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6-06-02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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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推进书香社会建设”，并将其纳入“十五五”时期文化建设的重要任务。2026年2月施行的《全民阅读促进条例》，以立法形式将全民阅读从价值倡导上升为国家制度安排。低龄儿童正处于语言、情感与认知发育的关键窗口期，早期阅读作为其终身学习的逻辑起点，是实施全民阅读战略的重要基石。

当前，AI技术深度介入这一领域，成为重塑早期阅读生态的关键变量，而“技术繁荣”的背后是理论误区、商业异化与工具理性的僭越。如何在制度建设与技术变革的交汇期，系统阐明AI赋能早期阅读的内在机理，准确把握现实困境，探索契合儿童身心发展规律的优化路径，已成为深化书香社会建设、落实《全民阅读促进条例》的重要命题。

逻辑演进

AI对早期阅读的赋能并非简单的介质更替，而是以智能技术为中介，深刻重塑儿童与文本、环境及引导者之间的交互生态。其内在逻辑可依托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唯物辩证法、历史唯物主义及兴趣驱动理论，形成“价值指引—发展规律—文化机理—操作路径”四位一体的理论体系。

早期阅读可以定位为儿童接入文化世界，实现“知、情、意、行”统一发展的关键路径。AI自适应系统通过精准算法动态匹配儿童认知能力与阅读难度，助力其在挑战与技能的平衡中维持“心流状态”，推动阅读行为向习惯化演进。这种赋能模式突破了传统阅读“知识化”“碎片化”局限，使阅读回归“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本质追求。

唯物辩证法揭示了认知发展规律。唯物辩证法认为，事物的性质是通过内部矛盾运动揭示的。低龄儿童的阅读发展呈现为螺旋式上升的认知统一体：各年龄段认知发展“质”之差异，决定了引导的阶段性；而“促进智力发育与人格塑造”的根本任务，则构成贯通始终的统一性。大语言模型与计算机视觉技术将静态图文转化为沉浸式场域，巧妙化解了感官刺激与心智启蒙的对立统一。儿童在“感官体验—认知冲突—意义建构”的螺旋上升中，实现了从被动接收者向主动创造者的角色跃迁。

历史唯物主义阐明了文化传承机理。从历史唯物主义视角看，AI作为技术中介，承载着文化传承与教育实践的双重功能。早期阅读是文化上层建筑对育人基础的塑造。技术在此并非外在于人的工具，而是内嵌于文化育人过程的有机组成。通过“AI+绘本”等手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以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这种融合印证了马克思关于人们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历史的论断，彰显了技术逻辑、认知规律与文化传承在数智空间中的有机统一。

兴趣驱动理论提供了具体操作路径。该理论认为，兴趣驱动下的创造性活动能有效内化知识并养成习惯。AI赋能的操作框架植根于此：利用多模态交互激发原发性“兴趣”；通过生成式技术支持意义建构与故事续编的“创造”；在长期的精准推介与正向反馈中固化“习惯”。通过构建“兴趣—创造—习惯”的逻辑闭环，AI助力儿童完成了从“感官参与者”到“意义建构者”的蜕变。

现实困境

尽管AI赋能早期阅读的前景广阔，但实证研究表明，当前早期阅读实践仍深陷“繁荣的悖论”，存在不容忽视的脱节现象。

算法逻辑与认知规律的错位。专利计量研究显示，2016年以来，早期阅读领域AI专利申请量虽呈指数级增长，但底层研发多由计算机工程背景团队主导，缺乏坚实的教育学与发展心理学支撑。多数产品的优化目标集中于识别准确率、响应速度等硬性技术指标，对儿童语言习得阶段、注意力发展特征、社会情感需求等教育变量缺乏深入理解。这种“技术本位”导向，导致技术供给与教育需求出现结构性错位：高精尖技术难以转化为助力深层认知发展的教育产品。

快消品逻辑对服务逻辑的挤压。当前，多数AI早教产品集中在低价区间，核心功能高度雷同，表现为“功能堆砌”而非“内容深耕”。在商业红利驱动下，厂商倾向于通过快速迭代硬件外壳、包装“AI概念”获取短期利润。然而，阅读教育本质上需要数据反馈，具有“长周期、缓增长”的明显属性。当前盛行的快消品经营逻辑，导致产品教育属性严重弱化，难以满足家长对高质量启蒙的需求，甚至加剧了儿童的屏幕依赖，挤占了亲子互动时间。

技术指标遮蔽生命成长。在公共服务场域，少儿图书馆智能化建设呈现“重硬轻软”特征。调研显示，超过六成的图书馆虽配置了VR/AR设备，但大多属于通用型体验，缺乏深度的内容开发；仅有少数图书馆部署了具备交互能力的智慧馆员。决策者往往过度追求量化指标，忽视了技术介入可能对儿童社会性发展、情感联结及亲子关系造成的遮蔽。当AI被简化为“吸引流量”的工具而非支持素养发展的伙伴时，工具理性便僭越了价值理性，成为束缚儿童心智发展的枷锁。

实践进路

破解三重脱节，要超越单一的技术工具论，从理念、设计、应用、治理四个维度构建人机协同的完整生态。

理念转向：从“技术智能”到“发展智慧”。AI赋能应坚守儿童发展本位，将阅读还原为“意义生成场域”。技术设计需弱化对“标准答案”的追求，转而呵护儿童好奇心，引导儿童深度思考与创造性表达。算法权重应优先考量作品的人文深度与艺术价值，确保儿童接触的是经过人文筛选的精华，而非算法的随机投射。

设计优化：可解释性与包容性并重。针对算法“黑箱”风险，应开发分层可解释人工智能框架，向监护人提供实质性“控制面板”与风险提示，向儿童提供即时正向的过程性反馈，培养批判性数字素养。同时，践行“包容性设计”理念，打破“标准儿童”预设，针对不同认知水平、文化背景及特殊需求的儿童，构建多元学习路径，筑牢教育公平底线。

能力建设：赋能多元主体提升胜任力。家长应从被动的“技术消费者”转向“智能陪伴引导者”，掌握人机协同下的亲子共读方法；教师应从知识传授者转向人机协同环境下的教学设计者；图书馆员应从资源提供者转向“社区数字阅读枢纽”策展人。同时，建立省市县三级联动的公共服务体系，实施“弱势补偿”策略，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普惠补贴等方式弥合数字鸿沟。

治理保障：完善标准与协同监管。建立覆盖数据治理、内容安全、交互设计及产品认证的行业标准，推行“收集有界、使用有度”的操作规范，落实算法备案与影响评估制度，构建技术审查、行业监管、行政管理多维协同的治理格局，打造“技术合规、企业自律、社会共治”的良性生态。

本文系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基于心理学的公共图书馆低龄儿童早期阅读服务研究”（21NDJC039YB）阶段性成果

作者：蒋一平，浙江工业大学图书馆副馆长、研究馆员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6年5月6日第8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