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1月28—29日，由浙江省社会学学会主办、台州职业技术学院承办的浙江省社会学学会2015年社会学年会及省社会学学会第七届换届大会在台州职业技术学院隆重召开。本次年会以“新常态下的社会建设与发展”为主题，结合“新常态”的理念对浙江省的社会治理进行了学术交流与讨论，浙江大学的曹洋教授、台州职业技术学院的章伟教授和浙江工商大学的马良教授作了大会的主题报告。会议分为三个论坛进行,分别是“新常态下的社会建设”、“经济新常态与浙江社会发展”和“新常态下的社会治理”。这次年会共收录了有关这些主题的100篇论文。现将会议主要观点综述如下：
一、新常态下的社会建设
社会是国家、市场之外第三大重要的场域，社会的稳定关乎国家和市场的稳定，社会的发展同样也与国家和市场的发展分不开。随着经济“新常态”的提出，“新常态下的社会建设该如何？”也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与思考。社会体制改革是社会建设的活力来源，中共嘉兴市委党校讲师陈国强通过以一次街道规划编制中对居委会的意见征询为例，探寻了居委会的体制内表达与主体意向，得出居委会的主体意向是多元的，且保留了较高的自治意向，但是其也发现居委会的主体意向是有限度的。考虑到这些，他主张社区体制变革需要同时考虑以往已形成的制度化环境所造成的影响，从而有效激发社区在社会基层治理中的活力。浙江海洋学院的黄建钢教授建议建立一种积极的“社会的心理管理学”，并将之运用到国家治理体系中去，尤其是运用到现代化体系下的社会治理中去，发挥其独特的作用，创新社会治理的手段，使社会建设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以人为本”的社会。
中国乡村是中国社会得以构建的基础，是中国人心念的“根”的所在。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村大量人口的外出、劳动力的流失造成新型城镇化和农村现代化过程中社会问题开始凸显，“留守儿童”“空巢老人”“买卖婚姻”等等问题越发使人忧心。
新型城镇化和农村现代化过程研究成为了学术界的关注焦点，不少学者对此进行了探讨。其中，浙江师范大学的教师陈占江发表了题为“旧邦兴命：乡土重建的现代性方案”的讲话，他通过回顾近代以来知识分子对中国道路的探索，他发现对中国农村的建设并非简单的“西化”或是以激进的革命手段便可以完成的。在革命呼声高涨的时候，费孝通老先生提出要正确认识中国社会文化而为乡土重建寻找科学的现代性方案。费孝通老先生希望通过以重建乡土工业从而达到重建乡土社会的目的，在这一点上，他是赞同老先生的。他认为社会是一个功能和谐、自足一体的循环系统。因此，进行乡土重建应秉承总体性、主体性和嵌入性的原则渐进而行。社会重建应该着眼于整体而非某一层面进行单向度的变革，应该发挥中国民众的主体性参与而非使中国民众被动接受，应该将新制度嵌入到社会结构中去而非只是成为一个“摆设”。他还指出乡土工业的重建是乡土重建的基础，是乡土性与现代性之间的桥梁，陈占江通过对费孝通老先生的“乡土重建”方案的仔细思考，认为在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今天，“乡土重建”仍有其现实意义，社会建设有时候可能并不需要我们进行过多的外部介入，社会本就是个有机体，它的内在是和谐的，我们要做的是尊重其规律，对其进行重建，以恢复它自身的平衡。
浙江省社科院的另一学者张秀梅则从其文章“社会保育：一个乡村秩序建设的新思路”出发，通过构建“国家—社会—市场”的三维模型框架，提出了对乡村秩序的建设在于—社会保育，即对乡村社会力量的保护和培育。这三种力量的构成就像一个稳定的“三角”，哪一方的薄弱都将使其陷入一种失衡的状态之中。乡村经济的快速增长并未带来其社会相应的发展，反而使得乡村传统文化和仪式、乡村组织功能等逐渐丧失，社会力量越来越弱小。对乡村进行“社会保育”，一是对乡村当下情境的维护，二是对乡村的培育和发展。其方法和途径为：以国家力量主导的新型城镇化建设、以知识分子和“新乡绅”主导的乡村建设和发展农民自发的“基层建设”。通过这三种途径，将乡村秩序中的弱势力量—社会培育好与保护好，在达到“国家—社会—市场”三种力量平衡的基础上实现乡村秩序的稳定。
民生保障与社会公共服务供给是社会建设中的另一重要的方面，近年来，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涉及自身的保障和公共服务关注越来越多，养老问题更是成为了人们关注的核心问题，一些老无所依、老年人病死家中的新闻事件频发更是引发了我们对养老模式的思考。
在本次年会上，针对“养老”问题，杭州师范大学的张旭升副教授进行了题为“政府购买背景下民间养老组织跨部门合作能力建设研究”的发言，他以M市Y区S组织为例揭示了其进行跨部门合作能力建设的本土经验，探究了一个社会养老组织应该如何在政府购买的背景下获得成功。他采用了巴达赫的跨部门合作理论作为其理论分析框架，通过对S组织的实地研究和对其负责人的深入访谈发现，S组织在政府购买背景下的发展也经历了一定的困难，但最终转危为安，并在后来开始了与政府的合作。在不被有着利益冲突的街区接受时，S组织聪明的主动与其进行良好的沟通并带其“双赢”；注重聆听专家学者的意见，不断地完善自身，并引入社会工作的理念和方法，提高自身服务队伍的专业水平；S组借力行业协会得到他们的支持并获取一些政府控制的有限资源；组建利益相关者联盟并且与多家养老服务组织进行道义互援以实现共赢；与媒体开展活动以提高自身组织的“公信力”。S组织的成功给后来的民间社会组织留下了诸多宝贵的经验。一个民间组织的发展离不开自身内部和外部两方面的原因，对中国“强国家弱社会”背景的清晰把握也异常重要，在不同的发展阶段采用不同的策略去应对会更加有益于民间组织的健康发展。组织的跨部门合作能力的建设同样不容忽视。
同样是说“居家养老”服务模式，浙江树人大学的赵路国发表了题为“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居家养老服务研究”的讲话，他从宏观、购买者、承接者、使用者不同的层面进行了阐述。宏观层面制度的不完善，“居家养老”购买程序规范程度较低，相关制度并未真正从内容、目标、方法层面对其进行有效的界定。政府购买力不足，投入资金规模和比例使得“居家养老”服务的满意度较低。而承接政府购买的社会组织发展相对迟缓，专业化和职业化水平都还处于低层次。在使用者层面来说，大部分的老年人居家养老观念淡薄，认识不足，更愿意选择传统家庭养老。这些都使得政府购买社会组织的养老服务这一模式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并且还要不断的完善这一模式以使其推广的更远，发挥它在解决“人口老龄化”养老问题上的更大效用。
新常态下的社会建设在有条不紊的推进着，一些地方的社会建设创新之举也给我们带来了实践与经验。中共台州市委党校副教授林兴初介绍了浙江台州机关党建实行“市、县、乡（镇、街道）”的三级联动工作，形成了机关党组织整合和运行的新机制、新体系。这一体系极大地提高了机关党员干部的服务能力和水平，并有效的推进了国家治理现代化，巩固了基层政权。杭州市委党校副教授郎晓波以浙江省G县Y村村务协商议事会的经验为个案，指出在人口流动的背景下，人口的迁徙使得传统意义的村庄边界不再清晰，村务协商议事会的建立帮助了社区边界与组织进行了重塑，这在一定程度上回避了因本地人与外地人的身份边界引起的参与排斥的问题，对其他同样流动人口多的乡村有着借鉴的意义。慈溪市委党校的黄惠珍以慈溪市的协同共治社区实践为例，指出了由“政府—社区—社区其他社会力量—个人”之间的协同共治将会是社区治理的新趋势，慈溪市积极引导，创新了“六心”社区服务工作法、“365馨之家”、组建“专家团队”，对社区的建设和管理是一笔宝贵的经验财富。
二、经济新常态与浙江社会发展
社会发展是与社会建设并行的又一重大议题，浙江省的经济实力位于全国前列，经济关乎着浙江社会的发展；同样，浙江社会发展也影响着浙江经济的增缓。对新常态下浙江社会发展进行研究与关注是我们不可忽视的。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教授李文明和四川理工学院吕福玉教授探讨了“互联网+”的背景下，对互联网经济进行了新路径的拓展，形成产业互联网，实现由个人的虚拟化到产业的虚拟化，以帮助企业生产更高效，运用大数据形成网络运行方式。产业互联网的提出对互联网经济发展来说无疑是一大创新。也有学者关注到城市化进程中人口流动与迁徙；其中，较为新颖的是浙江省城市治理研究中心副研究员接栋正对流动人口待遇研究文献的梳理，认为已有文献并未有效提出解决待遇一体化的可行路径。他认为要重视流动人口的待遇问题，要厘清待遇的内涵和外延，更重要的是政策应该关注解决市民、农民、移民三大群体的待遇问题，构建与经济社会结构发展相适应的待遇结构，使“城市病”得到真正的解决。其他学者还关注了流动儿童的教育问题，提出从建设乡土工业入手使儿童流动变为“不流动”，使其受教育权利得到保障；关注了少数民族群体在浙江省内迁徙流动中的适应及其社会组织发展问题。
社会发展涉及很多方面内容，浙江社会学者选取了不同的视角和内容进行了研究。浙江省社科院的副研究员范晓光注重了社会流动的研究，运用对角参照模型分析了转型期中国的社会流动如何影响到民众的政治参与，发现了社会流动效应在不同形式政治参与中存在差异。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陆海深、孙胜梅和潘璐莎盘点了浙江实施《社会保险法》以来取得的成就及还存在的难点和问题，对《社会保险法》的进一步落实有着积极的意义。其他学者则研究了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中的影响因素、宗教在民间的兴起和在“一带一路”中发挥的作用、政府在社会保障性住房建设中应扮演的角色、农民工返乡就业的机制和农民创业型流动的类型、对消费及劳动力市场的解析、如何治理腐败的方法等等一系列与社会发展紧密相连的问题。
乡村生态环境问题同样也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近年来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城市生存成本的上升，一些加工型企业和小作坊纷纷搬到了农村进行低成本的生产，这对农村的生态环境造成了破坏，使得农村生态系统失衡，一些村庄在工业及其他的污染下，村民患癌的几率开始上升，有些村庄甚至得到了“癌症村”的“美名”。乡村应该是山清水秀、美好的，而现在的乡村却受着污染的折磨。浙江是个经济大省，伴随浙江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越来越多的人把眼光放到了生态文明与环境建设这一块，学者们也开始积极探究乡村污染的根源并寻求使之恢复山清水秀的途径。
浙江海洋学院的顾协国通过舟山市普陀区建设“全景普陀”的实践，向我们生动的展示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句话的现实含义，将生态文明融入到社会发展中的必要性。江山市委党校管家风的“浙西农村环境污染整治的现状和思考——以江山市上余镇为例”文章通过江山市上余镇调查发现上余镇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存在工业固体垃圾污染、生猪养殖污染、水污染和因部分村民不良习性造成的农村生活污染。上余镇在应对环境污染时，主要采取专项整治的措施以使环境转好。而浙西农村环境污染所面临的问题往往具有共性，其大多源于污染治理长效机制并未形成、民间力量的参与意识薄弱和民间资金活力没有充分激活等原因所导致。农村的环境污染问题一味的依赖于政府的补贴显然是不够的，一方面，政府财力有限；另一方面，行政引导式的运动式治理容易致使农村环境污染问题反弹。因此，积极的吸引民间资本的参与、推进志愿者队伍的建设、完善村规民约并建立长效的保洁机制是推进农村环境治理的有效手段，调动村民的积极性从而完成从行政引导式的运动式治理向主动参与式治理的有效转变。
陶俊生的“农户生态行为的影响因素研究”一文通过对杭州市农户有机肥施用情况的调查，对农户生态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他发现经济利益是影响农户生态行为的重要因素，尽管农户明白有机肥对种植土地的生态环境有益，但绝大多数农户在没有政府补贴的前提下不会进行购买，而仍会选择化肥或农家肥，这主要是出于对价格的考虑，好的有机肥的价格往往高于农户的承担能力。其次，农户的受教育水平和生态意识直接影响着农户的生态行为；农业技术推广程度、农户的施肥习惯、施肥是否方便、有机肥的购买渠道是否畅通、本区域的种粮大户施用肥料的情况等都影响农户是否选择有机肥，从而影响着农户的生态行为。最后，他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相应的措施，建议从政府政策、技术支撑、农业技术推广工作、生态教育等方面去引导农户推广施用有机肥。以上两位学者从实地调查入手，向我们展示了农村环境问题的严峻，值得我们进行反思，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我们的环境是否就可以忽略不以考虑？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学者们认为大自然是人生存的基础和生活的条件，因此回归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才是社会发展最好的归宿。
三、新常态下的社会治理
基层社会是我们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与老百姓联系最为紧密的，对基层社会的治理关乎民生、更关乎国家和社会整体的和谐。学者们从探讨乡县域治理新模式、社会组织在基层社会中的治理作用、村规民约在社会治理中的重要性到通过对村干部角色的分析认识了乡村治理的现状和困境。浙江工业大学吴宝副教授认为中国的县域治理模式主要经过了从“地方法团主义”模式到“三位一体统合”模式再到“后三位一体统合”模式的过程。以前的县域治理主要依靠地方政府和地方社团及企业结成的法团组织，但随着人民对于公共服务日益增长的需要，这一模式不再适应其发展。随后，县域治理进入一种“三位一体统合”的治理模式，采用“行政—政治—公司”三位一体统合机制来实现县域经济与社会的综合治理。随着经济步入“新常态”，这一模式也在进行变化，在基于对浙江多个县进行改革试点的调研的基础上，吴宝认为应该县域治理模式应该进一步变革为“后三位一体统合”治理模式，要进行大幅度的简政放权、释放县域经济增长活力；提高县域治理模式的公共参与；采用更为稳健的县域财政体制从而提供更高品质的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这一模式的提出无疑是种创新，尤其是在经济“新常态”的背景下，在通过对浙江先行试点的县（市）治理改革实践经验的分析后，浙江新模式构建取得一定成效的同时也存有一些问题。市场监管不到位，分段监管、分头监管和空白监管同时存在；社会组织行政依附色彩浓厚，利益激励机制扭曲；基层组织任务繁重，社会发展事业滞后都是其存有的问题。面对这些不足，吴宝提出应该从市场、社会组织、基层三个方面进行完善以发挥新模式的优势规避其带来的风险。
浙江社科院周盛博士则以浙江省乡镇撤并改革为例探讨了治理规模和治理能力这两个因素对治理绩效的影响。乡镇的撤并虽然在降低乡村治理成本和统筹乡村发展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其在公共服务的提供和社会治理方面面临着较大的困难和潜在的风险，乡村的撤并本是为了“便民”，可事实上治理规模的扩大使得乡镇政府“离农化”，乡镇政府难以管到乡镇的每一户；村民日益增长的公共服务需求也得不到有效的满足。致使乡镇政府治理绩效低下的原因直观的来看是其治理规模超出了有效治理的限度，但从根本原因上来说是乡镇政府现代化治理水平并未得到有效提升。现代化治理能力能有效化解治理规模所带来的困境，从而保证乡镇撤并后社会治理的水平上升。县域、乡镇治理是我国最基层的社会治理，是整个社会建设的基础，唯有基础牢固，整个社会的治理才能得到提高。
社会治理非一朝一夕能成之事，它需要长久的进行，同样，对社会治理的创新研究也从未中断过。在此次年会上，学者们对此也进行了探讨，其中，宁波市社科院的副研究员史斌就提出面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应在社会管理中关注同乡网络，利用同乡关系对流动人口形成制约性的力量，从而对流动人口进行有效的管理。其他的学者则从移民社区重建、基层社会党建创新、对城市灾害管理的机制创新、公众利用新媒体参与城市管理的建议等方面进行了论述，提出了诸多创新的建议和意见。
人是社会的基本组成，而群体是社会学关注的基本立足点。社会中存在着像体制外群体、流浪者、偏离的未成年群体、农民工等社会问题频发的群体，不对他们加以关注的话，严重的话有可能危害到社会的有效管理，因此寻求积极的应对对策成了我们的必然选择。浙江工商大学的郑春勇认为对流浪人员的救助制度应从传统的行政救助朝合作治理转变，建立一种新的由政府、非营利组织、公众及其他社会力量共同参与的合作治理模式。而针对曾经涉犯罪过的未成年人群体，夏群佩以温岭法院“阳光驿站”帮扶模式为例，认为应将未成年的社会帮扶上升到法律调整的高度，实现对这些偏离的未成年群体真正起到帮扶的作用。
网络是一个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新兴事物，它与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分不开，我们已然步入一个“网络时代”。网络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日新月异的变化，通过网络我们对外部信息的掌握变得更加迅速和及时了，但网络的虚拟性和快速传播性也带来了一些不可回避的问题。造谣、传播暴恐信息、煽动恐怖袭击、对他人人身攻击、起哄、利用网络进行欺诈等等事件层出不穷。在经济“新常态”建设的同时，国家同样提出了“互联网+”的理念，如何有效的利用好互联网规避其所带来的风险，探讨网络社会的社会治理有着深远意义。浙江省委党校的李一教授主张通过网络规范建构、网络安全保障、网络失范防控和网络主体自律等方面来保障网络社会的运行和治理。
浙江理工大学的副研究员陆高峰从微信切入作了题为“微信舆论生态治理研究的价值、现状和路径”的发言，认为用“舆论生态观”来整体、平衡、互动、和谐、全面等观念来综合看待、解决舆论生态中出现的问题，将有效地治理网络社会。同样用微信舆论生态观去研究微信的治理将会有着不一样的效果。但作者也看到了，目前用舆论生态观来进行微信研究的文献还很少，且研究层次大多较低；研究视角大多从政府、微信平台的管理和监督出发来说，基本涉及不到公众这一主体，缺少从公共治理意识的视角来进行研究。而加强微信舆论生态治理的研究，必须创新思维、转变观念、运用媒介生态、舆论生态来研究微信舆论生态的治理问题，充分调动个人、媒介、社会、国家等公共治理中的多方主体的积极性和参与度，从而真正达到对微信舆论的有效治理。
中共桐乡市委党校的许威以“‘互联网+’时代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的实践与思考”，以桐乡市为例，探索了如何将“互联网+”的思维运用到基层社会治理中去。桐乡市运用“互联网+”的思维，结合传统的社会治理部门，深化“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的工作原则，建成了多个网络平台，确保了信息在相关部门间的共享和及时传递，对解决老百姓问题和满足百姓需求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互联网+”也会带来一些潜在的问题，虽然统合了相关资源但并没有真正做到“信息惠民”，此外，在机制、人员、技术等方面也还存在一定的问题。将公众纳入社会治理中来，在“互联网+”思维的创新下，积极关注公众需求并为其提供相应的服务，用心聆听公众的意见与建议，发挥公众主体积极性，真正实现社会治理和“互联网+”的有机结合。
学者们还对宗教与社会治理进行了有益的讨论。浙江师范大学袁松“信仰消费的扩张与民间宗教市场的兴起”一文中以自己在浙东农村的田野调查为材料，分析了民间宗教市场兴起的原因及现实生存状况。他认为中国民间宗教并非西方意义中的救赎性的排他性宗教，中国的民间宗教是世俗的、多元的、弱排他性的，是渗透于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之中的。百姓崇拜的神多元，只信仰不皈依，大多出于功利性的考虑，希望通过祈求神灵的保佑从而让自己或家人能够得福、消灾减祸。他们通过请人念佛、购买价格不一的佛纸进行供奉或举办盛大的仪式来表达对神的敬仰，这带来了农村“信仰消费”的兴起。“信仰消费”在一定程度上也表现出了阶层分化的特征，农村中上层成为了需求方，有时会专门花钱请人念佛纸（这样的佛纸请专人念会更好），这就造成下层民众在一定程度上成了供给方，家庭条件不太好的老年女性成了念佛人，以赚取外快。通过烧佛纸进行“信仰消费”也是自己身份与地位的表达，是满足自身“面子”的需要。随着念佛市场的不断壮大。福村出现了专门召集、组织和监督念佛成员的“佛头”，这使得民间念佛活动更加的规范化了。不过在念佛的人不一定信佛，人们更愿意相信“念佛只是赚钱，烧佛纸才是信佛”，念佛团队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带动农村经济发展的组织。宗教在当地的兴起从侧面上来看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并促进了当地社会的稳定。
中共台州市委党校郑普建在“发挥宗教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积极作用”文章中也从宗教入手，将宗教作为一种社会资本，并倡导发挥宗教在“一带一路”中的积极建设作用。宗教社会资本在一定意义上是宗教拥有的共同价值观、宗教群体成员之间的信任程度、宗教等级和宗教群体的社交程度。作者分析了“一带一路”所涉及的伊斯兰教、佛教和基督教世界三大宗教，从宗教信任、宗教网络、宗教规范和宗教包容等要素来评价了“一带一路”范围内的宗教社会资本存量。在探究如何运用其宗教社会资本时，他认为中国应该在此区域内推动宗教宽容和宗教信仰自由，营造一个和谐的宗教环境；支持主流、合法团体的发展，设立跨地区、国际性的宗教组织；要加大对宗教活动的投入以促进双方的交流与合作；要积极投资社会资本，利用宗教关系网络凝聚社会公益力量，服务社会，使社会宗教信任普遍增强，从而使社会资本存量不断增加，更好的使宗教在“一带一路”中发挥其独特的作用。
中国是一个文化底蕴深厚的国家，传统文化对当今中国仍有着现实意义，将传统文化融入当前的社会治理之中，不失为一种创新。浙江省社科院的研究员杨建华主张汲取传统基层社会治理文化的思想和智慧、秉持以礼求和的理念，来提升基层社会治理能力和水平，实现传统基层社会治理文化的现代转型。这连接了传统和现代，以传统文化的精髓来治理现代社会的问题，开创了社会治理新的路径。
本次年会的主题切实关乎浙江社会的发展，学者们对浙江社会中出现的问题进行了深入剖析，为浙江的社会建设和发展、为浙江社会学学科建设与发展贡献了思考与智慧。年会对社会建设、社会发展和社会治理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讨，并对社会体制改革、新型城镇化、公共服务供给、美丽乡村建设、基层社会治理、网络社会治理中存有的问题进行了研究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策略，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社会发展是一个恒久的话题，我们相信社会学者在这一恒久话题上会持续以独特的学科视角对其进行广泛而深入研究，从而为社会发展与建设贡献出自己更大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