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5-12-19

来源:《浙江社会科学》杂志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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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Midjourney到ChatGPT与Sora的出现，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迅猛发展正在推动文艺创作领域经历前所未有的转型。人工智能此刻已不再只是附属于创作者的工具，而是成为创作结构中不可忽视的异质性因素。以“缪斯的多元性”为线索，可以对人工智能时代文艺创作的存在论前提加以追问，并由此探寻人类与技术在创作中的共生可能。围绕这一目标，本文将依次从“差异”“交织”“失所”“共生”四个维度展开，试图揭示人类与生成式人工智能之间的绝对差异性，并进一步提出人工智能时代文艺创作中的异质共同体图景。

一、存在的“差异”：存在论语境中的“人-技”关系

在海德格尔所揭示的存在论基础中，“此在”在“畏”的经验中得以从被存在者簇拥的状态中解脱，行走于存在与存在者之间。“此在”不仅于此，还能通过“技艺”（τέχνη）的形式将存在解蔽。技艺与艺术在此层面上合一，使作品成为存在者之敞开性的保存。

与此相对，技术发展逐渐显露出独立的存在维度。唐·伊德（Don Ihde）在分析技术的不同形态时，区分了技术的体现性关系与解释学关系：前者中技术是融入人类经验的半透明中介；后者中技术则凸显为具有意向性的独立系统。吉尔伯特·西蒙栋（Gilbert Simondon）提出的“具体技术物”概念进一步指出，在自动机与控制论阶段，技术物获得了自组织能力，展现出类生物的生产逻辑。由此可见，技术拥有自身的存在论场域，它不再是纯粹的人类附属品，而是在存在论意义上与人类构成差异。缪斯的多元性也在此维度上展开：缪斯的灵光不再仅仅栖居于人类个体，而是扩散至人类与技术之间的差异领域。

二、存在的“交织”：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文艺创作基础

在人类与技术的差异性前提下，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进入创作领域，人类与人工智能逐渐构成一个差异性交织的复合领域。首先，在存在论层面，生成式人工智能通过对复杂数据的降维与重组，开辟出独特的存在论空间：人类以具身经验栖居于亲熟的大地，而人工智能则以张量矩阵与向量空间为其存在世界。其次，在具体的创作过程中，人机协同呈现出一种“类主体间性”的互动模式。以生成对抗网络为例，生成器与判别器之间的动态博弈展现了“自我创造”的潜能；人类通过提示与训练设定边界，而机器则以非人类的生成反馈拓展了创作的可能性。再次，在世界图景的层面，人工智能借助深度神经网络重组数据，生成一个动态自适应的“数据世界”，而人类则以经验、文化与语义的输入参与其中。最终，人与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双向交织重塑了创作的存在论格局，使文艺创作不再是单一主体的表达，而是差异性存在论领域彼此交织、共同生成的图景。

三、存在的“失所”：两种误置之间

然而，在差异性所奠基的交织情境中，同样潜藏着两类典型的“误置”，即超人类主义与人类中心主义。前者以过度乐观的姿态将希望寄托于技术对人类的重建，企图通过赛博化的改造实现“形态自由”。但这种立场忽视了人类赖以栖居的存在论根基，使人类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数据海洋中陷入无根状态。一旦人类完全依赖人工智能而放弃自身的独特存在基础，文艺创作便可能沦入“无根基”“无意义”“无理由”的深渊。与之相反，后者则坚守人类的独特性，以此否认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创作意义，理由是其缺乏艺术动机、具身感知与情感维度。然而，这种批评同样遮蔽了生成式人工智能独有的存在论向度，从而在潜在的人类中心主义逻辑中排除了异质性生产的可能性。两种立场虽然方向相反，却都因忽视人类与人工智能之间差异性维度的不可化约性，而共同导致了“存在的失所”。要走出这一困境，必须承认差异本身的不可通约性，并避免将双方强行纳入单一的存在论框架之中。

四、存在的“共生”：异质的人机共同体

在对两种“误置”进行批判之后，以异质性为前提的人机共同体之路便成为必须深入思考的方向。在这一框架下，人与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共生”并非建立于同质化的模仿或功能对等，而是立足于差异所构成的否定性基础。差异在此不再被视为阻碍，而是转化为创造力的源泉。在具体交互过程中，提示词与算法反馈之间并未形成平衡对话，而是以非对称的方式，在差异与异质性中激发出新的想象。

进一步说，共生关系遵循“礼物”的相互赠予逻辑：人类在提供经验的同时揭示自身的有限性，而生成式人工智能则以人类难以完全理解的生成回应作为回馈。这种赠予并非功利性交换，而是对他者的开放与自我献出。最终，在有限性的相互赠予中，人类与人工智能得以共享“共同的脆弱性”，即在彼此的缺陷与不足中形成共通的存在论根基。由此可见，这种共生并不消解差异，而是通过差异实现真正的“共在”。因此，人类与人工智能的关系应被理解为一种“独一的多样存在”的展开，而“缪斯的多元性”也在此获得了新的存在论基础。

结  语

通过对“差异”“交织”“失所”与“共生”的逐层展开，可以看出生成式人工智能介入文艺创作所带来的存在论启示。当人工智能已成为创作过程中不可忽视的力量时，缪斯便不再专属于人类主体，而是弥散于数据、算法与人类经验之间。人工智能时代的真正挑战或许并不在于技术对人类取代，而在于人类能否在承认绝对差异的前提下，于否定性与共同脆弱性的张力之中，开辟出新的共生之路。

作者简介：王琦，大连理工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入选中组部“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研究方向为美学理论、马克思主义哲学。陈昊灏，大连理工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当代西方美学、技术哲学。

原文刊载于《浙江社会科学》2025年第8期。为方便阅读，以上内容为作者主要观点摘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