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宋文明在中国历史上有它的独特韵味。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曾指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品味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彩，无论是物质世界的光彩夺目，还是精神世界的审美意趣，宋文化总让人感到意味深长。让我们跟着《夜听宋韵》，回眸两宋文明，品味文化精髓。
早在西周先秦时期，中国的监察制度就已萌芽。周天子分封天下，为了监督诸侯、维护国家统一，建立了“天子巡狩”“诸侯述职”等一系列制度，就是中国最早的监察方式。秦朝统一天下后，废除了分封制，采用官僚体制维持国家的有效运转，这种制度下对各地官员工作实行有效监察自然更为重要。为此，秦朝设立了中国首个监察机构：御史府，掌管这个机构的最高长官被称为御史大夫，承担着纠察百官、监督皇帝等多个监察职责。御史制度的建立，标志着中国监察制度真正确立。
宋代的监察制度在历史上独树一帜，不仅完善了自隋唐以来的“一台三院”监察网络，还把监察官和言谏官合二为一，广泛推行台谏制度、允许台谏官“风闻奏事”，在中央和地方的监察制度建立上体现出了多轨制和多元化的倾向，形成了既相互独立又互相制衡的监督体系。
宋代的台谏制度分为御史台和谏院两个子系统，实际上这两者是并列又统一的，这是中国古代监察制度上的一个重大创新。宋代以前，御史与谏官相互独立，前者不得言事、后者不得纠弹；“台谏合一”使御史具有言事权、谏官具有弹劾权。台谏合一后，中央的监察对象主要是宰执大臣和行政官员，据文献记载：“凡朝政得失，大臣至百官任非其人，三省至百司事有违失，皆可谏正。”宋太宗时期，太子赵元禧因违反礼仪被御史中丞劾奏后愤愤不平，向太宗申诉说：“臣天子儿，以犯中丞故被鞫jū，愿赐宽宥”。太宗不仅未加偏袒，反而告诫元禧，并坚定地支持监察官员的纠弹。
在宋代，如果官员仪容不整也会被弹劾甚至丢官。咸平三年（公元1000年）的一次群臣朝会，宰相张齐贤醉酒后上朝，冠冕不正、几乎摔倒殿上，御史中丞弹劾其失仪。张齐贤自辩说是饮酒御寒至醉，并顿首谢罪。真宗表示“卿为大臣，何以率下？朝廷自有典宪，朕不敢私”，遂免其相。
宋代的地方监察体系则分别由监司、走马承受和通判等组成。在路（相当于省）这个层级，政务设监司，由三个相对独立的机构组成：一个是转运使司，宋人把它叫做漕司；另一个是提点刑狱司，宋人把它叫做宪司；还有提举常平司，宋人把它叫做仓司。三司分别管理财赋、司法与救济、水利等事务，但同时又负责监督这一路的州县官员。在军队管理方面设有帅司，就是安抚使司，既是驻扎地方的最高军事长官，也同时负有监察军队的职能。监司和帅司在两宋时期都有。北宋时期，路级层面还有一个监察机构叫做走马承受，从太祖晚年开始设立，到南宋高宗初年才取消。它的职能按照有关史料记载，"耳目承受，实司按察"，类似现在的巡视组。
在府、州层面，则设立通判。通判是州府的副长官，但权力很大，州府凡下发有关公文、实施有关政务，都需要通判附署，否则不能实施。知州、知府都要接受通判的监督，人们通俗地将其称为“监郡”。宋代有个轶闻故事，说一位官员即将外放地方任知州，有人问他想要到哪里去任职。他说最理想的地方就是一个有大闸蟹吃、却没有通判的地方，这样就惬意自由了。从这个故事里我们能看到，宋代多轨制和多元化的监察制度避免了权力的过于集中和滥用，确保了政治体系的稳定。
不过宋代的监察体制根本上还是基于有利于封建王朝统治而建立的，它的分权制衡、任命和罢免最终受制于君权，与近代意义上真正分权制衡的权力结构并不相同，甚至会沦为党争的工具从而出现严重偏差，苏轼的“乌台诗案”就是一例。到了秦桧专政时期，台谏官就完全沦落为他诬陷政敌的打手，秦桧在迫害李光、赵鼎、胡铨、张元幹的时候，就指使台谏爪牙罗织罪名从而制造了许多诗案、史案，出现了监察特务化的倾向。
宋代监察制度中出现的人治与法治的困境，对我们现代法治社会的建设具有重要借鉴意义。历史告诉当今的人们，要培育现代法治意识，要认识到法令制度是刚性的、是不能逾越的一条底线，人治与人情只能在法制轨道上延续，而绝对不能超越法制的限阈。
杭州市上城区社科联 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