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人工智能的人文主义短视——或论塞尔的理论局限

发布时间:2025-1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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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浙江社会科学》杂志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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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工智能文化领域,一直存在一种以美国哲学家约翰·塞尔为代表的人文主义观念,该观念认为人工智能不具备意识与心灵,无法真正思考,只能模拟思考。塞尔通过“中文屋”思想实验反驳图灵测试,然而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这种人文主义观念逐渐显现理论短视,深入分析其局限对塑造更具开放性与包容性的后人类文化观念具有重要意义。

1950年,图灵在《计算机器与智能》中提出图灵测试,旨在解决“机器是否会思考”的判断标准问题。测试设定为:判断者A与人类被测者B、机器相互隔离,仅通过设备交流信息,若A无法分辨B与机器,则机器被认为能思考。为反驳该测试,塞尔设计“中文屋”实验:一个不懂中文的人,依据屋内中英对照手册,可对屋外递入的中文指令做出正确回应。塞尔认为,此人虽能正确回答,却不懂中文含义,因为理解需伴随内在意识活动,而机器就如同“中文屋”里的人,仅能机械执行指令,无法真正理解,进而否定机器具备思考能力。

学界对“中文屋”实验与图灵测试是否等价存在争议,塞尔坚持二者等价,但众多学者持反对意见。塞尔强调理解需与意向相连,认为“中文屋”系统因缺乏意向活动而无理解,但核心问题在于对“理解”的界定存在分歧。塞尔承认理解需置于语言行动中,却认为语言活动中的理解是内在意识活动的体现;维特根斯坦则认为理解是内外一致的,语言的公开使用可作为理解的标准。塞尔的观点得到部分人支持,形成了一个颇具影响力的人工智能人文主义派别。塞尔的反对者多为人工智能乐观主义者,如明斯基、西蒙等。他们曾做出激进判断,认为还需20年时间计算机就可战胜人类棋手,虽实际实现时间远超预期,且明斯基对计算机模拟人类情感的设想因当时技术水平受限而落空,这似乎让塞尔的批判显得更有道理。但如今反观,塞尔理论存在许多的漏洞,“中文屋”实验仅假设人的因素,未考虑人工智能的特性。当机器介入人际交流,交流与思考的情境发生根本改变,此时是否存在理解难以简单判定。若从交流效果看,人工智能提升了交流效率,这就要求我们重新界定理解、意识、思考等概念。

塞尔对图灵测试存在误解,图灵测试关注逻辑行为,而非实在行为,应从逻辑判断性质解决智能思考问题,可塞尔却将其转化为关于有机论的争论,把图灵机等同于人的有机行为,偏离了图灵测试的核心。重新审视图灵测试,其核心是语言回应与判断标准:若语言回应接近人类水平,则机器具有思考能力。在测试中,人格特征被悬置,仅通过纯粹语言信息交流,这与当下的大语言模型有相似之处,且图灵测试机制更复杂、意义更深远。如今,人工智能已能实现类似人类的语言交流,如谷歌发布的人工智能机器人可成功订餐且不被识破,这表明人工智能能通过图灵测试,但按塞尔的标准,它无法通过“中文屋”测试,因为塞尔认为人工智能仅是复杂计算,无心灵意向与理解。然而,当人工智能可以完成以往需人类理解才能完成的任务时,说明人类式的理解并非决定性因素。塞尔所指的理解是内在的,与有机体整体相关;图灵测试则以结果判定理解与否,认为正确结果即代表理解,理解和思考是计算(语言)执行的功能。即便我们反对塞尔的理解概念,也完全可以想象哲学家们会找出另外的词汇来反对人工智能具有理解能力,比如理解性、内在感知、意识、心灵、精神之类。其目的就是为了表达一个核心观念:理解不是计算,而是一种有机体的综合能力。

塞尔认为弱人工智能可以实现,能执行人类部分功能,但强人工智能需体现人类意识与思考,相当于人类个体,“中文屋”实验正是为说明个体可做出正确语言反应却无理解。可实际上,强人工智能与弱人工智能并无本质区别,塞尔的区分仅基于功能。即便弱人工智能,如电话机器人、谷歌翻译等,也可能构成一种思考,塞尔将思考功能与生物载体混为一谈,错误地排除了人工智能具备思考或理解功能的可能性。塞尔的人工智能观点代表着旧思想观念,可称为“人工智能的人文主义范式”,该范式将人与机器截然对立,以人类有机体作为判断思想、意识等的唯一标准,否定机器具备真正的思考与理解能力。图灵则开辟了“后人类主义”哲学视野,从数学角度提出机器能思考,这一观点具有前瞻性。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如AlphaGo战胜人类围棋顶级棋手、大语言模型能自如对话并解决难题,塞尔理论的适用性越来越低,但其仍坚持以人类有机体为标准,不断添加新的有机体因素来否定人工智能的思考能力,这类反驳愈发无力。

塞尔对人工智能的质疑与他们所处时代的人工智能发展状况相关。他们认为人工智能与人类智能有根本区别,且无法具备人类的意识、心灵等伴随状况,情感更是被视为人类反对人工智能的最后堡垒,认为情感不可计算。还有学者受科幻作品影响,担忧通用人工智能未来会压倒甚至统治人类。人工智能提示我们可以从计算角度来认知自身,人类或许能与人工智能相结合,形成后人类状况。

对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恐惧是一种技术文化不适应的表现。这种不适应并非全无益处,它有利于保存既有文化形态,使之在技术迅猛发展面前得以从容应对,转换形态,保全自己。我们能够理解人文主义对人工智能的反感乃至恐惧,因为承认人工智能与人类在某种程度上的平等,实际上动摇了人类智能的神圣性,并将我们推向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未来。在这样的未来中,人类可能被人工智能超越甚至控制。因此,有必要为人类智能建立概念保护带。分析塞尔的人工智能观念,实际上是为了解开传统人文主义的思想束缚,使相对固守的人文主义观念更加开放,从封闭的有机体框架中解放出来,接纳非有机体存在。人文主义的局限性可以在这种开放观念中得到缓解,从而建立起更具活力的后人类智能观。

作者简介:王峰,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和中文系联聘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主要研究领域为美学、后人类理论、科幻理论、人工智能美学、传播理论、文学计算等。

原文刊载于《浙江社会科学》2025年第8期。为方便阅读,以上内容为作者主要观点摘录。