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江策丨刘东意、韩艳芳:夯实政府数字化治理的制度根基

发布时间:2026-0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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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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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时代,生产资料已从土地、机器、能源、原材料等传统物质设备扩展到数据、算法、算力、数字平台等新型虚拟要素。这些新型生产资料的出现,推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重心从“物质形态”向“数字形态”转变。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为政府推进数字化治理奠定了根本制度基础,确立了其人民性的核心属性。通过对技术至上、技术异化等倾向的理性审视与规范引导,政府能够进一步夯实数字化治理的制度根基,推动数字化治理回归以人民为中心、服务人的全面发展的本质要求。

制度框架与运行逻辑

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数字化转型,从根本上决定了政府数字化治理的制度属性与底层逻辑。政府数字化治理一旦脱离生产资料所有制这一根本依托,便会丧失其社会主义制度属性,陷入“唯技术主义”的工具理性陷阱。因此,我国政府数字化治理绝不能偏离社会主义所有制这一根本制度方向,必须始终锚定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的制度根基,避免数字技术沦为催生数字劳动异化的手段。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数字化转型,从根本上重塑了政府数字化治理的制度框架与运行逻辑。

生产资料数字化转型需要对数字化生产资料进行权属界定,这奠定了政府数字化治理的产权基础。数字时代,数据要素成为最核心的生产资料。我国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的制度架构要求公共数据国家所有、全民受益。政府通过法定制度安排对政务及公共事务数据等进行确权,明确其公有产权属性。如果缺乏对数字化生产资料的清晰产权界定,政府数字化治理将失去明确的行权依据与责任归属,极易导致治理主体权责边界模糊,为资本扩张留下了制度漏洞,彻底背离其公共价值导向。这种清晰的产权界定,有效保障了政府对公共数据资源的绝对控制权,从根本上杜绝了资本对公共数据的无序扩张与利益裹挟,并确保公共数据始终为人民服务。

生产资料数字化转型促成生产关系的数字化重塑,这要求数字政府对该新型关系进行规范与调节。数字时代,政府角色并非单一的行政管理者,更是数字平台的维护者和公共数据的运营者。政府为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秩序,对平台经济等新业态进行反垄断监管,这实质上是对数字时代生产资料(数据、算法)占有关系的干预和调节。

生产资料数字化转型倒逼政府治理制度体系的迭代创新。随着工业化向数字时代跨越,政府治理制度体系完成了从以科层制为核心的传统范式向以平台制为核心的数字治理范式的根本性转型。不过,该制度体系的迭代创新并非对传统科层制的否定,而是借助数字技术对科层制进行数字化再造,有效破除传统科层制条块分割、层级壁垒带来的治理梗阻。

以人为本的价值导向

政府数字化治理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并非单纯聚焦于技术层面的突破与应用,而是围绕人的全面发展这一根本目标展开,将“人”作为最核心的要素。纵观西方各国政府数字化治理过程,在表象上同样强调公众需求的价值导向,然而在实际操作中却受资本及政治利益集团支配,公众真实需求往往被边缘化,偏离了服务公众需求的价值轨道。这与我国将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深度融入数字政府建设全流程、全方位的做法,形成鲜明对比。但仍有一些地方存在“技术至上”的认知偏差,在数字化治理过程中常常陷入重技术、轻理念的误区。因此,在嵌入数字技术时应秉持技术服务于人的理念,警惕数字技术取代以人为本价值的行为发生。

一是对数字技术进行祛魅,让政府数字化治理走出工具理性牢笼。数字技术无疑为数字政府建设注入强大动能,然而一些地方一味沉溺于追求数字技术的先进性而忽略“为谁服务”“谁来使用”这一核心命题,更未顾及数字技术可能带来的社会失业、数字伦理等更为棘手的问题。

二是政府应防止工具理性对以人为本价值导向的异化,制约政府治理效能的提升。众多偏颇的认知会引发数字化治理的异化,譬如,过于烦琐难懂的操作流程增加了群众的使用难度,过于精密高端的技术无法有效解决群众实际问题。其不仅不会提升政府治理效能,反而会消耗大量公共资源,使数字技术最终沦为脱离群众的“镜花水月”,失去了持续发展的根基。基于此,浙江等地并非片面追逐数字技术的更新迭代,而是瞄准群众辗转于多个部门间办理事务的梗阻发力,将分散在不同部门的行政业务和服务事项整合成“一网通办”的集成服务,让群众和企业少跑腿、好办事,真正把数字化优势转化为解决现实问题的治理效能。

三是政府应锚定治理中“人的逻辑”本质,确立价值理性的主导地位。政府对数字化治理异化的矫治,首先是进行价值重塑,彻底破除技术理性迷思,锚定治理中“人的逻辑”本质,确立“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性的主导地位。在实践过程中,政府只有通过将数字技术的应用场景锁定在破解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上,才能提升数字化治理效能,使其最终体现为人民群众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本文系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课题“浙江政府数字化治理的历史唯物主义研究”阶段性成果

作者:刘东意、韩艳芳,浙江工商大学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6年3月18日8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