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与式文化治理”逐渐成为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重要方式，该理念强调公众深度参与遗产的保护、运营和管理全过程。本文以永嘉县红十三军旧址的活化为例，探索“数字沉浸体验与社区共建治理”的融合路径，提出搭建红色文化数字资源中台（简称“数字中台”）、培育本土叙事与文化表达体系、深化市场化运作机制以及完善社区共建模式等具体路径，实现红色文化资源从静态遗存向动态文化场域转化。
一、场景重构：以“铁军精神”激活文化表达空间
红十三军旧址群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既是浙南革命根据地的历史核心地带，也是地方公共记忆的主要载体。“十四五”以来，当地围绕展示方式与传播路径进行系统性优化，推动遗址从静态陈列转向可体验、可互动的公共文化空间。
（一）数字沉浸体验
数字化介入改变了展陈的技术体系与叙事逻辑。VR、AR等手段与声光电技术、三维动画、互动触摸屏的组合应用，构建了情境化的历史场景，增强了不同年龄群体对革命历史的感知与理解。同时，“掌上纪念馆”APP与“云上党课”等线上平台延展了博物馆场景的时空边界，形成线下沉浸与线上学习相互支撑的供给体系。以“红星闪耀楠溪”等实景演艺为代表的舞台化再现，进一步将历史叙事与当代审美结合，提升了主题传播的可达性与受众黏性。整体上，数字化转型实现了从“物件－图文展示”到“场景－任务式互动”的迁移，为受众培育与教育功能发挥提供了技术与内容基础。
（二）群众共建机制
可持续运行有赖于社区层面的制度化参与。近年来，当地通过政府－社区协作平台，吸纳居民、退役军人与志愿者进入遗址活化的日常环节：一是承担讲解、秩序维护、环境管理等运营性工作；二是参与文创产品开发与活动组织，实现社区力量在内容与治理层面的嵌入。该机制在实践中呈现出双重效应：一方面分担了公共文化供给中的管理压力，提升了运营的稳定性；另一方面强化了居民对革命历史与地方文化的情感联结，促进文化认同的日常化生成。随着文旅要素与社区经济的耦合，遗址由单一纪念空间转化为承载教育、传播与发展多重功能的综合性文化场域，为成效评估与政策优化奠定了实践基础。
二、实践成效：文化认同与社会效能的双重释放
近年来，永嘉红十三军纪念馆积极运用数字技术，并充分发动社区群众参与，逐步形成了一套革命旧址活化与红色文化再创作相结合的新模式。原本静态的革命遗址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成为集教育、体验、旅游于一体的公共文化空间。数字手段让“铁军精神”得以直观传递，而村民、志愿者、宣讲团的共同参与则为红色文化注入了生活气息与现实温度。自2019年10月对外开放以来，红十三军旧址的客流呈持续上升态势。为提供同期背景，对县域旅游规模作简要对照：2023年永嘉县接待游客2222.88万人次，同比增长13.70%。2024年接待游客2271.15万人次，旅游总收入261.27亿元，同比增长2.20%。县域总体扩张与结构稳定，为红色旅游板块的持续增量提供了外部需求与供给条件。依据永嘉“十四五”规划，旧址年均接待增速将维持在10%左右，在当地红色文旅版图中的核心地位进一步巩固。为进一步反映其发展态势，表1列示了2021－2024年红色旅游相关数据。
文化认同方面，永嘉注重打破“展馆式”陈列的固有模式，通过沉浸式展陈、“红星闪耀楠溪”实景演艺等手段，吸引更多年轻群体走进历史、理解精神。2021年起，由党员干部、历史专家组成的“红十三”宣讲团定期面向游客开展专题讲解，讲述红军故事。与此同时，村民自发参与讲解、秩序维护、环境保洁等服务，“七一”前后自发来旧址开展纪念活动的群众规模每年均超过2万人次。自2010年启动‘重走红军路’活动以来，累计参与人数已超过2万人，显示其作为红色体验型项目的长期吸引力。多样的参与方式不仅拓展了红色传播的边界，也让社区居民在实践中获得了情感共鸣与价值认同。
在带动地方发展的层面，红色旅游的经济效益已逐步显现。2019年底，浙南红军小镇建成投用，带动周边民宿、餐饮与文创业态相继发展，使村落空间由相对静态的居住环境转变为游客高度集聚的旅游节点。2020年，以该小镇为核心的15个红色旅游景点接待游客约52.5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4.2亿元，村民人均增收超3000元。到2024年，红色旅游收入同比增速约35%，这一增长与研学、培训等新兴需求的扩展密切相关。永嘉县依托红十三军教育基地，2024年该基地分别接待游客12万余人次，党性培训学员10万多人次，形成了相对稳定的研学与培训需求。在旅游高峰阶段，住宿资源出现阶段性紧张，促进了食宿等配套产业的规模化发展。2024年，永嘉所有村社集体经济总收入均超35万元。以后九降村为例，自发展红色旅游以来至2023年，村集体经济总收入已达91.64万元。2024年，岩头镇新增民宿18家，新增床位253个，村集体经济总收入达7475.06万元，同比增长104.19%，其中经营性收入5122.81万元。2024年，该基地带动枫林镇及其周边地区推进“红军食堂”“红色民宿”等文旅业态，村民人均年增收约1.5万元。截至2025年中期，红十三军教育基地已累计接待参观者15万人次。目前，旧址核心区相关岗位的直接与间接就业规模已达数百人次，表明红色文化资源与乡村旅游业态已进入深度融合阶段，并呈现出可持续发展的态势。
可以看到，红十三军旧址的系统性开发，已经成为地方公共记忆再生产的重要场域。其现实意义不仅体现在革命精神的传播与教育功能的延续，还表现在对乡村产业、社区治理与文化认同的综合带动上，逐渐形成“遗产保护－文化培育－社会发展”的复合效应。这种转化，使旧址不仅是历史叙事的承载物，也是推动地方治理现代化与社会融合的实践平台。
注：表1中2021－2024年红色旅游数据为估算值。估算方法为：以2023年红色旅游收入（4.95亿元）为基准，结合2024年同比增速35%的约束条件，假定红色旅游收入占全域旅游收入的份额在2021－2024年间呈线性递增，并按照当年全域人均消费水平进行折算。
三、对策建议：完善红色文化场景构建的机制
就现阶段运行情况而言，红色文化场景面临三类关键约束：其一，展陈供给的叙事化与互动性不足。数字化应用多停留于技术呈现，沉浸式、任务式体验匮乏，青年受众的情感认同尚未有效形成；其二，传播体系的更新与交互能力偏弱。新媒体运维节奏不稳定、功能设计浅表，难以维系公众关注与长期黏性；其三，治理结构的协同与动员能力不足。部门统筹机制不健全，社区参与缺乏制度化安排，资金与人才投入倾向硬件建设，社会资本与专业团队的持续参与动力偏弱。上述约束共同压低了教育、传播与社区治理的综合绩效，后续需在制度统筹与机制重构上予以回应。
（一）构建本土化、多元化的精神叙事体系
红色文化遗产的活化，需要从单一的物质保护转向精神价值塑造与社会主体深度参与，突出革命精神在地方叙事中的核心地位，形成兼具地域特色与情感温度的表达体系。
一是深入挖掘地方史料，提升叙事的真实性与多样性。各地可通过口述史访谈、乡土记忆整理与人物故事收集，将革命细节和代表性人物多样化呈现，并结合方言、戏曲、广播剧等形式，增强本土叙事的亲和力。浙江临海“古城故事汇”等经验表明，贴近地方语境的叙事更易引发公众共鸣。
二是建立制度化的社区文化参与机制。可借鉴嘉兴南湖纪念馆“红色文化共建理事会”等模式，推动居民、退役军人、青年学生等多元主体常态化参与，通过“红色故事会”“社区议事”等活动，将群众性互动融入日常文化生活，强化居民的归属感与认同感。
三是加强青少年群体的参与力度，促进革命精神的代际传承。地方教育部门可将红色历史系统性融入德育课程与社会实践，组织“红色主题研学”“夏令营”等活动，推动青少年在沉浸式体验中理解革命历史、增强文化认同。
四是推动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融合传播。各地可依托高校、研究机构与青年创作者力量，围绕重大纪念日和历史节点，创作微电影、短视频、动漫等数字化作品，借助社交媒体平台形成传播矩阵，扩大红色文化在青年群体中的影响力。
（二）搭建“红色文化+数字中台”，推动平台化运营
红色文化遗产的数字化转型，需要以信息资源整合为基础，以平台化治理为支撑，逐步形成统一的数字中台体系，提升资源共享度与社会赋能效应。
一是建立标准化的数字资源库。地方文旅、党史研究与科研机构可联合推进档案、口述史、音视频等资料的系统整合，形成权威、完整且可共享的数据库。嘉兴“数字南湖”等实践显示，统一的数据平台能够提升资源利用率与跨部门协同效率，为红色文化的数字化传播奠定坚实基础。
二是拓展数字互动产品体系。根据受众细分，构建分层互动产品体系：以 VR/AR 支撑的情境化体验、课程化的线上研学、与知识测评相结合的交互模块，形成“体验－学习－评估”的闭环，提升教育成效与使用黏性。绍兴鲁迅故里数字博物馆的实践表明，差异化的交互设计扩大了受众覆盖并延伸了遗产叙事的传播半径。在此基础上，通过与高校实验室、青年创意团队建立开放接口与数据规范，支持文创衍生品与短视频等二次创作，逐步构建开放、多元的数字文化生态。
三是健全运营与保障机制。结合文化和旅游领域的政策工具，设置“专项资金+风险分担”的组合安排，引导社会资本与专业团队参与平台建设与内容运营。财政补贴、税收优惠与创新基金等工具用于维护平台的公益属性，同时提供可持续的商业化支撑；在该框架下，红色文化资源实现由静态归档向动态传播的转换，公共文化服务与社会教育功能同步增强。
上述举措依托“红色文化数字中台”实现资源端与应用端的贯通（见图1）。
（三）推动市场机制深度嵌入红色文旅运营体系
红色文化资源的长期发展不仅依赖公共财政支持，也需要通过市场机制激发产业活力与治理效能。在保持公益属性与教育功能的前提下，应通过制度设计、资本引导和产品创新，构建“制度保障－资本介入－产业运营”的互动格局。
一是探索以“项目制+平台化”为核心的运营模式，以实现资源的整体统筹与高效配置。衢州开化“旅投集团+片区公司”的经验表明，平台化运作能够集中土地、资金和建设权限，在保障公共目标的同时提升资产转化效率。
二是完善金融支持与资本引入机制。针对红色文旅项目投资周期长、风险大的特征，可设立“红色文旅发展引导基金”，并配合财政贴息、项目保险等工具，以降低社会资本参与风险。绍兴嵊州“历史文化保护贷”和丽水莲都“文化创业担保贷款”的实践显示，金融工具在纾解资金压力、鼓励民营和初创企业参与方面具有显著作用。
三是构建分层次的红色旅游产品体系，推动教育功能与消费需求的融合。怀柔“长城脚下红色小镇”的案例表明，将红色演艺、研学课程、文创街区与生态农业结合，能够满足多元化旅游需求，并拓展红色文化的社会影响力。
四是健全市场监管与动态评估机制，确保公益性不被过度商业化侵蚀。可借鉴乐山在红色遗产市场监管中的联动模式，建立跨部门协调小组，明确文旅、发改、市场监管、税务等机构职责。通过“红黑名单+整改机制”、游客满意度调查与绩效评估，强化项目运营的规范性和透明度，保障红色文化产业化发展与公共利益之间的平衡。
（四）构建社区共建共治共享的长效机制
红色文化场景的可持续发展离不开社区的深度参与与协作。遗产保护理论强调，社区不仅是价值的受益者，更是保护与活化的直接行动者。各地在推动红色文化遗产开发时，应围绕“社区主导－多元参与－制度保障”三个维度，探索常态化、可持续的共建共治共享路径。
一是打造“嵌入式”的志愿服务网络。可借鉴湖州“文化家园计划”等经验，建立红色文化志愿服务联盟，动员退役军人、党员、返乡青年等群体参与，设立讲解、演艺、接待、运营等岗位。通过分级培训与积分认证制度，并联合地方高校和社会组织提供课程支持，提升志愿者的专业化水平，推动红色文化传播与社区生活深度融合。
二是完善村民参与的议事与决策机制。可在重点村落设立“红色议事会”，吸纳村干部、村民代表、企业和政府部门多方参与，形成规范透明的议事流程。在项目规划、资金使用和运营管理中，坚持公开、记录和反馈，保障社区居民的参与权利，提升治理效能。
三是促进“红色文化+乡村经营”的融合发展。可借鉴仙居“文化合作社+农户”等模式，推动农户通过民宿接待、手工体验、导览服务和文创销售等方式参与红色文旅链条。通过设立“红色共富基金”或收益返还机制，将旅游收入部分反哺社区，用于改善公共设施与扶持弱势群体，实现文化发展与经济共享的有机统一。
上述举措共同指向一个目标：让社区居民在红色文化场景的建设与运营中拥有实实在在的获得感，从而推动文化认同、社会凝聚与经济增收的多重效益。其运行逻辑可见图2。
五、结语
文化活化路径绝非孤立存在，而是深深根植于温州的地域文化传统之中。“铁军精神”与“温商精神”的内核相通，两者交织融合，使红色文化场景不再仅仅作为一种政治符号，而是积极融入到市场经济、社会协作及居民的日常生活当中，成为增进文化认同、促进共同富裕和强化社会凝聚力的重要力量。永嘉的实践经验不仅为地方文化治理提供了鲜活的样本，更为探索文化资源可持续发展与共同富裕的新时代提供了富有启示意义的实践路径。
作者简介：
赵妍，讲师，温州理工学院；长期从事区域经济运行与地方治理研究，关注红色文化资源活化与共同富裕路径。目前，主持厅局级课题3项，其中1项为重点课题，参加浙江省社科联征文获得三等奖，温州市律师实务论文获得一等奖。在重要报纸、期刊发表理论文章多篇。本文系“浙江省社科联研究课题‘爱国主义与铁军精神’专项课题《红色记忆与铁军精神：温州永嘉红十三军旧址的历史传承与现代应用研究》（课题编号：25AGZY007N）”研究成果。
来源：之江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