东史学重视文献的学术特色和文化传承意识对于推动当代浙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对于提升文化自觉，增强文化自信起到积极的参考作用。葡萄牙中国学院研究员、暨南大学澳门研究院研究员金国平认为，自从16世纪开始，浙江一直位于中国与西方交往的前沿，这样，在西方保存了大量关于浙江的历史文献。在“浙学”的研究过程中，应当高度重视西文文献的搜集整理。他还根据西方文献，就明末杭州人李之藻的生平事迹进行考证，并且分析了李之藻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中的作用。《光明日报》国学版主编梁枢认为，学科化是当代传统文化创造性转换和创新发展的结构性支撑，也是国学实现“两创”的关键因素，而浙学作为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之一，面临着时代的变革，学科化势在必行。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包伟民指出，浙学相较于其他学派的独特优势在于文化底蕴深厚和经济相对发达、历史文化遗存丰富、浙江文化地理类型相对全面等三个方面，浙学研究要理清行政区划和文化区域的关系，不要拘泥于以地方文化本位立场来思考浙江历史文化的特点。宁波大学浙东文化研究院教授龚缨晏从拓展空间视野、突破旧的理论体系、开辟新的学术领域、引发新的学术论证体系和引发具有现代意义的新思想等五个方面阐释了西方文化对浙江学者的冲击，进而指出浙江学术文化历史悠久，自古以来不断汲取外来文化的养分，使得“浙学”历久弥新，充满活力，而这种虚心学习的精神正是“浙学”独具一格的重要精髓。
此后的分论坛研讨中，专家学者们分别就“浙学”内涵的界定、浙江历史文化专题研究、浙江籍学者及其思想文化研究、浙江地区的对外文化交流等几个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
一是“浙学”内涵的界定。“浙学”是一个经过历史沉淀而形成的概念。早在南宋时代，朱熹就提炼出“浙学”一词，并为后代学者所沿用。但在不同的时代，“浙学”的内涵也在发生变化，因此，至今为止，学术界对于“浙学”概念的界定尚无共识。本次会议上，与会学者也各主其说，大体上说来有这样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浙学”就是中国传统儒学的一个分支。浙江师范大学江南文化研究中心黄灵庚教授指出：“浙学”虽然有很多派别，但“都以‘六经’之旨为依归，以弘扬圣学为己任。他们在传统儒学的基本框架下，各自阐发、演绎，或者主修性理，或者主攻心学，或者承传中原文献之统，或者鬯扬事功，或者弥纶朝廷经制，或者修史以鉴今，或攻文以传道，最后终归于孔、孟圣学的道统”。有学者形象地将这种观点称为“浙江特色的儒学”。根据这个观点，“浙学”形成于南宋时期，因此，汉代的王充就不应列入“浙学”，因为王充在当时“充当了反儒的角色，南宋的理学家无不应当将他看作‘异端’”。有学者还提出，以时间为纵轴，“浙学”可以分为南宋浙学、明代王学、清代史学三阶段；以空间为横线，“浙学”包括吕学、永嘉学派、永康学派、北山学派、东发学派、深宁学派、四明学派、阳明学派、浙中王学、宗周学派、姚江书院学派、浙东史学派。第二种观点认为，“浙学”不应仅限于传统的儒学，而应当是指“浙江地区的学术文化”，或者说是“浙江特色的学术传统”。有学者进一步指出，“浙学”其实并不是统一的思潮与学派，它包括浙江的佛学、道学、文学、史学、方志学等学术传统。根据这个观点，“浙学”的源头也应追溯到南宋以前，汉代的王充自然应当被列入“浙学”。但是，根据这个观点，史前的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以及越文化，都不能算作“浙学”。第三种观点认为，不同时代的“浙学”，其内涵是各不相同的，今天，我们不能拾陈蹈故，墨守古人的定义，而应当从时代发出，赋予“浙学”以新的内涵。具体地说，现在所说的“浙学”，应当是指“关于浙江历史文化的学术研究”，其时间范围上起史前时代，下迄民国结束。这样，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越文化、浙江历史文化遗产的现代开发及利用问题等，都应算作“浙学”的研究范围。就人物而言，浙学的研究对象，不仅是指浙江籍人士，而且还应包括与浙江有关的外省籍人士，甚至包括与浙江有关的外国人。就文献资料而言，除了应当利用收藏在浙江及国内的资料外，还应当充分发掘海外收藏的各类文献。
二是浙江历史文化专题研究。本次研讨会提交的论文中，有很多在内容上属于个案研究，涉及到浙江历史文化的各个方面。浙江工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王姝认为良渚遗址这一“中华文化新名片”，对于推进杭州城市国际化，提升中国文化自信具有重大意义。浙江师范大学江南文化研究中心副教授孟国栋对浙江上林湖一带出土的百余件唐五代时期瓷墓志进行了探讨，认为这些墓志为深入认识这一地区的古代丧葬习俗提供了重要的文本依据。浙江农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钱彦惠对吴越国钱王家族遗址、遗物及家训资料进行了系统的整理和介绍，认为这些文化遗存反映出吴越钱王们奉行着崇佛重道，保境安民的治国理念和克己立身、严谨处世的治家之道。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金城认为，宋代两浙水旱灾害频繁发生除了与自然要素有关外，还与当时的社会环境有着直接的关联，例如，由于围湖造田、垦山为农、与海争田等不合理的经济开发活动，诱发和催化了水旱灾害频繁发生。浙江省长兴县史志办副研究员刘峰以海宁县的陈氏、查氏、杨氏、许氏、祝氏等家族为例，考察了明清时期海宁科举世家鼎盛的教育因素。宁波大学王阳明与传统文化研究所副教授邹建锋系统考察了《传习录》、《阳明先生文录》的版本源流，认为《阳明先生文录》存在着黄绾、钱德洪、佚名、董聪共四种版本体系，强调了重新汇编汇校整理阳明夫子存世文录全稿的必要性。中共湖州市委党校副教授刘正武考察了自明末至清朝灭亡浙西地区（即杭嘉湖三府二十三州县）学术文化生态的演变过程，并且认为清代浙西学术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具有鲜明的地域个性。清华大学历史系硕士生严思齐（ChariesS.Argon）对1844年宁波开埠通商后十年之间所产生的官场腐败和社会矛盾进行了细致的梳理和分析。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讲师田力认为，1844年由英国独立女传教士马利姑娘所创办的学校，其实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教会学校，而是一所英式的慈善学校。绍兴文理学院人文学院讲师梁苍泱梳理了晚清时期浙江书院考课内容的新旧变化，并以项藻馨为例，考察了这种转变对浙江精英学子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讲师白斌认为，清朝末期，舟山群岛就已经开始引进现代海洋渔业捕捞技术，民国建立后，又在舟山建立现代海洋渔业教育体系，进一步在舟山推广新式捕捞技术、现代海洋水产品加工与养殖技术。虽然民国时期的这些努力并没有取得预期效果，但为后来的海洋渔业发展奠定了基础。中共玉环市委党校副研究员陈君探讨了通过开发传统海景村落来促进乡村振兴的问题。此外，中共绍兴市委党校副教授晏东对钱塘江文化的探讨，副教授黄佳对天台山和合伦理的考察，中共浙江省委党校讲师徐律对宁波帮精神的研究，也都具颇具新意。
三是浙江籍学者及其思想研究。浙江历代人才辈出，诞生了许多影响中国历史的文化名人，故而对浙籍学者的讨论，一直是一个经久不衰的议题。本次会议中，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张学继等认为，东汉王充“是浙江史学的鼻祖”，他的“《论衡》是第一部对历史学理论论述最为完备系统的著作”。宁波大学浙东文化研究院讲师杨懿分析了王充的“疾虚妄”思想，认为它不仅与东汉初年儒家文化从中央向地方扩展的历史大背景有关，还包含着对当地文化的自觉和自信。绍兴文理学院越文化研究院副研究员钱汝平以近年来浙江省诸暨市出土的一批廖氏家族墓志为主要依据，并结合传世文献，澄清了南宋只有一个廖俣，开封廖俣和衡山廖俣实为一人的事实，同时还对廖氏家族的联姻对象也作了考察，从而揭示了南宋越中南渡家族联姻的某些特点。浙江师范大学江南文化研究中心副教授曾礼军认为，司马光的《书仪》、吕祖谦的《家范》和朱熹《家礼》这三部著作，对于宋代新型家族制度及家族礼仪的构建具有标志性意义，其中司马光的《书仪》是开创之作，吕祖谦的《家范》主要体现在宗法思想的重构上，朱熹的《家礼》则主要体现在家礼规范的定型上。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副教授贾庆军将阳明良知学说与柏拉图理念学说进行了比较，指出阳明良知学说不仅在中国思想史上意义重大，在世界思想史上也应有一席之地。浙江师范大学浙学研究院教授宋清秀以清代前期女词人张鸿逑及其所著《清音集》为例，阐述了女性在浙江学术文化史上的贡献。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陈名扬将清中前期余姚理学家陈梓作为浙东“遗二代”的典型代表，认为陈梓以“大儒”及“处士”的身份塑造并表达着自己承继道统、遗世独立、贞白不屈、恶圆嫉仇的遗民心态。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讲师罗紫鹏认为，《申报》是清末民初时期极重要的新闻及文学传播平台，特别其副刊版面更是吸纳了大量的文学创作者、吸纳了由传统向现代转型过程中的成批普通知识分子，浙江籍的撰稿者就是其中重要的代表。罗紫鹏对1913至1914年间在《申报·自由谈》上刊出的百余位撰者进行了分析，认为这些超过总数三分之一的浙江籍撰稿，从一个侧面展示了清末民初浙江知识分子的转型与变化。宁波大学教师教育学院副教授于潇考察了蔡元培“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理念，是如何在复杂的社会背景下得以在北大推行的。浙江工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左怀建认为，宁波籍作家令狐慧（董鼎山）是上世纪40年代后期海派文学主要代表作家，他的小说在叙述上创造性发挥第一人称“我”的功能，将现实与幻想隔离而融合，从而造成透明而含混的审美效果，显示区域性海派文学向全球化都市文学进展的新动向。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副教授陈雪军认为，夏承焘的《天风阁日记》真实而详尽地记录了自己治学经历、诗词创作、师友过从、函札磋商等事迹，不仅完整地保留了词作修改、品评的反馈、传播过程，还揭示了词作的传播途径和传播渠道。
四是浙江地区的对外文化交流。浙江地处中国东南沿海，自古以来就是对外交往的重要区域，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占据着重要地位，故而许多与会学者对此议题兴致盎然。宁波大学浙东文化研究院讲师张凯对日僧源信与宋僧知礼关于天台教义的二十七条问答进行了细致分析，指出源信对天台教义的把握侧重解脱论层面，但由于汉语非其母语，存在过于拘泥文字的缺陷，而知礼所主张的取融会贯通之道，则反映了中国佛教学者的一贯诠释立场。浙江工业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王定安专题考察了儒家和基督教对于祭祀礼仪的不同理解，进而探讨了中西方文化的异同。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教授阮咏梅以西文文献为主要依据，梳理了19世纪中国内地会传教士在台州的多种活动。中共舟山市委党校教授王文洪则列举了施美夫、娄礼华、丁韪良等西方传教士在普陀山的活动以及他们对佛教的认识。还有些与会者，从跨文化翻译的角度，对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副教授孙广平考察了《纳氏英文法》在近代中国的传播过程，指出该书不仅在近代中国各开放口岸中广为流行，而且还传播到北方吉林、南方云南等偏远省份；不仅被列入各类学校的英语语法学习必读书目，而且还被用做英语自学者的必备参考书，甚至还被高等学校和其他部门用作选拔人才的评测工具，因此，这部著作在近代中国英语学习史上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宁波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贺爱军对近代以来浙江籍翻译家进行了研究，分析了他们在不同时代背景下所选择的翻译策略。宁波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生费周瑛系统地考察了王阳明《传习录》在西方世界的译介过程与研究状况，认为《传习录》在西方世界的译介与研究已有近百年的历史，大致历经了萌芽发展期、高潮期以及多元发展期。其中萌芽发展期的传播主体是兼通中西方语言及文化的外国传教士、华人教徒以及留洋学者，传播方式以文本译介为主。高潮期则始于20世纪中期，以汉学家及华裔学者为主要代表，其兴起的一个重要背景，就是由于西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对人性的呼唤，导致了人们更加关注阳明学说。从上个世纪80、90年代开始，则进入多元发展期，研究群体更显年轻化，研究视角更加多元化，阳明学说还出现在西方各大高校的课本中。费周瑛的这篇文章，这对于推动国内的王阳明研究具有很高的借鉴意义。
本次会议的一个重要成果，就是形成了以下共识。第一，应当把“浙学”打造成新时代浙江的特色学术文化品牌，推动浙江文化建设。第二，应当使“浙学论坛”成为规范性的固定学术阵地，定期举办。第三，应当使“浙学”研究学科化，使“浙学”研究获得制度性的保障。第四，加快培养青年人才，使“浙学”研究后继有人。第五，通过各种途径扩大“浙学”的影响力，推动“浙学”走向社会、走向世界。参加会议的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各位负责人及与会代表表示，要采取切实措施，相互合作，尽早实现上述共识。
本次研讨会虽然只有一天，但系统提出了“浙学”研究的新理念、新目标、新路径，正式揭开了新时代“浙学”研究的大幕，对未来的“浙学”研究将产生重要的影响。
（作者：宁波大学浙东文化研究院 杨懿，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