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6-08-28

来源:《浙江社会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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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社会科学》2026年第3期刊载文章《以树立家庭本位落实“投资于人”》被《新华文摘》2026年第15期全文转载，全文如下：

内容提要：本文旨在揭示树立家庭本位的意义、内涵和政策含义。首先，阐释家庭作为经济社会基础单位，在投资于人、促就业、增收入、稳预期，以及建设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中的不可替代作用。其次，从物质资本报酬递减现象出发，讨论投资于人的报酬递增性质，据此提出政府作为投资于人主体，并承担主要支出责任的判断。再次，从以人为中心发展思想出发，阐述家庭作为人的载体和人口基本单位、作为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对象，在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中的作用，进而在规范经济学框架下论述家庭是民生建设的重要支撑点。最后，在总结主要论述观点的同时，简要概括本文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投资于人、家庭本位、报酬递增、规范经济学

01

引言

经济发展模式转变、增长动能转换，以及更好结合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既是宏观层面的战略部署，也从体制机制上提出微观主体完整、运行功能齐全和资源配置均衡的操作层面要求。无论从宏观层面还是微观环节出发，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更好结合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战略，以完成“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和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目标，均要求在各种微观经济主体中，更加突出家庭主体，相应地则要树立家庭本位。这既是由于家庭主体相对薄弱，更是出于投资于人的现实需要。在探讨树立家庭本位必要性和紧迫性的基础上，我们预期能够更准确地识别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短板，特别是在家庭这个基础单位的相应表现，同时对于如何强化家庭的应有功能产生更明确的思路，进而形成补齐民生改善短板和破解其瓶颈的行动目标及方案。同时，我们也可以回过头来加深对树立家庭本位必要性和紧迫性的认识。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宏观要求，在微观环节恰好汇聚于家庭这个层次。相应的功能包括作出家庭成员参与就业、取得收入、接受教育和培训的决策，在家庭层面推动生育、养育、养老抚幼、统筹家庭和职业发展，乃至执行平滑家庭收入和消费以补充社会保障等。从宏观经济层面和长期增长角度来看，实现供给侧和需求侧相统一的增长动能转换，以及接受宏观经济运行必要的引导信号，同样也体现在家庭层面。在履行人口再生产的过程中，家庭既为生产过程供给劳动力和人力资本要素，也为经济增长提供消费需求保障。值得强调的是，家庭本位特别突出家庭作为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对象，一旦这个功能有任何缺失和缺位，投资于人便有可能偏离初衷。由此可见，努力做到发展目标和发展手段相统一的要求，应该在家庭层面得到充分体现。也就是说，除了前述供需两侧增长贡献外，以人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归根结底要落脚于家庭。

长期制度建设与现实民生短板、堵点，也都在家庭层面表现出来，包括生育、养育、教育、就业、住房、医疗、养老等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方面现存的不足。基于家庭计算的人均收入及其分配状况，综合反映“做大蛋糕”效应和“分好蛋糕”效应，可以成为相对充分反映民生各领域状况的代理指标，从方法论意义上也有助于保障分析研究的科学性。经济发展成果在家庭层面的感受，恰好对应人均GDP提高被转化为居民消费扩大的程度，是现代化建设成果分享水平的切实体现。随着中国离基本实现现代化的目标越来越近，旨在分享的政策努力需要得到明显增强。下面，借助跨国数据的比较，我们可以定量描述中国的发展目标，以便把政策的努力方向、关键措施和实施力度予以具体化。

在2035年成为中等发达国家的人均GDP目标，对中国提出的具体要求是：以2020年为基期，人均GDP在10627美元的基础上，赶超大约18个国家和地区，在2035年达到或接近于22299美元，相当于2020年葡萄牙的人均GDP水平。（蔡昉，2026）同时，与家庭相关的民生福祉指标，也不妨以这些国家和地区作为参照系进行比较。例如，中国人均最终消费支出额，2020年为4050美元，2024年为5363美元，相当于人均GDP的百分比，在这两年分别为38.1%和40.3%，而2020年参照国家的该比例全部高于中国，简单平均值为59.5%。①影响居民收入增长和分配的种种因素，譬如就业、收入和预期等，同时也反映在人均GDP与人均消费之间的差别之中。

构建和完善家庭功能，借此更好实施促就业、增收入、稳预期战略的制度改革和政策调整，也具有日益凸显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例如，户籍制度导致的人户分离现象，造成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和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不均等，还影响到家庭正常履行人口再生产和人力资本培养功能。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剔除市辖区内的人户分离现象之后，2020年城镇仍有36.8%的常住人口户籍在外乡、镇和街道。其中，处在职业发展和家庭发展最关键时期的人群，人户分离现象最突出。例如，就业最活跃的20~44岁年龄人口，人户分离比例为59.1%，统计部门定义的16~24岁“青年就业人群”，人户分离比例高达60.5%，20~34岁作为生育旺盛人口，人户分离比例也高达50.9%。（蔡昉，2023）这种制度分割现象对家庭功能产生的不利影响，表现在婚姻、生育、养育、教育、养老、照料等诸多方面，造成降低民生福祉和不利于社会流动的结果。

树立家庭本位的内涵和本意，超出了家庭在经济社会活动中承担的微观基础功能。无论是否认识到或者得到阐释，家庭承载经济社会活动的功能是一种客观存在，在现实生活中无处不在，在经济学和社会学理论中也得到了应有的重视。例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加里·贝克尔（Gary Becker）把经济学方法应用于分析传统上认为的非经济现象，譬如说婚姻、生育、教育、犯罪等行为，在多数情形下就是以家庭为观察对象进行的。（贝克尔，2018）然而，贝克尔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立场出发，痴迷于实证经济学方法论，在把家庭模型化为遵循经济理性假说主体的同时，却摒弃了社会公正和社会福利等价值取向，得出诸如减少政府对家庭的补贴、社会保险制度私有化、避免政府对劳动力市场进行干预等政策主张。（Becker&Becker，1997，Part 5 Families，pp. 95-105）他从事研究所秉持的哲学基础和方法论，使其可以从实证上解释一些现象产生的纯经济原因，譬如他把生育率下降归结为妇女就业的结果，却不能规范地提出对于解决问题行之有效的建议，如生育率如何从极其低下的水平回升到更可持续的水平。（蔡昉，2024）可见，立足于以人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立家庭本位的理论和政策任务，也包括破除仅仅把家庭作为一个纯粹市场主体的“贝克尔教条”。

本文结合中国国情和当前紧迫的发展任务要求，分三个重点阐述树立家庭本位的意义。首先，阐述家庭作为经济社会基础单位，在投资于人、促就业、增收入、稳预期，以及建设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中的不可替代作用。其次，从物质资本遭遇报酬递减的现象出发，讨论投资于人的报酬递增性质，由此提出政府作为投资于人的主体，需承担主要支出责任的判断。即便展望到人工智能及其相关基础设施建设的报酬递增性，这种新技术对经济社会的影响也要求以毫不滞后的幅度投资于人。再次，基于以人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阐述家庭作为人的承载单位和人口的基本单元，以及作为基本公共服务的接受主体，在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中的作用。同时，结合既有的社会科学理论，对民生建设中的相关问题进行讨论。在总结全文主要观点的基础上，本文的最后部分提炼若干政策建议。

02

家庭作为经济社会的基础单位

家庭既是市场主体也是社会单位，在多种经济社会主体中，家庭具有一些不可替代的独特功能，譬如作为人口再生产过程的就业、收入、消费、生育、养育、教育、养老和照护等个体活动和微观行为。人民生活品质提升、民生福祉改善和共同富裕等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要求，最终也体现在家庭层面。例如，收入水平和均等性指标都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统计和计算，社会流动性也集中反映在家庭的代际流动性上面。基于跨国数据的比较，我们可以总结出一个被认为相对合理的收入分配基准。一方面，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再分配前后基尼系数变化，基尼系数的这个基准水平应低于0.4。（蔡昉，2026）另一方面，根据阿奇姆·阿扎尔（2024，第198页）引用的印度与欧洲国家对比数据，城乡收入差距（农村居民收入=1）的这个基准应小于2.0。②2024年以家庭为基础统计和计算的中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数以及城乡收入差距，分别为0.465和2.34，对照这两个基准，可以说仍然处于较高的水平（图1）。此外，根据所谓“了不起的盖茨比曲线”及其隐含的统计关系，社会流动性与收入分配状况紧密相关，（World Economic Forum，2020，p.10）过大的收入差距既可能是社会流动性过低的结果，也会反过来进一步阻碍社会流动。因此，高于基准水平的基尼系数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也意味着较低的社会流动性。

资料来源：城乡收入差距及2003年后的基尼系数，均来自国家统计局“国家数据”，网址：https：//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cn=C01；早年基尼系数数据来源可参见Cai，F.，China’s Economic Growth Prospects：From Demographic Dividend to Reform Dividend，Cheltenham，UK：Edward Elgar，2016，p.180.

家庭作为一个最微观、最基层的基本单位，延伸到全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基本上涵盖了所有人口群体的每个个人。因此，从内涵和外延上说，家庭通常可以作为人口或居民的代名词。例如，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2020年中国大陆人口总规模为14.1亿，其中91.6%为家庭户人口，即以家庭成员为主共同居住生活的人口，全国共有4.94亿个家庭，平均规模大约2.62人。至于集体户人口，即由于工作和学习等原因不具有亲属关系的人们，临时登记在一个共同的人口单位，实际上每个人也分别有自己的家庭。下面，我们特别论证三个重要的理由，回答为什么要树立家庭本位这个问题。

从宏观政策制订的角度来看，正如物质资本投资要依托企业、行业和项目，因而以这些载体为本位一样，投资于人要求确立家庭本位。由于人口生育和养育、人力资本培养、收入与消费及其平滑化、养老助老、扶弱济困，以及与社会协同互动、树立正确婚育观、形成充分的社会流动性，都以家庭作为最基本单位进行，因此，着眼于在全人群、全生命周期中培养人力资本、提供基本公共服务，以及实施各领域民生建设，应该以家庭为基本落脚点。树立家庭本位的意义在于，旨在实现上述民生目标的投资，不仅要以人力资本和民生改善为归宿，还要以家庭作为投资的直接对象，才能做到公平与效率的有机统一。一个值得指出的特征是：家庭内部通常不适用于市场交换原则和优胜劣汰原则，在优先序上强调公平先于效率、目的高于手段和最弱势者优先的原则，因此，家庭是一个微观的再分配和风险化解单位。也正因为如此，与促进家庭建设和发展相关的任何政府支持措施，应该纳入投资于人的范畴，也需要投入更多的公共资源。

从政策理念落地的实践要求来看，家庭是实施“促就业、增收入、稳预期”政策部署，以及检验政策实施效果的微观基础。家庭作为一个经济社会主体，以生活品质最大化作为目标函数，一方面，通过对人力资本投资、在劳动力市场上进行岗位搜寻与匹配，发现和抓住各种取得劳动力和其他要素报酬的市场机会，实现家庭收入最大化；另一方面，通过作出消费或储蓄的决策、购买消费产品和服务，以及获得基本公共服务等途径，以公平与效率相结合的方式最大化家庭福利。与此同时，政府和社会提供的安全保障、环境治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等公共品，也要在家庭这个微观层面得到落地和评估，据此作出是否真正做到了有效保障和改善民生，进而提高了全体人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的判断。

从这个主体的性质来认识，家庭是构成具有各种人口特征的人口整体的微观单元。一个家庭通常由一代、两代或三代成员组成，有时甚至多世同堂，包括婴幼儿、青少年、成年人和老人，可以被看作人口全生命周期的一个剖面。因此，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支持政策体系和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的各项功能，也会微缩在并且内在于家庭。首先，家庭是全社会形成合理、合意生育意愿的基本环节，作为生育、养育、教育孩子的决策和执行主体，对于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其次，家庭是一个基层的预算单位，按照家庭内公平与效率相统一的原则，常规性地作出家庭的收入和支出决策，对就业和创业予以精神和物质支持，同时帮助每个成员应对面临的短期和长期风险，从家庭层面促进代际流动。最后，以家庭为单位对终身收入进行周期性调剂和代际平滑，对儿童、妇女、病残者、老年人等处于弱势状态的家庭成员给予财务支持，在身心上实施照料和慰藉。

03

报酬递减、报酬递增和投资方向

实现长期经济增长需要投资，一般来说主要指物质资本投资。在以劳动力无限供给为特征的二元经济发展阶段，资本的储蓄和积累及其投入和产出是增长的主要制约因素，以致早期发展经济学家常以某个水平的资本积累率，作为经济起飞的必要条件。（Lewis，1954；Rostow，1991）相应地，在剩余劳动力被充分吸纳之前，这个经济增长过程不会遭遇资本报酬递减现象，因而投资回报率保持在较高水平。计量研究表明，在改革开放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经济的资本投资回报率显著高于其他国家。（Bai et al.，2006） 21世纪第二个十年开始以来，中国经济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开始消失，或者说跨越了刘易斯转折点，经济增长则遭遇到两种现象，从一个角度看便是劳动力短缺，从另一个角度看则是投资回报率下降，（白重恩、张琼，2014）都可以说是发展阶段变化的必然结果，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

我们可以通过观察资本存量与GDP的比率（资本产出比）如何随着人均GDP的提高而增大，来认识物质资本投资回报率下降的内在逻辑和统计趋势（图2）。根据世界银行2015年的国家分组标准，人均国民总收入（GNI）低于1026美元的经济体被归入低收入国家行列，人均GNI在1026~4035美元之间的经济体被归入中等偏下收入国家行列，人均GNI在4036~12475美元之间的经济体属于中等偏上收入国家，人均GNI超过12475美元则意味着成为高收入国家。③以2015年价格计算，中国人均GDP在1992年达到1117美元，标志着从此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伴随着资本深化过程，中国工业化开始加速推进，资本产出比随即出现上升趋势，投资回报率也从此有所降低。但总体来说，直到抵达一个特定的转折点，新古典增长理论预期的资本报酬递减现象并不明显，投资回报率依然保持在较高的水平上。

资料来源：资本存量数据来自“佩恩世界表”，参见PWT11.0，网址：https：//pwt-data-tool.streamlit.app/?page=Home；GDP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国家数据”，网址：https：//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cn=C01。

随着人均GDP于2007年达到4410美元，中国进入中等偏上收入阶段。一方面，劳动年龄人口趋近并随后达到峰值，劳动要素逐渐具有了短缺性质。另一方面，实现一定产出所需的资本存量越来越多，资本产出比显著提高。因此，这一时期显现出资本报酬递减的现象，并以投资回报率降低的方式影响中国实体经济。（白重恩、张琼，2014）基于“佩恩世界表”数据，我们计算了中国GDP增长率与资本存量增长率之比，并称之为GDP的资本（投资）弹性。把1978—2023年划分为三个时间段，在1978—1993年、1993—2008年和2008—2023年，中国平均GDP资本弹性分别为1.16、0.88和0.67。随着2025年中国人均GDP超过世界银行定义的高收入国家门槛，发达经济体常见的资本报酬递减现象，也将成为中国宏观经济常态，投资回报率还会继续下降，因此导致投资意愿偏弱。

一项关于中国宏观投资回报率的比较研究显示，物质资本回报的递减趋势表现为：平均资本回报率在1978—2020年平均为18.1%，其间从1978—2006年的21.6%，降低到2007—2013年的12.1%，以及2014—2020年的6%；而教育的宏观回报率在1978—2020年平均为20.7%，不仅高于物质资本投资回报率，也高于基于家庭收入计算的微观回报率，并且各类教育的宏观回报率将在今后数十年继续保持高于20%的水平。（吴舒钰等，2024）随着物质资本报酬递减现象的发生，投资方向转变应该是符合逻辑的。无论是人力资本投资的报酬递增特征，还是以提供公共品的方式改善民生，都意味着从投资于物到投资于人的转变水到渠成。利用国家统计局资金流量表（非金融交易）中资金运用的相关项目，我们可以分别构造两类资金运用，用来不完全地代表“投资于人”和“投资于物”（图3）。从中可见，随着物质资本投资回报率的降低，投资于人的资金投入增长明显加快，两类资金运用的分布也开始向投资于人倾斜：这个不完全的“投资于人”资金占比，从2010年的52.6%显著提高到2023年的59.4%。

说明：数据来自资金流量表（非金融交易）资金运用相关项目，其中“投资于人”系劳动者报酬、社会保险福利与社会补助之和，“投资于物”系资本形成总额与净金融投资之和。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国家数据”，网址：https：//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cn=C01。

在民生建设和投资于人方面，中国仍然存在着一些明显的短板和堵点，在理论和政策研究文献中也得到关注和研究，例如，本文作者曾就其中一些问题进行过研究。（蔡昉，2026）从家庭的维度来整体观察和理解这些相关现象，有助于从理论上认识问题的共同根源，进而在实践中找到解决问题的有效政策抓手。首先，对于家庭来说不可或缺的就业、收入和社会保障之间循环，既是现实民生又是福祉预期，其健康状况不仅影响消费能力和意愿，还影响家庭发展信心乃至生育意愿，应该成为公共政策的优先领域。其次，旨在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必须依托家庭这个需求主体才能找到落脚点。可见，投资于人的短板既在供给端也在需求端，打破短板的关键在于把基本公共服务落实在家庭层面。最后，落实投资于人要求以家庭为本位，协同相关领域的政策目标、手段和力度，立足于取得整体效应，服务于以人为中心的发展目的。

04

从实证经济学到规范经济学

投资于物的报酬递减性质和投资于人的报酬递增性质，固然是把更多资金和资源用于对人的投资的理由，进而从逻辑上提出树立家庭本位的要求。然而，只是从实证经济学出发认识问题并采取行动，或者说仅以回报率作为依据，希望投资导向即可发生变化还是不够的。在一篇著名的文章中，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引用了约翰·内维尔·凯恩斯关于实证经济学和规范经济学的定义：前者是探讨关于“是什么”（what is）的一整套系统知识，后者是关于探讨“应该怎样做”（what ought to be）标准的一整套系统知识。（Friedman，1968，p.23）根据这个定义，实证经济学可以告诉我们投资于物出现了报酬递减现象，但是，除非借助于规范经济学的理念和标准，我们不能得出转向投资于人的结论。更具体来说，在仅仅应用实证经济学方法而规范经济学缺位的情况下，政策还不足以保证覆盖以人为中心发展的完全内涵和外延。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解释这个结论。

包括投资在内的经济活动具有外部效应，这可能导致一些最应该关注的投资对象（人群和事物）反而受到忽略。无论是否为经济活动的积极参与者，社会中总是存在着先天或后天形成的弱势群体，如年龄、性别、健康、教育差异和外部冲击会使部分群体陷入脆弱地位，如果仅从实证经济学所论证的市场回报率出发，他们很容易被排除在投资对象之外。关于这一点，以劳动力市场上存在的“一老一小”重点人群（即青年和大龄劳动者）为例，可以具有举一反三的效果。图4展示的三条曲线，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城镇劳动力市场上青年和大龄劳动者的脆弱性及其原因。其一，分年龄组的就业率，呈现两头低、中间高的分布特点，表明青年和大龄劳动者面临着就业困难。其二，分年龄组的人均受教育年限，总体呈现随年龄降低的趋势，凸显中国教育水平的代际分布特征。其三，基于一定假设构造的“全人力资本”的分年龄组分布，呈现出同就业率类似的“倒U”形特征，可以用以解释“一老一小”脆弱性的原因。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普查数据”，网址：https：//www.stats.gov.cn/sj/pcsj/rkpc/7rp/indexch.htm。

作为就业技能依托的“人力资本”，并非唯一地表现为人均受教育年限，通过“干中学”增强技能的“工作经验”（或工作年限），无疑也是人力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是为什么青年劳动者受教育程度虽然高，却因工作经验不足在技能方面不占有劳动力市场优势地位的原因。根据麦肯锡全球研究院的经验研究，在劳动者终身人力资本回报中，学校教育与工作经验的贡献大体上各占一半。（MGI，2022）可见，如果我们把“工作年限”同“受教育年限”相加，可以得到更加全面的人力资本变量。然而，在劳动者的不同生命周期阶段上，人力资本这两个组成部分相对效果不尽相同。世界银行根据跨国经验研究绘制过一幅统计图，其中包含了一条向下倾斜的曲线和一条向上倾斜的曲线，前者表示“大脑从经验中学习的能力”随着年龄增长而递减；后者表示“学习所需付出的努力”随着成年后认知能力提高的难度增大而呈现递增趋势。（World Bank，2019，p.74，Figure4.3）借助麦肯锡和世界银行的经验结论，我们假设中国城镇劳动者的人力资本，除了平均受教育年限之外，还有数量相同的“平均工作年限”，把后者按照正态分布的方式添加到每个年龄组，即得到图中的“全人力资本”。

“全人力资本”与就业率在年龄分布上的相似性（“倒U”形曲线），说明人力资本差异是“一老一小”面对的结构性就业矛盾之原因，同时也定义了这两个重点人群在劳动力市场上的脆弱性。诚然，对这些群体进行投资可以带来人力资本回报，并且在家庭的长期收入增长中表现出来。然而，这里遇到两个实证经济学无法解决的问题。一方面，由于这类投资具有很强的外部性或社会收益性，个人和家庭通常不能得到全部人力资本回报，因此，同市场激励相对应的投资水平，与全社会受益所需要的投资水平之间，必然产生一个明显的缺口。另一方面，对劳动力市场弱势群体的投资，旨在确保他们在整体民生改善进程中均等受益，固然符合发展的目的本身，却通常不会体现在市场激励之中。事实上，遭遇这样问题的群体并不限于青年和大龄劳动者。解决这个难题，需要打破实证经济学的窠臼，以公平正义理念引领政策制订和实施。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广泛渗透，未来劳动力市场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可能涉及的人群和事物，由于以往并未出现在实证研究的案例中而受到忽略。约翰·罗尔斯采用所谓“无知之幕”这样一个思想实验指出，社会上的所有群体如同身处幕布背后，并不知道自己会具有什么样的身份、天赋、财富、信仰等个人特征。为了不因这些因素而随机地将部分群体置于不利的后天地位，旨在以社会保护为目标的制度安排，应该依据处于最不利地位的社会成员需要来确定。（Stanton，2007）约瑟夫·斯蒂格里茨（2023）天才地补充道，在这张幕布之后，人们同样不知道自己即将面临的风险。这方面最典型的情形，便是人工智能及其赋能的自动化，与经济史上伴随技术变革发生的机械化、自动化，在就业影响方面将具有根本的不同。以往自动化总是最先替代那些繁重、重复性、熟练程度低的蓝领岗位，而人工智能迄今表现出率先冲击高学历白领岗位的特征。例如，张丹丹等（2025）的研究发现，在2018年1月至2024年5月间中国劳动力市场的新增职位中，大语言模型人工智能技术暴露度较高的职业，主要集中在对受教育程度要求较高和薪资较高的白领职业，包括会计、编辑、销售及程序员等。展望人工智能就业影响的未来可能性，无论是通用型人工智能出现的确定性，还是人工智能技术路径和突破方向的不确定性，都让所有岗位都面临被替代的风险。因此，依据过去的数据预测未来的冲击，尚不足以做到应有的未雨绸缪。

这里强调规范经济学的意思是，投资的取向和力度不取决于私人回报率，甚至也不取决于社会收益率，而是根据把人作为发展目的这个理念所决定。遵循阿马蒂亚·森和玛莎·努斯鲍姆倡导的“行为能力”方法（“capacities”approach），一方面，我们可以得出执迷于实证经济学在方法论上是“跛脚”的结论，另一方面，行为能力的内涵和外延可以最大限度包络投资于人的领域和范围。例如，玛莎·努斯鲍姆给出的行为能力清单，包括生命、健康、身体完整、感官、想象力、思维力、情感、实践理性、归属关系、与其他物种的关系、玩耍和控制自身所处环境等内容。（Stanton，2007，pp.9-10）就这些方面把现实同期望进行比较，我们看到通过扩大公共资源投入，提高人的能力和家庭福祉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从哲学意义上说，我们迫切需要填平一个所谓“康德缺口”，即必然王国与自由王国之间的鸿沟，或“道德”与“世界”之间的距离。（桑德尔，2012，第143页）而按照国家作为支出责任者、家庭作为受益对象的方式，真金白银地投资于人，无论在理念上还是在实践中，都是填平这个缺口的硬道理。

05

结语和政策建议

投资于人的理念和部署，既是应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面对现实挑战的必然选择，也是实现发展目的和现代化目标的必由之路。相应地，树立家庭本位的意义和目标，不仅在于完善家庭作为经济社会活动微观单位的功能，更在于将其建设成为直接承载、体现生活品质和民生福祉的主体，以便在此基础上落实投资于人战略。家庭本位具有的发展目的和发展手段相统一的特质并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需要通过理论范式的转换、宏观政策的调整、民生保障制度的建设，以及家庭功能和机制的完善才能得到持续增强。

下面，我们就几个关键的改革领域和必要的改革举措，简要地提出政策建议。首先，把以人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作为建构性的前提条件，全方位统领各项政策的制订和实施、制度保障和机制运行，切实做到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为此在理念上要摒弃一个实证经济学的迷思，即认为民生福祉的提高可以依靠“涓流效应”自动达到。其次，在制度建设和体制机制改革的前提下，以家庭为基础单位和中心环节，推动更多财政资金和公共资源配置到基本公共服务供给领域。为此需要推动公共财政更新理念、完善体系和运行机制，确保支撑更高发展阶段上的更高民生福祉。最后，创造和完善投资于人的制度环境，要求以促进家庭建设和健全家庭功能为目标，紧盯公共资源向民生倾斜，推动一系列关键领域的改革。特别是加快推进以户籍制度为中心的体制改革，推动进城务工人员在务工城镇落户，留守儿童与父母团聚，随迁儿童进入普惠性托儿所、幼儿园和公立学校，有条件的农村老年人随落户子女进城养老。

①根据World Bank Open Data有关数据计算得出，有关数据见网址：https：//data.worldbank.org/。

②关于居民收入基尼系数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国际比较以及相对合理的基准，可参见蔡昉（2025，第199~201页和第33~35页）。

③鉴于中国在GNI与GDP之间没有显著的差异，本文进行比较时将使用后者。至于世界银行最新分组标准和说明，请参见World Bank Country and Lending Groups，网址：https：//datahelpdesk.worldbank.org/knowledgebase/articles/906519。

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蔡昉学部委员工作室”成果

作者：蔡昉，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一级研究员

来源：《浙江社会科学》2026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